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的一代秦商 冲破“老不出关 少不下川”

　　一般公众心目中，西安只等于兵马俑，但却不等于高科技基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兵马俑或碑林的强势，反而使人们淡忘了这个深居内陆城市的企业家

　　群落和企业的崛起

　　“长安自古帝王都”，一语道破了陕西千百年来在中国的重要历史地位。

　　陕西南有秦巴屏障，东有黄河天堑，中为八百里秦川，周围四关环抱，宜守宜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据史载，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三秦建都。其中，尤以周、秦、汉、唐最为兴盛。周以礼治天下，传世八百年；秦统一六国，革新封建制度；汉承秦制、唐兴贞观，都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经济、文化的辉煌。象征早期中外文化和商业交流的“丝绸之路”也恰恰从这里开始；往昔的长安，曾经作为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坦然接受外族最狂热的膜拜和朝圣。

　　然而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文化东移却不可抗拒地到来了，在近代很长一段时期，陕西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东部自明清以来，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而沉醉于“八百里秦川”的陕西 却明显地落后了。改革开放后，陕西更一度成为经济落后的典型。

　　时光重叠在西安这座城市的上空。城墙内是车水马龙、嘈杂拥挤的旧西安；城墙外一个现代的新城初具规模。

　　高峻的城墙下，钟鼓楼遥相呼应。昔日的旧鼓楼大街已经成为西安最繁华的地段，商场、酒店遍布，叫卖声不绝于耳，人流熙熙攘攘。城墙外，西安高新区大型企业的办公楼林立，衣着光鲜的白领忙碌出入此间；不远处，现代而充满西洋风格的商业住宅在春日的阳光下温馨而静谧。

　　近代历史上名声鼎盛的“晋商”、“徽商”都曾经在这个三秦之地留下依稀的足迹，但是翻遍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你却难以辨认“秦商”的足迹。

　　不过，历史总结着过去，却不一定能预示着今天和未来。

　　就在“城外之城”西安高新区，以及几百公里以外的陕西工业重镇宝鸡，一代“秦商”悄然诞生，虽然步伐略显稚嫩，却已雏形初具，蓄势待发。

　　于追赶中超越

　　陕西人应该感到欣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陕西起步虽晚，但追赶的步子却不慢。东盛、金花、海星、步长等一批民营企业规模已经不断扩大，开始跻身全国优秀企业之前列，中小企业群体也正在逐步壮大中。

　　2003年，东盛集团的年合并销售收入达到80亿元人民币。东盛创始人郭家学，1992年注册“人民医电”，代理医疗设备。

　　1996年左右，适逢国有企业改制，东盛便以零资产的方式收购了宝鸡一家制药厂，发起成立东盛科技股份公司，当年收益几千万。从此，郭家学在资本市场的兼并收购一发不可收拾。

　　在东盛先后参与的几十起并购中，几乎都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其中既有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也有中小型国有企业；既有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有经营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地域跨越陕西、青海、江苏、广东、山西、湖北等多个省份 。

　　通过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成功运作，东盛科技迅速完成了规模扩张。如今，东盛总部已经移师京城，专注于下一步的收购。

　　海星集团、金花股份等同为西安高新区的企业，早已经历从无到有的初创过程，目前已经成为规模较大、在国内具备一定名声和影响的企业。

　　在陕西工业重镇宝鸡，西北“钢铁大王”李黑记诞生于此。李黑记一手创办的东岭集团已经连续14年保持了4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一个村办黑白铁皮加工部发展成大型的工贸企业集团，并迅速占领了西北、西南30%以上的市场份额，“东岭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媒体和企业界的关注。

　　同时，据陕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统计，1997—2002年民营经济占陕西GDP的比重由11.8%上升到38.2%，年拉动全省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以上；截止2002年年底，陕西有中小型企业40多万户，工业企业11万多户。目前这个数据正在变得越来越庞大。

　　斩断伸向企业的“黑手”

　　民营经济快速崛起的背后，是陕西省以及西安市政府开辟的一系列的“经济特区”，实行特事特办，并逐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的关键决策。

　　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海、郭家学都有一个共同感受，西安高新区的办事效率是西安市政府的10～20倍，各种批复程序很快，为入园企业的快速发展抢得了时间。

　　在2001年西安市评选的20世纪十大事件中，西安高新区的建立和崛起竟和兵马俑的发现与西安事变齐名。由此可见高新区给西安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意义。

　　参加《当代经理人》杂志陕西峰会的多位企业老总感慨：对于西安高新区的创办，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就曾在会上多次强调，西安市任何部、办、委、局不允许向高新区伸“黑手”，谁要伸“黑手”就毫不犹豫地将黑手斩断，要给企业营造一心一意发展自己事业的环境。

　　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回忆起当年的一个细节，高新区国家税务局在区内建了一个国税大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酒楼，他们给每一家企业一张卡，叫大家以后招待客户都到他们酒楼去。这事很快就被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知道了，当即拍案而起，勒令税务局有关领导：要么退卡，要么离开高新区！

　　东盛集团发展起来以后，需要大量资金，银行看好东盛的项目，但担保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果断拍板，让高新区担保公司给东盛提供贷款担保。几年前，东盛集团要在高新区征地，市委书记、市长、土地局长等就轮番开会，市长甚至亲自到省土地局为之奔走。

