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五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小康》杂志记者 赵奕 摄影/报道 www.wosmedia.com

　　在浙江考察的过程中，吴敬琏不断把问题抛给地方官员，抛给企业家，也抛给自己。

　　浙江经济在提升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各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企业的升级空间在哪里？政府如何处理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问题不断被提出，反复被讨论。

　　吴先生一路过来，边考察，边思考，在行程的后半段，老人家逐步给出答案，它们或扶正祛邪，或拨云见日。

　　☆一辩：宏观经济是否“过热”

　　近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极为关注，不少地方向吴敬琏反映了当前生产要素供给紧张的情况。吴敬琏在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探讨中，表示了他的观点：目前的成品油、钢铁、电力、资金等的供应紧张状况，正是前期投资增长过快而宏观调控不到位的结果。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的责任，宏观经济要防止大起大落。

　　经济过热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过大，城市建设、交通建设、汽车制造业、房地产业发展太快，带动钢材需要量大增。去年我国消耗掉2.5亿吨钢材，全世界一半的水泥。供求决定了价格关系，价格一高，盈利就高，大家都建钢厂。

　　要做到宏观经济稳定不容易，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不希望“大落”而希望“大起”，都不希望政府做出抑制过热的决策。而“大起”必有“大落”，不能“软着陆”，就只有“硬着陆”。如果政府没有把握，没有魄力，不敢做这个决策，宏观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现在，有一种悲观的估计，美国的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它认为中国已经错过了“软着陆”的机会，肯定是“硬着陆”了。果如其言，那么造成的结果就会很不好。国务院这次讨论经济形势，批准央行提高0.5个准备金率，还是要求“软着陆”，可是网上抨击得厉害。

　　中国是个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粮食问题还不是太大，石油就不行，去年进口了那么多石油，不单我们感到紧张，外国人也慌，认为这是导致世界性冲突的根源。石油不是想进就能进、想进口多少就能进口多少的。

　　我们的制造业由于人工便宜，制造成本最低，但交易成本却因为制度、体制因素而非常高。我们的1元产值需要5元投入，美国则是1比1，就是与印度比也相差1倍。印度增长率和我们差不多，今年一季度比我们还高，他们的投资率只占GDP的24%，我们占到了47%。我们的经济规模大约是日本的三分之一，用油量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

　　土地的利用率也是如此，深圳此前提出土地问题限制了发展空间，要求从惠州划一块过去。但深圳与香港的可用面积差不多一样大，香港开发了一百年，只开发了土地面积的20%。深圳开发完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香港的1/6。当然其中有个结构问题，香港第三产业发达。但这样的比例毕竟太悬殊了。短期问题要解决，长期思路更要明确，一定要走集约化的路子。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长方式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

　　温总理在两会上就指出今年是个“关口”，又讲宏观经济能否稳定这个考验比去年的SARS还严重。前一段的调控注重于微观干预措施，但看来用微观干预解决宏观问题不行，计划经济习惯于微观干预，动辄强化审批制，不是提供宏观信息，让企业去选择。接下去可能更需要注重采取宏观手段，如准备金率、利率等。

　　☆二辩：家族企业制度创新

　　浙江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原生型”的，就是典型的个体私营，由原先的家庭手工业慢慢发展而来；一种就是“再生型”，即90年代中后期由乡镇集体企业改制而来。1998年吴敬琏考察中，就对一些企业提出过如何由家族制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变的课题。时隔6年，企业家们把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了出来，再与吴教授探讨。

　　吴敬琏首先纠正了外界关于他否定家族制误传。他表示，没有标准的企业组织模式，没有适应于一切情况的财产组织形式。家族制一般说来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是比较好的形式，特别是在中国。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比如“2亿元现象”(湖州一些家族企业资产规模达到2亿元左右后，由于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的原因，出现了发展停滞的现象)，到了这个阶段，对专业人员、职业经理人的要求就高了。

　　第一代创业者进入老龄，其后代不一定能把握住企业，这就需要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解决矛盾。股权多元化，一部分股权为家族外的其他人员所拥有，或者为社会所拥有。但股份公司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环境。东亚的环境总体上不是很好，由此产生了家族公司，如李嘉诚，而且还是上市公司。虽然公司内部仍由李氏家族起决定性作用，但仍可使职业经理人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家族公司也尝试这种分离，李嘉诚就做得比较好，聘用职业经理人负责运作，但最重要的决策仍然由自己做。这种转变和过渡有一定风险，过渡不好就破产，如王安。但王安没了，王安公司还在。国内过渡成功的例子不多，因为原来家族企业的一套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格格不入；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有一个如何适应、调整的问题。

