郑孝燮和房地产商抢地皮

　　导读：假如没有这些人在坚守，恐怕等不到人们静下心来享受，这些文化资源就已经蜕变得悄无声息了

　　郑孝燮和房地产商抢地皮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年近90高龄的老人。郑孝燮不仅记忆力惊人而且十分健谈。应 该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了，却从来都不愿意闲着，不是去开会就是去各地调研，每次都带回古代建筑照片一大摞。

　　今年他完成的几件大事是：到西安等城市调查古建筑保护情况。没有前几年走新疆沙漠、长城的劲了，可是，为了拍古代建筑的照片，爬上爬下却没有问题。

　　按照我私下的想法，这种状态，应该是个运动健将，或者像一些伟人一样，天天冲个凉水澡或者冬泳什么的，于是就理所当然地问：“您年轻的时候爱好什么体育锻炼活动？”我问话的意思很明白，他却非常莫名其妙。郑孝燮从来都不爱体育锻炼，顶多只是每天出去散散步。

　　郑孝燮从事古建筑保护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保护古代建筑和自己设计几栋著名的建筑相比，哪个更加有价值？”郑孝燮回应的是一个更加莫名其妙的表情。

　　也许，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后来接触多了，我才发现，在郑孝燮的词典里，根本就没有利益价值的大小区别。

　　因为爱好所以才有干劲。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历史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保护了不少古代建筑。1978年初，北京要修建立交桥，准备拆除德胜门箭楼，郑孝燮知道后，向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提出制止拆除德胜门的“紧急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德胜门箭楼因为有了郑孝燮而逃过一劫。

　　评议世界文化遗产推荐名单时，代表们对古城平遥口头通过，不记入推荐名单。郑孝燮一听就急了：“为什么平遥不能进入名单？”他特意给建设部部长写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所幸的是平遥后来终于进入了推荐名单，而郑孝燮在其中的作为又可以记上一笔。

　　他不仅需要东奔西走地对古建筑价值进行调查判断，更大的麻烦是，要和房地产开发商争抢地皮，才能够保护住这些文化遗产。双方力量悬殊，但郑孝燮似乎从来也不气馁。每逢到能够取得一点成绩，他都要写诗庆贺。

　　用诗来记事，也用诗歌来铭志。日积月累，他现在所写的诗歌都能够出一本不薄的诗集了。这种精神可以套用一个很时髦的词语来形容，那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小标题)一场土地争夺战

　　时到今日，郑孝燮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拍案而起，给国家主席写信的劲头了。但是，每一次硝烟四起的时候，他还是不遗余力。在北京旧城的保护上，在四合院的保护上，郑孝燮的名头都极其响亮。在一些建筑文物保护区内开发现代建筑的问题上，郑孝燮更是毫不犹豫的据理力争。他名副其实地成了与房地产开发商争抢地皮的人。

　　旧城区内有一些古旧民居，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商业繁华，人气旺盛。一些开发商眼珠子都要盯得冒火了，谁能拿到谁就能赚得满盆满钵。在古建筑保护专家的眼里，则是价值连城，毁掉了就不能重生。

　　从实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以来，我国共有101个城市榜上有名。旧城改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本是一大好事。但经历连续十多年的旧城改造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经过了前所未有的大拆大迁，许多城市的历史面貌昨是今非。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找不到一片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不难理解郑孝燮为什么会四处奔走。

　　在北京，冲突得最多的就是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建筑的细胞，是中国建筑的根。作为民间建筑的一个重要项目，紫禁城里的一些建筑、北京的王府、会馆、庙宇、祠堂多是一些大的四合院建筑与扩大，因此四合院是中国建筑的根。”很多时候，郑孝燮都这样说。他参加了无数次四合院保卫战，开了无数次的会议，但是，仍然有一些名人故居惨遭厄运。

　　在每一次的冲突中，涉及到的利益人群总是方方面面，但房地产商是一股主要的力量。和我交谈，郑孝燮总会为一些建筑文物被破坏连声叹息，也总会不由自主的提到新有进展的保护成果。

　　2000年，北京城确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面积由原先占旧城区面积的9%扩大为34%。这无疑是一件最令他高兴的事情，也是他从头至尾都参与了的一件大事。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有关部门制定了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统一了保护标准和要求。其中包括拆除保护区内的违章建筑，采取切实措施整治环境；市政设施和综合管线规划应以不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传统风貌为前提；鼓励产权单位或居民按照保护要求自行修缮房屋，达到解危目的等等。如果这些规定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北京城的古都风貌有望能够完好保存。

