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漩涡——倪润峰心态分析

　　文/本刊记者 安 平

　　硬汉救世

　　可以说，长虹的辉煌历史是在倪润峰的一双“狠手”中创造的。

　　1985年倪润峰执掌长虹以来，这个只有三四千万元资产的地方军工厂一跃成为“中国彩电大王”。十余年间，长虹的品牌价值迅速攀升至261亿元，位居中国电子行业第一；企业净资产从1984年的0.4亿元增长到142亿元，增长350多倍。十来年间，长虹几乎成为中国家电的代名词。

　　但从1999年始，长虹业绩却连续下挫，这只当年沪市的龙头股2001年中报每股竟然只有一分钱的利润。危难之时，倪润峰再现江湖。2001年2月，刚刚退隐8个月的倪润峰以CEO身份重掌长虹集团大权，连“烧三把火”：大范围降价、推出精显王背投彩电、为长虹的“大企业病”开出药方。

　　重手之下，长虹重现生机。据2002年上半年中报公布数据，长虹彩电等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5.38%，净利润同比增长435.67%，彩电出口额达27.96亿元，同比增长1789%，在中国彩电行业中排名第一。

　　此时，倪润峰发出“打造百年长虹”的誓言，称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亲手带领长虹进入世界500强。“以民族昌盛为己任”的责任感成就了“英雄”的名头。

　　(有人说，企业领导者的性格就决定了企业的性格，企业领导者的文化就决定了企业的文化。此言不虚。

　　中国大多数企业都具有这样的特性，特别是在企业发迹之初或危难之时，这种特性表现得就更加明显。无怪乎许多专家在评判企业时会发出“关键在于领导者”的感叹。

　　所以，这是一个最容易塑造英雄的时代。

　　中国人很习惯于拥戴一位英雄、听命于一位领袖，几千年的文化使然。尽管西方现代的企业管理思维日渐深入，但在多数企业中，还需要一位强权人物掌控局面。倪润峰也曾退隐，但具备现代管理思维的年轻的接班人显然并不适合长虹这个发展中的企业，最后，依然要靠倪润峰的硬手力挽狂澜。管理方法是一回事，文化的“领袖效应”更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但是，这种文化效应的结果是，企业的个性往往会过分突出，同时很单一。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寄托在“英雄”个人命运的兴衰上，“英雄”个人的局限立刻就会成为企业的局限，而且很难克服，企业的风险显而易见。

　　这是一个恶性的圈套。

　　也有从套子里出来的，如联想，如万科。但是，太少了。

　　所以，当倪润峰一手统江湖的时候，长虹同样笑傲。而当倪润峰孤独的时候，长虹同样孤独。)

　　早在1995年，长虹就提出“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经营理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倪润峰成功运用价格战，使国产彩电挤走洋品牌，夺取了市场主导地位。国人对国产家电产品重温自信，其意义非比寻常。

　　从1997年1月中央领导出访拉美三国开始，国礼名单中多了“长虹”彩电。1999年10月的广交会上，外商与“长虹”签定了总价值2400万美元的订单，一些国家、地区力邀长虹集团建分厂。目前，长虹出口创汇连续保持着100%以上的高速递增，2002年及2003年上半年，在商务部统计排名中，长虹持续成为中国家电出口第一品牌。

　　长虹不仅是四川的长虹，更是中国的长虹、民族的长虹。对这样的评价谁都没有异议。

　　十余年来，作为中国彩电行业的龙头老大，长虹的一个喷嚏会使整个中国彩电行业感冒。

　　有媒体这样评价倪润峰：作为一个时代的高峰，倪润峰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优秀企业家的象征。

　　1997年5月，倪润峰成为亚洲企业界摘取日经亚洲大奖的第一人。评审委员会这样评价他：倪润峰出任长虹公司总经理的十多年间，科学、灵活地把军工技术、工艺、检测及质量控制手段移植到民品研制上，完成了单一的军品生产到军民品结合的战略转移，成为军转民企业的典范；同时他“注重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促进了企业的高速发展，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把长虹建成中国最大彩电基地。

