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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国内医院的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医用耗材的价格奇高，医生收入奇低”。医药品奇贵的现实，估计我们每个人都深有感受。但是“医生收入奇低”这个结论也许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毕竟在一些人眼里，医生都吃着回扣，拿着红包，富得流油。
本报记者最近对上海的医院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却基本印证了高润霖院士
的断言。
一个48岁的医学博士，在三级甲等医院里连续四年月收入未超过4000元；医学本科生毕业后几年内就1000多元的收入；一例5万元的心脏病手术，其中医生的手术费仅2000元；一位妇科副主任医师门诊挂号费为10.5元/次，但仅提取1.2-1.3元……
从报道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医生从事医疗服务的劳动价格委实太低了。在美国，外科医生的年薪平均达13.7万美元(2001年美国劳动部资料)，这样的收入是美国所有职业中最高的。律师、法官、IT从业者、飞机驾驶员……这些在我们看来绝对都是高收入职业，但在美国，这些职业的收入却普遍比医生低。
在生活中，公众和舆论总在以义愤的声音抨击医疗腐败、怒斥医德败坏。但面对医生如此之低的劳动价值，我们是否也该冷静思考一下，医生收红包拿回扣固然应该严厉抨击和制止，但这些不正之风的背后是否有无奈的心态和无奈的逻辑？
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在去年“非典”疫情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另外，我国已经实行了医疗诉讼举证倒置，这样的制度使得医生在工作中不得不承担更大压力，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充分。这时候，如果医生的收入长期低迷，肯定会影响医疗队伍的稳定。现在，这样的影响已经出现，据记者调查，在上海的一家医院，一个月内，有7名医护人员相继辞职。
医生是保障我们生命健康的职业，对于处在如此重要社会位置的群体，理应有一个体面的收入来体现他们的工作价值。而且，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医生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增强医生的抗“腐”能力，培育更健康的医德医风。
医生收入的提高，不能由患者来埋单———现在公众的医疗成本已经够高了。当前，解决医生正当收入低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调整医疗系统的利益分配，让医生能从庞大的药品利润中得到其更多的份额。不过这不是根本的办法，我们应该早日实现“医药分家”，让医院成为一个纯粹的医疗技术服务机构，大幅度提高医生技术含量的价值和医护人员劳动的价值，确保医疗质量。这样一来，医疗事业才能进入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
□本报评论员 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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