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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级医生月薪四千 医生合法收入过低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15日 09:05 新京报 罗昌平

  正教授级医生月薪不足四千元,与后勤人员同吃“大锅饭”;“高压力、低收入”迫使年轻一族转行

  本报记者 罗昌平 上海报道

  “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比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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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日,26岁的裴韬正式向院方递交辞职报告。

  作为上海中医药大学98级临床专业本科生,裴此前在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工作不到一年,但“收入太低,工作量惊人”,即便晋升到最高级别———主任医师,合法的账面收入也难过4000元。

  因此,裴韬决定放弃曾梦寐以求的医师职业,改行做医疗保险。

  医生转行年轻化

  “医学本科生一般要学5年,毕业后几年内,每月就1000多元的收入,你说他们能守得住这份清贫吗?”

  5月24日早8时至次日早8时,裴韬值班24小时,交班时,他所在的外科突然接到一个手术,协调完成手术,已是中午11时。

  “回到宿舍时人都快散架了。”裴韬说,他每天必须7点多到医院,最早也要17点才下班。

  而如此付出换来的收入每月不过千元左右。“一个月工资就700元,最少时奖金才160元,上个月加到500元。”

  目前,裴韬的54名同班同学在医院工作的只剩30人。在裴辞去三甲医院职务的同时,他的4名同学也开始寻找“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新职业。

  事实上,在国内房价最高的城市上海,年轻人拒绝从医的现象已开始受到关注。

  “我们每年要进30名医护人员,但到了年底又基本持平了,医生转行有年轻化趋势。”徐汇中心医院院长朱建民说。

  上海曙光医院主任医师郑舜华则对这种选择表示理解:“医学本科生一般要学5年,毕业后几年内,每月就1000多元的收入,你说他们能守得住这份清贫吗?”

  在次一等的二级医院,人员流失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

  浦东长航医院该院院长助理翟华披露,去年的一个月内,医院有7个医生和护士辞职。

  裴韬说,他的同学从医院出来后,大多会选择进入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企业。

  “毕竟有5年的专业学习,对这些行业比一般人要懂得多。”而他自己选择医疗保险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有人担心,医疗队伍会否因此出现断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一位负责人认为,很多二级医院现有人才的学历和专业水平,与医院应有的水平相距甚远。

  这位负责人透露,到2002年年底,该中心持有本科学历的医生占21.21%,而持大专和中专文凭的医生各占39%.作为二级甲等医院,该院整体学术水平在同类医院中处于中等水平。

  一位医学博士的生存困境

  孟炜从未将自己在上海的住址告知同事。同科室的一位医生说,主任的手机从来不开,她还在用传呼机。

  6月4日上午,七八名医护人员挤在孟炜的妇科主任办公室内,孟高挑的个头在人群中分外醒目,说话时有浓重的东北口音。

  2000年年初,孟炜被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从东北“挖”到上海。院方公开资料对这位48岁的医学博士作出描述:擅长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妇科疾病。记者通过网络搜索也查到多篇由她撰写的论文。

  “四年了,我每月收入从未超过4000.”孟炜说。

  这位正教授级医生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两部分,其中工资应发2300余元,扣除失业金、医保金、公积金、养老金等,实发数就2100元,奖金按工作量结算,每月也就1000多元。

  孟炜的丈夫至今还在东北工作,她与即将高中毕业的女儿同住上海。因单位不提供住房,房租、水电费以及日常开支每月要1000多元;而女儿一年开销在1.5万元左右。因此,她担心女儿考上大学后,“家用会更紧”。

  一个细节是,孟炜从未将自己在上海的住址告知同事。同科室的一位医生说,主任的手机从来不开,她还在用传呼机。

  医院“挖”人之初,曾承诺给孟炜提供15万元的安家费,但四年后此事已无人提及。6月8日,孟所在医院党办的一位负责人就此表示:“现在医院也有难处,应该理解。”

  上海曙光医院主任医师郑舜华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医院也有数位博士有此遭遇,另一位博士获得8万元安家费,则是因其申请到一个国家科研项目,“但这点钱在上海能做什么?”

  岳阳医院肛肠科主任孙建华,夫妇两人都是医生,一年的账面总收入为7万元左右,上大学的女儿一年开销为2万元,余下的5万元维持家庭正常支出。

  “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里,这样的收入有些寒碜。”孙建华提到,与自己同级别的一位复旦大学副教授,年收入在6万至8万元,“但他们一年却有两个长假。”

  除了核定的医疗任务,孟炜也带了5个研究生,有课题研究和教学任务。在大学上一堂课15元,30%留给科室再分配,“回报几乎为零。”

  医疗费用分配之惑

  一位妇科副主任医师将自己和医院药房包药师的工资条作了对比:两人工资分别为1782.75元和1614.83元,但包药师的奖金高于医生叶林(化名)是上海市某三级医院主任医师。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完成一个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共收手术费1200元,住院费预计3万元。这包括主刀医生、助手、护士以及麻醉师的劳动,以及手术所用材料的费用。

  “扣除药费、假体费用以及器械的折旧费,留到我科里的最后收入大约2300元。”叶林说。

  据他介绍,医疗价格共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药品,二是医用消耗品、器材的费用,三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四是医院管理费用。其中,药品、消耗品、器材占到绝大部分,“而医院医护人员技术收费基本没有体现。”