　　长虹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且直接和间接为社会提供了数十万人的就业机会，倪润峰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2001年，倪润峰成为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获选人。评选委员会这样评价倪润峰：这一年他治好了自己的腿病，是为了重出江湖后走得更远；这一年他大刀阔斧医治大企业病，是为了一个民族品牌的再度辉煌；这一年价格大战的发动者，扛起了技术大旗是为了昭示彩电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擎起民族主义大旗，这是硬汉的理想。倪润峰不仅这样想了，而且这样做了，并且做成了。光环顶在他的头上，在一个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倪润峰成为了英雄。

　　他理应受到拥戴和赞誉，因为他和长虹所想所做的事可以讨好十几亿人，可以获得十几亿人的欢呼和掌声。

　　但是，真的只有欢呼和掌声吗？真的没有骂声和白眼吗？决不是。只不过，骂声被淹没在十几亿人的欢呼声中，翻白眼者暂时避开了公众的目光。总之，倪润峰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即便看到听到了也会置之不理。因为他是硬汉，他是强者，强者从来只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何况，他头上罩着那么多光环呢，即便打来飞弹也会毫发无伤。

　　倪润峰的性格决定了长虹的性格。倪润峰不在乎的，长虹也不会在乎。

　　所有的弱点全在这样的心理和性格下被掩盖了。但是，弱点的确存在。

　　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奖词中，说倪润峰治好了腿病是为了走得更远。但是，倪润峰和长虹最致命的病并不是影响走得更快的腿，而是走得太猛了，应该稍停一停，调整一下呼吸，沟通沟通环境，否则，心脏会出问题。

　　心脏的问题比腿病更要命。

　　可惜，硬汉性格的倪润峰此时可能更难意识到这一点了。相反，他可能更坚信自己强行快跑的方法是多么正确，永远正确。

　　心脏？管它呢。)

　　倔强的理想主义

　　长虹公司内部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倪润峰当家让人受不了”；“长虹没有倪润峰不行”。长虹内部人士戏称其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做事励精图治、雷厉风行，但绝对不讨人喜欢。

　　自成名以来，倪润峰在媒体眼中一直是个喜欢冒险、独断、固执的“独行侠”。“锐利、咄咄逼人”等词竞相用在他的身上。赏识他的人说：“倪润峰是一个又犟又倔的理想主义者。”

　　有人说：倪润峰在规模经济学上学得不错，但在社会关系学上的成绩却不及格。倪润峰的社会公共关系一度“全方位紧张”，媒体、同行商家、官员等，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反映出与长虹关系的不融洽。

　　在倪润峰几番扯起价格战大旗、囤积彩管垄断市场时，一向温和的对手李东生也发出了不满的声音：“长虹想着关键时刻赌一把的倾向是极其危险的。长虹似乎真的把自己定位为老大了，这种江湖气我认为要不得！市场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曾用《三国》中的曹操来形容他：倪润峰充当了中国彩电业“一个不安定因素”。

　　但倪润峰想做的是诸葛亮。他事无巨细，身必躬亲。有人说倪润峰应该放权做吕端，因为“吕端大事不糊涂”。倪润峰曾做了一段时间“吕端”，但由袁邦伟、赵勇、王凤朝组成的铁三角，仍然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运营效率，最后还是需要他出山挽狂澜。

　　(有人曾用“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这句话来批评倪润峰。这位批评者认为，倪润峰可以说是中国彩电企业中最有“傲骨”的企业家之一，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他又显得“傲气”过度。也许这正是长虹在“战术”上有所不足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称王”之前，有点过度的狂傲之气，或许还可“鼓舞士气”；但已“称王”之后，如果早期的“狂傲之气”不有所“收敛”，甚至反而“变本加厉”的话，恐怕就会“树敌太多”。

　　倪润峰真应该聘请这位批评者作为自己的高参。江湖中行走的人，需要各种各样的学问、各种各样的功夫、各种各样的经验。社会关系学不过关，应该赶紧补课。或者，寻找这门功课的高手来帮助自己。否则，很可能会跌倒。

