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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偏移的趋势：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的城市公众仅为城市总人口数的46.9%，而认为自己身居“下层”的城市公众则达到14.6%。调查结果表明，自认为身处社会“上层”或“中上层”的城市公众比例大体与其他国家持平，但自认为身处社会“中层”的人严重偏少，而城市公众
中自认为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数比例极高，通常超过其他国家两到三倍。(6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
城市公众自我阶层认同偏下，是我国城市“中间阶层”缺失这一客观社会情况的表现。按照专家们的测算，目前中国能够进入“中间阶层”队伍的人数只占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远没有在中国实现。
然而，超过60%的城市公众自认为身处社会“中下层”，这不仅仅体现出当前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更反映出潜藏在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变化，而这种悄然而来的心理变化，有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众生活质量改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前的居民生活水平相比，城市公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物质极度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已成为历史记忆。与占我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城市公众无疑是更大的受惠者。一般而言，城市公众所享受到的经济发展成果远多于农村公众，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实力的年增长率远高于农民。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农村公众相比，城市公众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升”而非“降”。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公众既没有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相比，也没有拿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相比。事实表明，公众不会“向下”或“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向内”选择比较目标。
多数的城市公众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富阶层作为参照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或依靠诚实劳动、或依靠合法经营、或依靠艰苦创业、或依靠巧取豪夺、或依靠权钱交易……一支人数少却手握巨大社会财富的“特殊获益者”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城市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多数城市公众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为参照物。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他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一幅幅美好图景。然而，当他们将内心曾经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时刻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照时，他们发现许多颇为沉重的生活成本原本都在自己的预料之外：一路攀升的房价、居高不下的药价、脆弱的社会保障、沉重的就业压力……现实远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美妙。于是，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大多数城市公众选择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参照物决定了比较的结果。当大多数城市公众将自己归为社会“中下层”的时候，他们内心中的“相对剥夺感”正在迅速发酵。“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忿忿不平”。当人们发现自己远不如参照群体，自己的现实生活远不如原来预想得那么好，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而且，自己与参照群体、现实生活与预期生活的差距越大，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剥夺”得越多、越厉害；当他们的忍受力超过极限，这些自认为“被剥夺”的人们难免采取极端行动为自己“讨回公道”。简言之，发酵而迅速膨胀的“相对剥夺感”，是社会冲突的源头之一，是社会稳定的大敌。
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差距过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这些都是使“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提高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利益分配的规则不公平、利益分配的结果不公正、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公众内心深处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开始膨胀，改革大局就会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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