  曙光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师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科室做一例心脏病手术,费用大致为5万元,其中科室收取的手术费仅2000元,相当于总费用的1/20.这位医师提供了一个类比例子,在美国做同样的一例心脏手术,医生、麻醉师、灌注师的费用占到总体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病人所用药物、材料等费用占三分之一,医院收的床位费、器材费、护理费、住院医师费及管理服务费用也占三分之一。

  分配的问题还体现在一线医生和后勤人员之间。

  在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一位妇科副主任医师将自己和医院药房包药师的工资条作了对比:两人工资分别为1782.75元和1614.83元,但包药师的奖金高于医生。

  “从事高级复杂劳动的收入,竟然比不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后勤人员,这是极端的不公平!”这位副教授级别的医生说。

  记者多方求证获悉,上海医生工资按职称分四档,由低至高依次为: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普遍的对应工资在1000元、1400元、2000元和2500元四档浮动。

  而当地媒体对上海三级甲等医院的薪金水平也曾有报道:科室主要负责人的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一线主力医生的年薪在4万至6万之间,而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的收入高。

  另一个令人心态失衡的现象是,三级医院和一级医院之间,医生收入差距并不大。

  曾在彭浦医院(一级地段医院)工作过多年的陈晓兰医生透露,像她这样持中专文凭的地段医院一线医生,月工资加奖金也可以达到3000至4000元。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上海现行医保政策是问题的原因之一,一级、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费和药费,医保个人分别承担10%、15%、20%.由此派生的一种现象是,医保病人去三级医院诊断开药方,然后到一级医院拿药。

  一线医师的“三难选择”

  “开药时,我要考虑处方有没有超过医院规定的限额,也要考虑病人是否能够承受,还要考虑如果总是开便宜药,本月收入能不能填饱肚子。”

  一个背景是,上海的医疗保险基金长期存在超支现象。统计资料表明,2001年上海统筹到的医疗保险基金逾100亿人民币;但全年的支出达120多亿;2002年全市医保筹资110亿,其中徐汇区分配到20多亿,仅该区年终就超支2亿多。

  为此,上海市医保局给各级医院下达了医保费用定额,二级的民航上海医院去年是200万元,三级的长征医院和瑞金医院分别是2亿元和4亿元。受此约束,医院院长也会对各科室的医药费用进行统筹限量。

  于是,一个“三难选择”摆在医生们面前。

  “开药时,我要考虑处方有没有超过医院规定的限额,也要考虑病人是否能够承受,还要考虑如果总是开便宜药,本月收入能不能填饱肚子。”主任医师叶林说。

  按上海卫生局相关规定,药品费用不与医生收入挂钩。

  但在许多医院,“开单费”仍是决定医生们收入的重要依据。

  某地段医院内科医生陈虹(化名)透露,她每月必须完成10万元开单费,然后才能得到400元左右的基本奖金;超出部分则按6%提取超产奖。

  这个开单费包括检查单、治疗单及各种材料费单,医保病人的药费不纳入其中。

  4月份,因为未完成开单费任务,陈虹没有拿到基本奖金。她说,开单上其实可以做些手脚,费用就会往上跳。“我一个同事4月开单费完成了18万元,他收入有好几千。”

  所谓“开单上的手脚”,陈虹解释说,同样一剂抗生素,如果用口服,只有药品的钱;如果将口服抗生素改为打针,药品价不变,会增加注射器和人工注射两笔费用;如果改为输液,则又会增加一副输液器、一瓶盐水或一瓶葡萄糖水。

  如此,叶林所说的“三难选择”便更容易理解。另一个相关事实是,自费病人的药品费用仍然属于开单费统计范畴,与医生的收入直接挂钩。

  关于医药回扣的敏感话题,一位中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对同一病症可以开中成药,也可以开煎药,“开中成药能拿到回扣,煎药一分也没有。但从中医学治病原理看,用煎药能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科里的某些医生,一般都开中成药。”这位医生说。

  “最后一个堡垒”

  “政府对医生实行严管,但相应的津贴制度一直没有跟进,不可能根本制止腐败行为。”

  今年4月,卫生部发出医务人员禁收“红包”令。上海市卫生局也再次强调,对多次收受索要“红包”、“回扣”情节严重的医务人员,吊销执业证书;触犯刑律者移送司法机关。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局获悉,该局对全市296所医院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全市医务人员共拒收、上交病人“红包”5749人次,金额共计318.5万元。

  “政府对医生实行严管,但相应的津贴制度一直没有跟进,不可能根本制止腐败行为。”卫生经济学专家、复旦大学丁纯副教授评价。

  6月8日,上海市卫生局规划处处长诸葛立荣告诉记者,目前上海正在进行医疗机构改革规划,但具体设想正在酝酿,尚未统一宣传口径。

  “医院的薪酬矛盾,我们没有调查,所以不好发表任何意见。”上海市卫生局人事处一位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还没有将医生薪酬问题纳入改革日程。

  复旦大学医学院卫生经济教研室主任程晓明认为,目前国家推行的各项措施本意是好的,但没有抓到点子上。他主张改革两点,一是实施医院的产权、经营权改革,真正落实院长的独立人事权;二是理顺医疗收费,真正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

  “我们的改革有了很大成效,但医院是最后一个在吃大锅饭的堡垒。”程晓明说。

  6月13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将继续降低不合理的药品价格,同时适当提高优质医疗服务的价格,使医务人员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使医院的经费得到充分的保障,逐步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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