　　倪润峰可能已经想这样做了，所以才有一段时间做吕端。可惜时运不济，“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最后还要靠自己。诸葛武侯是个失败者，倪润峰却偏偏喜欢做他。

　　更严重的问题是，他身边很难有人去提醒他，就像当年在诸葛亮的光环之下，所有的远见和判断都要靠诸葛亮自己的智慧去感悟了。

　　那其实是诸葛亮的悲哀。)

　　民营化一直是长虹的希望，也是倪润峰的希望。

　　2002年倪润峰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当被问及国营企业该如何应对外资企业的竞争时，他表示：“我们多次与政府部门沟通过，目前政策很明确，因为彩电行业是竞争性行业，未来国有股会逐步退出，长虹将成为民营企业。”

　　他还说，公司管理层正在考虑以各种方式达到目标，其中包括收购部分政府所持股份或建立一家由公司管理层拥有的新公司。这段话被披露后，大家都认为长虹“坐不住了”，要搞管理层收购，倪润峰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等等。

　　其实，早在1999年，长虹就已经制定了庞大的民营化计划，其核心问题便是国有股减持，逐步使长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为国有股所占比例不超过20%的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公司。

　　这个方案显然不会被绵阳市政府许可。

　　2002年6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绵阳市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的消息。坊间认为，其矛头似乎直指长虹。

　　根据这一《办法》，将给予领导者期权，实行增加领导班子活力的激励机制。这显然和长虹提出的民营化即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想法有本质区别。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支付给倪润峰120万元的年薪。

　　此后，长虹做过许多迂回的民营化尝试。比如，斥资2.65亿元在广东中山投资建设了50万台背投生产线，并准备再建一个具有500万台生产能力的彩电生产基地。2002年，长虹与飞利浦曾有一个交叉持股的合资计划，但因种种原因“流产”。

　　2004年2月份，四川长虹在二级市场上股价一路攀升。至2月18日该股报收9.67元，创出一年半以来的新高。这种“常红”归结于两个传言：一是四川长虹将有望成为国有股减持试点，具体方案是以长虹净资产六七折的价格向流通股转让；二是长虹将被外资并购，主角是赫赫有名的香港新鸿基地产。很多人把它理解为长虹要模仿当初TCL的做法。

　　然而也就在2月18日，缄默了很久的新鸿基地产新闻发言人对外界表示：“集团是否入股长虹目前仅在研究阶段，尚无定论。”

　　外资并购传言至此宣告破灭。有业内人士表示，从种种形势分析来看，传言中的长虹国有股减持近期将难以实现。

　　(长虹失去了通过国有股减持重组上市，创造像李东生、万明坚一样的国企富豪奇迹的机会。至今为止，这位在大西南运筹帷幄，使长虹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的倪润峰仅仅持有四川长虹股票7900股。

　　经济学家周其仁发出的“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的叹息，似是送给倪润峰的。

　　硬汉终于碰到了强硬的阻力，终于品尝了失败的苦果。

　　但是，硬汉就是硬汉，他很难放弃，甚至很难妥协。

　　倪润峰要进行民营化改造的原因不用多说了。这种改造注定搁浅的原因其实也不用多说了。)

　　长虹民营化要求何以一再搁浅？

　　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一语破天机：“长虹集团是属于我们管理的，因为它是国企；但作为上市公司的四川长虹，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不属于我们管理。”尽管上市公司不属于绵阳市国资委管理，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是长虹集团，它拥有上市公司53.63%的股份。这个绝对控股的比例，决定了四川长虹不会不听从大股东的安排。

　　(上市公司操纵在母公司手里，而母公司又攥在地方政府手里。政府是“幕后老板”，这个老板首先考虑的不是企业的效率与发展。而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对父母官的政绩有无影响，通常是他们首先衡量的。)

　　绵阳市国资委相关人士说，长虹是四川的骄傲，也是民族的骄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外资或者民营资本进来之后，要保证长虹在四川、在中国的地位不会改变。

