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集团掌门人赵新先的边界

　　本刊记者 袁卫东

　　三九集团掌门人赵新先被强势的“婆婆”国资委免职，又一个曾经辉煌的人物落幕。赵的命运，不免为“中国模范生怎么了”的疑问，又增加一个最新的案例。

　　但这样的结局恰在某种宿命安排之中。20年的历史，对于“国有”此种类型企业的 人物而言，如果浮出水面，大凡有三种命运。

　　一种是不断推动企业战略大突围，成为中国的标杆企业和人物，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跻身此列；一种是企业经营得法，由著名企业家，摇身变为官员，最近的榜样是中海油老总卫留成，变身海南省长，为这个一度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未来，运筹帷幄；一种是陷入历史的循环之中，成为悲剧人物。从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到健力宝的李经纬，这样的“沉沦”，交织着体制和人性的搏斗。

　　能够跻身于第一个序列，实在是集结20年中国企业发展精髓于一身的人物。柳传志和李东生都深谙其道，充分利用“国有民营”体制，既分享其所蕴含的发展机会，将计划的利益与市场的利益结合起来，又避开其隐含的可怕陷阱；企业领导人以极其高明的政经哲学，来平衡其间尖锐冲突的分歧，直至寻找到整体的出路。在最致命的体制问题上，二人深得中国“渐进式变革”的精髓，就是做大增量、在做大的蛋糕上寻找解决旧体制的方案，审时度势，超前埋下伏笔，步步推进，最终一举突破。

　　在微观的用人层面，对应中国转型社会的问题，柳传志以联想的“天条”和“地基”，在大环境中开辟出小环境，建立自己的斯巴达克战斗方阵。而李东生则在更为实用主义的南方，让TCL人的创业激情在灵活的机会主义土壤上开花结果，李则以宽厚之仁与战略强势，统领各路“诸侯”。这是20年来，中国真正优秀企业成功所依赖的东西，以坚硬的文化，将企业与“国情”区别开来，以便坚定地执行企业战略。

　　这是一道分水岭，是走出悲剧性的历史循环的决定性步伐，柳李借此上升为中国企业界的一流人物，联想与TCL上升为中国一流的企业，引领本土企业国际化竞争的战略新突围。尽管，联想战略转型失利，TCL的跨国大并购充满风险和悬念，但这毕竟是另一重境界。

　　20年前，基于柳、李当年相同的背景，赵新先创立三九崛起于南方，成为医药行业极有进取心的企业。赵不是没有更大的雄心。赵新先曾经与柳传志、陶建幸、卫留成这些人物一道，作为中国大企业的代表，亲赴美国GE的克劳顿村，聆听杰克·韦尔奇的授课。三九成为中国举起学习GE旗帜的少数几个大企业之一，并为进军世界500强列出时间表。但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表皮。因为，赵没有解决三九出身的根本问题。

　　对于体制问题，赵始终有心而无力突破。三九对中药产业化的探究，一度迅猛的并购，都不足以成为其上升为一流企业的可靠地基。没有战略上高明的安排，没有企业文化真正的凝聚力，再高的旗帜也难免飘扬成空洞之物。

　　赵始终无法解决三九之道，而越是学习GE那动人心魄的多元化，就越会在缺失规则和底线的中国，演变为纯粹对财富的争夺和圈占，最终演变为对企业的失控。

　　结果，赵不断滑入历史的陷阱，要将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兼于一身，才能勉强掌控企业。而在更微小的细节上，人们曾看到赵的名片上，党委书记的头衔放在总裁之前……

　　或许有人指出三九的军队背景开始是一个便利的条件，最后变成企业难以超越的包袱。但这并非不可克服。同样出身于军队的联想柳传志、华为任正非，都高明地将军队战斗的纪律，注入企业的文化血液之中。而在民间，人们对于三九身上存在的社会流行通病，发出过激烈的批评。在最为艰难的文化整合中，赵或者没有找到创造力，或者议而不决，或者另有隐情。

　　下降的路就这样降临，幕布随之落下。赵以走人终局，也不算什么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