　　西安市政府的角色开始从“管”企业转向了为企业服务和关系协调上。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企业，说白了就是卡企业。企业建一栋楼要盖上百个章，为什么要盖这么多章？因为盖章能够带来利益，需要吃饭送礼等等，这就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对产业具有孵化和带动作用的高新区在陕西除了西安，还有宝鸡、杨凌。2003年，段先念赴曲江就任，曲江开发区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在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和当地政府支持下，2003年，西安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610亿元，较2002年增长27%，在全国高新区中排名第七，全年新增生产总值37亿元，拉动西安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

　　三大梯队

　　80年代初，中国掀起了第一个下海热潮。温州的80万“销售大军”开始踏遍神州大地，在多年的商战磨砺中，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一代“浙商”。在此同时，沿海经济、民营经济开始春潮涌动，大批以贸易制造为主体的工业企业开始诞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第二次下海和创业高峰来临。

　　陕西因为偏居西北，市场经济启动的时间就整体而言，平均要晚于东部10年。

　　陕西大规模的第一次下海潮是在1990年以后。7名创业领袖中，荣海、郭家学、吴一坚、段先念、李黑记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业，属于罕见的极少数。就在这一批企业家中，大家的创业背景也截然不同：吴一坚、段先念属于接受沿海市场经济熏陶，将开放地区先进模式带回本地创业的典型；荣海、郭家学等则完全依靠个人胆略、悟性和商业直觉土生土长。

　　90年代中后期，西安的第二个创业高峰来临，诞生了以至信科技、中扬电器、海天天线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企业。它们的创业者多数来自西安当地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依赖自身的某项技术或产品起家。

　　第三次创业潮则是20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最近5年时间内，这些企业多数尚在孵化中。

　　至今，作为陕西企业中的第一梯队，东盛、金花、步长等已经开始走出西安，逐鹿中原。他们频频运用资本手段，进行资源整合，实现快速扩张，于南征北战中构筑辉煌之梦。

　　第二梯队的企业已经逐步完成基本的原始积累，谋求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获取融资以跃上更高的台阶，成为首要任务。其中，2003年，海天天线于香港上市，融资1.1亿，走出了关键一步。

　　科技这把“双刃剑”

　　北京有联想、深圳有华为等，而陕西至今还没有出现年销售额几百个亿的现代大型企业。这是为什么？

　　在专家看来，西安很少诞生全国性品牌企业的原因，则是因为过度的技术导向以及由于地域与文化等原因所导致的市场意识的高度弱化。据统计，目前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占到了90%。第一、二代西安企业，多数是技术主导的研发型发展模式，甚少有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企业。

　　今天的关中、西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不如沿海地区，但其科教实力、文化繁盛程度仍属国内前列。

　　一般来说，先进的文化造就发达的经济，落后的文化只能伴随着贫困的经济。目前，长江三角洲的上海以及江浙地区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这跟该地区自宋代以来，即是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有着密切关系。

　　陕西拥有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具备的实力雄厚的科学教育实力。陕西有科研机构1065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5万人，普通高校49所，名列全国第三，其中以擅长电子科技而闻名全国。

　　高校和研究机构群聚，使很多人很容易就能拿到一个项目、一个技术出来拉个摊子。而这项技术往往针对某个行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因激烈竞争而消亡。这种资源优势，为陕西哺育了大量的中小企业群体。

　　其实此次获奖的企业和企业家，多数都跟这些高校科研机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创业前为西安交大教师；青松科技董事长赵富荣下海缘于他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时的一个发明；至信科技董事长苑学功毕业于西交大……

　　不过，由于技术和研发在这些企业积累过程中占据着太重要的地位，企业往往过于迷信技术的先进性作用。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和迷信，却忽略了市场、资本等其他重要的经营要素，形成所谓的“技术情结”，进行缓慢而艰辛的自我积累。恐怕这也是为什么陕西至今中小企业数量不少，但大型公司却稀少的原因之一了。

　　未来之忧

　　通过民营经济增量的增加，逐步消化国营企业庞大的存量，激活国有企业，这是陕西经济发展的长久之道。

　　“尽管陕西的民营企业快速崛起，不过，民营企业家在陕西却没有受到最高的礼遇。”高科集团董事长段先念对此非常感慨，他曾经在沿海做过高级打工仔，他能想象像荣海、郭家学这样的企业家，在当地会受到怎样的尊重，他们会被视为英雄、偶像，但在西安，会有一半人不认同他们的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年有余，陕西的重商氛围却依然没有形成。段先念担心陕西的历史和文化会成为陕西步入商业文明的桎梏。

　　同时，“老不出关(潼关)，少不下川(四川)”的谚语依然影响着今天的陕西人，极少有人为生存而奔波于他乡异地。

　　就陕西的民营经济而言，虽然已步入了快车道，但跟全国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东部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区域龙头企业大都是民营科技企业，全省850多家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95%以上。相较之下，陕西的民营经济却总量偏小，企业规模不大，市场竞争力不强。

　　而那些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并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却急于寻找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国企改制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但当地国有企业“吃进去难消化”、贷款融资难的现象，使得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的热情大打折扣。

　　另外，多年以来，陕西的人均收入排名一直是全国倒数前几名，当地的消费能力有限；加上地域偏僻、信息滞后，许多壮大以后的企业，不满足于做“地方诸侯”，开始角逐全国、全球市场，而北京、上海等政治、金融、文化中心就将成为首选之地。

　　不过，短短10多年间，陕西的民营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如此成绩，谁又能预言素有皇者之气的陕西的明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