　　怎样引入职业经理人，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老板心态要调整；其次，经理人心态也要调整。职业经理人是空降部队，他们往往是在国外受教，进来以后，先是文化碰撞，结果就弄不下去。另外，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也有待提高，不能指望干一票就走。在职业经理人成熟起来之后，创业者就应该渐渐淡出，充分尊重职业经理人，给职业经理人以充分的发挥空间。

　　围绕民营企业制度创新问题，吴敬琏还与企业家们一遍遍设问、对答。

　　针对温州“四大锁王”联合组成的“强强集团”，吴敬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和关注，但他也提醒企业管理高层：民营企业走联合之路，往往容易重蹈一个历史误区，就是“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企业联合一定要建立在有效的制度基础之上，不能单靠人缘关系和面子。打造百年老店，制度是根本。重要的制度有：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等。一定要朝着现代公司制的方向努力，公司制建立了几百年，是个好东西。

　　☆三辩：民企如何介入金融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盈利与风险总是对称的。银行不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而只是一个稳健经营的行业。国外企业参与投资银行业，是把银行作为一个稳健行业，有利于财富存储，也是一种“家道殷实”的表征。现在我们有些民营企业家则想通过参股银行搞关联贷款，这恐怕不行。

　　所谓“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在国外实质上就是寡头经济。美国在二战后对此是打击的，不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当时把摩根财团也解散了，实行分业经营。90年代虽然又允许混业经营，但中间是有“防火墙”的。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规定太松，只要贷款不超过资本总额就行，今后规范起来，要想搞关联贷款也难了。所以，希望民营企业家们要注意合理安排，投资要注意分散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吴敬琏同时主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要有特殊安排。他说，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世界各国都有，特别是日本做得比较成功。

　　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具有两重性，一是它具有政策性融资的特点。中小企业有外部性，所以要有政策性担保。因为中小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特有的贡献，特别是为保持市场竞争度所必需，但因为其规模小、盈利性差，这种贡献又不能完全以其自身的效益得到体现，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预算拨付、贴息等方式给予适当的补贴。另一方面，当然又是商业性，在给予补贴后，就要按商业化原则运作，并对其进行效益考核，包括考核它的放大率、赔付率等等。

　　现在一些地方担保机构的毛病还是行政干预太多，行政指令给谁担保不给谁担保，这就不好办了。解决之道就是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但政府对中小企业担保的补贴还是要有。今后还是应该多发挥商会、同业公会的作用，也可以用它们的“会费”为小企业担保提供一部分补贴。吴敬琏批评说，中国目前这块工作做得很不到位，《中小企业促进法》已经作了相关规定，但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一些政府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

　　至于商业性信用担保，吴敬琏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但是一般都没有补贴。国外一般也不包括贷款担保，因为这件事银行自己完全可以做，它了解信息，做起来比别人方便。基于中国的情况，也可以尝试搞贷款担保，但由于目前利率尚未放开，无法用“大数法则”精算。

　　此外，台州和宁波的一些民企在政府大力扶持下，迅速做大做强，虽然融资不再成为问题，但投资问题又摆上了议事日程。如何合理投资，如何建立民间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这些都是吴敬琏关注的问题。

　　☆四辩：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4月8日，绍兴市市长王永昌在接待吴敬琏的晚餐上，向他提问：近来有一个说法，工业化中后期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发展重化工业，可绍兴历来是以轻工为主，应该怎么办呢？

　　吴敬琏表示了以下的观点：有一种说法可能误导我们，即中国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这个观点很流行。有人认为，浙江原来的工业结构太轻，要适应新要求，要重。中国今后是否要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呢？我对此有怀疑。

　　其实这是一个老的理论。霍夫曼把工业化分成三个阶段，早期以轻工业为主，中后期以重化为主。有个“霍夫曼系数”，按轻重工业比例来定发展阶段，即所谓“大国典型结构”。

　　斯大林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超越前两个阶段一下子进入重工业阶段，这叫做苏维埃的工业化道路。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这样搞的，但这个理论和20世纪中期的欧美国家发展的情况不一致，他们在那一阶段第三产业窜升得很快。