　　作为北京整体风貌保护的提出者，北京皇城有望打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无疑令他欢欣鼓舞。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皇城内有了很多现代化建筑，但其中的主要建筑，如故宫、景山、什刹海、南池子和各王府等景观都还在，今年历代帝王庙也将复建成功。如果能对北京皇城整体加以必要的修缮和保护，完全可以将故宫、景山、什刹海、南池子、北海、白塔寺等集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皇城内就不能再建现代的高层建筑，否则，会给皇城的整体风貌带来破坏，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审核组织所不能够允许的。”保护皇城内的风貌，这仍然需要和房地产商抢土地，郑孝燮很清楚其中的难点。一旦联合国发现世界文化遗产被破坏，即使这一荣誉已经成功申报下来，也会随时被取消掉。如果世界文化遗产的名誉被取消，无论是哪一处，郑孝燮都认为是一个耻辱。

　　“破坏城市的古代建筑，就是割断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和灵魂。我们今天的文化，不是海市蜃楼，她植根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汗水浇灌发育起来的。毁掉了文化遗迹.我们就看不见今天发展的基石，就无法告诉后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段话，可以为郑孝燮保护古建筑这么投入找一个理由。

　　(小标题)文化遗产与摇钱树

　　如果仔细算一笔帐，有些事情就可以称得上怪事。

　　好好的建筑拆除了，再在原地上建起同样式的建筑，花了大笔的资金，而且还是一个假古董，招揽生意，让游客看得大呼上当。

　　现在很多旅游景点不就是这样嘛——郑孝燮直摇头。很多地方的旅游开发，还存在认识上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管理部门把文化遗产当作摇钱树，城市中随意建造很多与风景全貌不相称的粗劣建筑，赚得了一点小利，却使整个旅游景点的气氛都遭到了破坏。

　　一些国内知名的旅游胜地，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就因为一些现代建筑比如歌厅、缆车、宾馆等的影响，申报建议早就提交了，可是迟迟不能过关。经过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再三解释，郑孝燮等学者耐心的做工作，最后，这些旅游景点才将他们眼里的一部分摇钱树“痛心”的去掉了。等到申报工作最后通过的时候，时间已经跨过了好几年。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很多人也许根本还不知情。我国的“申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早在70年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后，签约国开始陆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中国当时对此并未予以重视。直到80年代初，郑孝燮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建议我国参加公约的提案，才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后经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议，我国在1985年正式签署了《公约》，随后就开始了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目前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共有29处，居世界第3位。

　　“申遗”给旅游景点带来的经济效益自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旅游局2002年推出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纪游”，获得了极大效益。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199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第二年的游人就增加了。山西平遥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更是高达4800万元。

　　同时，世界文化遗产还可以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优惠待遇，这无异于获得“国际通行证”。作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领军人物，明清十三陵、承德避暑山庄等游览胜景的申报工作，无一不有着郑孝燮的汗水。

　　文化遗产这种资源，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只会越来越变得稀缺和惟一。在未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推力。只有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它才能够随着时间的积累而增值。过度的开发，只能起到消解文化内涵的负面效果。

　　好莱坞、麦当劳、迪斯尼文化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化，“地球人都知道”。经济上的强势力，带来了文化产品的贸易顺差。可是，有识之士也已经看到，西方文化产业的单一化缺陷已经日渐暴露，他们的发展资源动力严重不足。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好莱坞的一系列大片为例，尽管取得了可观的票房价值，但已经被人讥笑为声色之娱，只是一场视觉上的享宴。

　　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缺点，我们拥有的优势可以尽显。作为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传承至今的文化。在西方人的眼里，我国就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悠久的多元文化，日积月累地沉淀在我们的古代文化遗产之中。这些独特的人文环境，也正是我们建立文化生活的广阔空间。如今，那么多的人向往平遥古城等风景胜地，寻找古代文化自然纯朴的遗迹，也正在表示着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经济活动终究服务于人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目的。我们独特的文化优势，正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未来依托。只有将文化遗产保护得越完整，经济发展的动力才越充分，前景才越开阔。全面的保护文化遗产，而后持有更可观的价值，比那些将文化遗产“现代化”的粗暴做法，要聪明得多。可是，假如没有这些有远见的人在这里坚守，恐怕等不到人们静下心来享受，这些文化资源就已经蜕变得悄无声息了。

　　郑孝燮一边主持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一边仍然在为一些人的急功近利而担忧。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甚至不能够容忍有些人将文化遗产做经济上的打算。“现在常能听到诸如把世界文化遗产打造成什么品牌的说法。自然遗产是天然形成的，文化遗产是历史造就的，能打造什么？这些词语明显地表现出商业化的气味，把民族文化降低为低级的商品，这种只讲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做法应引以为诫。”

　　这个为保护古代建筑奔波了一生的老人，他的人格操守和艺术境界，让芸芸众生望尘莫及。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郑孝燮扛着一杆大旗从未懈怠。

　　撰文/万芳 摄影/翊峰

　　郑孝燮简介

　　1949-1952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讲师、副教授；参加了由梁思成主持的改建中南海怀仁堂会场工作以及开阔西直门城楼两侧门洞的设计与监修工作

　　1952年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设计处副处长和建筑师

　　1980年至今，历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规划局和建设部城市规划司技术顾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

　　1978年以来，先后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团建筑艺术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长城学会顾问，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顾问，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顾问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