　　现实的情况是，卖掉长虹的国有股完全是其所有者国资委的事，与长虹的管理团队无关。因此，对长虹来说，政府何时以何种形式从企业撤出，都不是其可以控制的。

　　(倪润峰打出的民族产业的大旗，到现在成为了限制他独断用事的理由。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是全民族的，所以更应该稳重。

　　像所有的企业家一样，倪润峰现在应该知道产权是多么重要，老板永远是老板。这个时候，你甚至没有权力问一句：这杆大旗到底是谁造出来的？)

　　倪润峰在总结王熙凤失败的原因时，发出“她的权威性不够”的叹息。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挂名董事长”，是“打工仔的头儿”。

　　2003年初倪润峰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饱含深意的话：“管理层持股长虹还谈不上，我们没有别人幸运”。

　　(他说的别人显然是其老对手李东生。他所说的李东生的幸运显然是TCL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定位。)

　　倪润峰不是李东生

　　1997年4月，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惠州市政府为李东生依市场定价提供了持股可能。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正是这份协议拉开了TCL管理层持股(MBO)的序幕。

　　用5年时间，李东生交出了一张令各方满意的“成绩单”，从而也夯实了TCL管理层持股的基础。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李东生拥有TCL集团的1.445亿股股份，以当日7.6元收盘价计算，身家一举超越11亿元。

　　李东生成为富豪的前提是，TCL的那场“关键性变革”得到了广东省政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

　　(为了得到认可，我们不知道李东生进行了哪些实质性的运作。但为了这个成功运作，他一定用足了心力和智慧。

　　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长虹，似乎是不可能的。除客观原因之外，倪润峰的硬汉性格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长虹与绵阳市、四川省的密切关系，外人是难以体味的。连郭炳湘、施振荣这样实力雄厚的港台富豪均否认入主长虹，个中滋味一定丰厚。)

　　有业内人士指出，即使长虹迈过了非常漫长的国有股减持之路，倪润峰要成为“李东生第二”还得面对一系列难题。

　　其一，TCL整体上市这个要素是长虹没有能力复制的。长虹虽然是国内彩电业的龙头老大，但在其他领域却难有彩电之勇。长虹的产业多元化并不理想，在原有的8大产业中，除了核心业务彩电之外，至今没有一个产业能进入行业前3名，高技术含量的创新项目更是乏善可陈。

　　长虹前几年斥巨资进入的电池和视听两大产业，至今没有形成产业规模，精显背投似乎是惟一的亮点。长虹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完整和构建自身发展所必需的产业链条，同时还得独自承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全部风险。在长虹，有一些内部员工甚至以“大树底下，寸草不生”来形容长虹多元化发展的失败。这让长虹实现整体上市的机会不大。

　　其二，由于长虹的生产基地在绵阳，其周围没有形成像TCL一样的电子产品大类生产配套体系。交通闭塞和运输线路的延长，也使得长虹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运营成本。更致命的是长虹不能形成敏捷的市场反应机制，无形中削弱了竞争能力。

　　其三，倪润峰的性格决定了长虹的命运。与47岁、能容人、善用人，温和平淡的李东生相反，独断、又犟又倔的倪润峰在媒体和业内人士心中并不讨好。熟悉倪润峰的人说：“TCL集团整体上市可以让早已黯然离去的打工皇后吴士宏也成为百万富翁，长虹能吗？”这恐怕是长虹MBO缺乏人和的因素之一。

　　也有人说，倪润峰得到的政治荣誉是花钱买不到的东西。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名利双收的事情会招来祸端的。英雄多数时候就应该寂寞，尤其在利的方面。逃税的人很多，但名人逃税最招人恨。想像一下，如果雷锋活到今天，突然到电视上做了一次广告，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既然非要做一个倔强的英雄硬汉，那么，孤独和寂寞就是对你最好的奖赏。虽然，在孤独的漩涡中，你的内心充满了无奈，甚至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