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挑战：未富先老

　　新闻背景

　　人类寿命延长本是好事，但在今天却成了一个让世界忧心忡忡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寿命延长，以及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巨大人群将陆续步入老年。中国与许多国家正面临着银发浪潮的迅猛 冲击。各国都在惊呼：世界在变老！然而不同的国家发出惊呼的心情各不相同。

　　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和日本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亚洲国家是“未老先富”，而我国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前者因为经济充分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长期照料(long—term—care)的市场，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应对；后者则是穷国财政面临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局面。我国由于存在庞大的未纳入社保体系的农村人口，挑战将更为严峻。

　　这是记者在本月召开的，由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亚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协调中心以及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老龄健康的社会经济挑战与机遇”国际研讨会上了解到的。

　　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

　　不少研究者认为，老龄化社会将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人们将花更多时间照顾老年人而不是照顾小孩。竞争加剧导致人们为自己投资的教育时间延长，从而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工作时间的推迟，以及提早退休，因为现在早退休意味着更高的回报。更多的人消费社会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普通人的一生安排将是：工作时间越来越晚，退休时间越来越早。目前西方已经出现一些人为了照顾父母不得不牺牲工作的情形。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快速人口老龄化，将会给养老保障、退休金发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十分巨大的负担，甚至造成“危机”。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万美元，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完备，而我国去年人均GDP才超过1000美元，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备。我国养老危机面临速度快、规模大、高龄化、少子化，突出表现是差异大，尤其表现在城乡差异上。我国近年来的人口普查发现，农村的老龄化比城市严重得多，且农村老人预期健康较低，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覆盖率较低。有人预测，未来我国农村贫困养老问题将首先发生。

　　养老问题和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我国养老金制度包括现收现付制和养老金个人账户。现收现付依靠现有劳动力为社会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如果国家财富积累不足，未来将难以支撑养老负担，出现支付危机。养老金个人账户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目前的问题是一些人包括私营企业不愿掏钱，同时个人账户面临进一步做实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今天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们有一天会发现，他们将面临两个人同时照料4个老人的沉重负担，即4—2—1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在农村，传统社会也已经发生变化，家庭养老体系已经在动摇。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视角观照下，50年后，谁来赡养我们将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危机何时来临

　　我国有研究机构测算，2015年之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像今天这样充足，从而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到2020年以后，我国的老龄人口将急剧上升。国外专家预测，“一代人的工夫，中国将变得比美国还要老。”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超过许多国家目前的人口。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人将增加到1亿以上。如果以15—59岁为工作人口的定义，2000年我国工作人口占64.66%，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下降到53.42%。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2000年老龄人口超过人口的7%，2010年将达到8.4%，到2020年将占我们总人口的10%。其后果就是一些人需要其他人的照顾，从而减少工作人口的数量。我们将面临低收入国家养老的困难。即使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也仍比高收入国家低。而且，1978年以前，我国工资水平较低，无法形成自我积累，包括农产品价格人为压低，没有积累财富。第三，中国将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这意味着目前占总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村人口20年后将减少到30%，这里面大部分是老年人和无工作的人，养老问题将十分尖锐。

　　人口红利：能否抓住的机遇

　　“没有永远的保障，只有永远的机会”。专家指出，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众多也可以是一个红利。一些产业与人口规模有关。战后日本就是在稠密人口上发展起来的，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一些人口经济学家经过深入的实证研究发现：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一些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也被称为“人口视窗的社会经济机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以台湾为例，人口视窗于1971年开启，到2011年达到顶点，然后将在10年之内关闭。

　　据测算，我国目前以及今后十五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如何制定正确的养老保障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充分利用“人口红利”黄金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及早为应对2020年以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较高比例与劳动力资源衰减，“人口红利”机遇期终止而将造成的严峻挑战做好准备。

　　然而，一些专家也发出了质疑：人口红利会成为我国的利好吗？养老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有收入，要想有收入必须要有工作。人口红利的前提是较为充分的就业，否则如果大量劳动适龄人口无业可就也就不成其为劳动人口，人口红利的机遇期就将白白丧失。

　　提高生育率还是生产率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我国正规部门的离退休人口的养老费用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上升到了目前的3%以上，美国社会养老费用占GDP的5%经历了几十年的过程，我们只经历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专家建议，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就为时过晚。

　　对年轻人来说，教育十分重要，需要大力增加人力资本，特别是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另外，需要尽快开发出更多的劳动密集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入世过渡期后，产业体系将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进行有效的控制。

　　本世纪中国老龄人口的迅速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十年来出生率降低。因此，有人建议，适当调整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认为这样会有效降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这也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较多的问题。与会专家认为，放松目前的人口政策虽然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出，但可能会降低人均收入和消费，影响家庭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出生率固然是一个有效方式，但仍需20年时间把一个婴儿变成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有限的资源环境和较大的就业压力也使得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难以在近期实行。因此，必须从其他途径寻找解决办法。

　　研究人员认为，人口政策必须与其他领域的政策相配套。目前更为现实的，是政府应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同物质资本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过去50年，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教育的重视。我国的教育经费仍然较低。有学者测算，2035年以后老龄化将带来沉重负担，这也意味着到那时我们的公共财政在教育上的支出将不再可能大幅增加。因此，我国应抓住人口红利的机遇，尽快提高教育水平。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城市对初等教育的需求下降，学校合并的趋势增加，这样可以把腾出的经费用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上来。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前30年每年增加1.5%，后20年每年增加0.5%，到2050年教育水平将与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水平相当，这样基本上可以在增加产出的同时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当然，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在教育支出上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是一个巨大挑战。而且从世界性的趋势来看，由于机会成本和替代效应，更高的教育水平往往导致进一步的低生育率。

　　世界人口联盟主席建议，面对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我们也许应该从开放型经济中寻找答案。比如人口流动，比如重新安排退休年龄，用网络等手段为65岁以上的人们提供工作机会等等。我国研究者则建议，把已经在城里工作的农民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中去，让他们一起支持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积累养老保险金，利用劳动力市场转移帮助转轨。其核心依然是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尽早转移出来并获得工作。

　　另外，面对日益增加的需要照顾的老龄人口，大量充满活力的非赢利组织和志愿组织等民间组织可成为一种主要的力量。

　　中国的养老问题实际上触及到就业问题、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等改革的深层次问题。目前我们为老年社会的准备还远远不够。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毕竟，机遇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本报记者　李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