　　后来的理论发现不是这样的，到了工业化后期，特点是第三产业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的比重稳定。20世纪末又出来信息产业这一新的部门，这是各国不论处于哪个阶段都出现的新部门，信息产业渗透到所有的行业和部门，信息产业的出现让产业结构规律发生了变化，它带动了其它所有产业，也带动了第二产业。所以说工业化中后期必然发展重化工业的理论是不太准确的。

　　不过，最近几年我们的情况有个特殊性，就是一度对重工业压的厉害，出现了短缺。诸如三年不建电厂，导致目前电力紧缺，还有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个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了拉动内需，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游资很多，都跑到房地产业去了。资产市场膨胀，2000年表现在股市，2001年后股市不行了；就表现在房地产业上了；对钢的需要量就上来了，大家又都投资钢材。

　　片面地认为重就比轻要好，是不正确的。觉得重就一定比轻赚钱，也是短视行为。中国到现在第三产业比重还很低，这是经济效率低的重要原因。需要研究，不一定是结构轻就要向重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资源特别贫乏的国家。铁矿石要从拉美、非洲进口，沿着老的工业化道路肯定走不通。中国钢铁产能，包括在建投产后的产能，可达3.5亿吨。即便这样还是达不到重化工业要求的平均水平，这几年国际矿石价格抬升，把海运价格也拉上去了，涨了200%。靠重化支撑工业化不行。

　　十六大其实已经提出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是用信息技术带动工业化。但文章没有做下去，反而似乎说得越来越少了。我们要研究一条节约资源的工业化道路。比如说，温州的企业往上海转移，当地有什么办法留住这些企业？信息化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许多研发中心就坐落在一些偏僻的城镇，采用宽带网络，事情就解决了。

　　☆五辩：“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考察路上，吴敬琏经常与调查组讨论一个问题：在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之后，他又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政府要管宏观经济的稳定，要管市场秩序，要管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十分复杂的系统，要建立一整套制度支撑体系。发达国家是在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下运作，我们的政府首先面临着一个建立制度、创新和完善制度的问题。有些事不必政府自己去做，但建立制度则是政府的职责，责无旁贷。比如，要建立传播公众信息的通畅渠道，这就是政府要做的。宏观经济的“过热”，其根源在于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错位，对GDP增长过重的行政责任和对微观经济活动过大的干预权力，造成了党政机关直接和间接主导投资的格局。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把政府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指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管理职能改革涉及党政干部考核任免标准、各级财政收支体制等多方面制度，而且关系到有关部门及人员的自身权力和利益，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改革，只有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周密设计，分步推行，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实现。

　　吴敬琏还谈了两个倾向性问题：第一是地方政府扶持大企业、支持大企业创品牌、上规模、走技术进步的路子，这是必要的，但也须警惕少数官员与老板背后的“合谋”。比如，有的地方给企业用地的掌握上就失之过宽，过分向大企业倾斜，容易助长寡头倾向，对企业自身健康发展也不利。

　　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要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扶持大企业的同时，不可忽略了正在成长中的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也是从中小企业来的，没有中小企业，大企业也会成为无源之水。

　　第二个问题是，造成此次投资过热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各地城市(包括大中小城市)的急剧扩张，城市化进程呈现爆发式的力度和壮观。

　　在浙江，由于有着多年积聚的民营经济和民间财富的支持，现在看来发展总的还是健康的，但其中亦有隐患。根源在于现行的土地制度促成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宏大抱负和超常速度：70、50年的土地租金一次性收取，政府的任期则是三年五年，这就很可能诱发强烈的“政绩”驱动和短期行为。

　　何况这一思路极易得到现实中各方利益的支持：地方财政的计算，扩大就业的好处，企业视土地为当下最大的一块“肥肉”势必趋之若鹜，加上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的冷漠。于是，一种以城市化为表征的“起吊机经济”模式便赫然成形。

　　即期的矛盾是激化了“要素制约”，水、电、油、各种原材料供给骤然绷紧；未来的趋向是否可能产生另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吃了“子孙饭”，比如会不会发生“木桶效应”，届时其中有一块“短板”限制了木桶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