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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活力双引擎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17日 13:52 求是-《小康》杂志

　　☆民企向上

　　浙江是“民营大省”，今天说的“浙江经济”就是民营经济。

　　在浙江，什么是“民营经济”？一度成为上下争论不已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民营经济”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性，准确的提法应是私营经济。但有人立即反驳：“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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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算民营？“国有民营”算不算民营？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实现全省民营经济新飞跃的动员大会上，省领导的报告将“民营经济”界定为不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的非国有企业。有人坚持说，外资企业其实也是民营企业。

　　2002年，民营企业在浙江全省GDP总值中占到69%，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88.2%，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0.6%。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版图上已经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

　　浙江民营企业有如今的规模，得益于浙江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亦与浙江人历史悠久的经商传承有关，与浙江民营企业家自我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有关。

　　这次吴敬琏先生考察浙江之行最关注的就是民营企业的未来。

　　有人说，随着“浙江经验”在全国的推开，浙江的制度先发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随着加入WTO后的过渡期行将结束，外国跨国公司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夺门而入；浙江民营企业在第一轮竞争中表现出色，占得先机，那么，在今后失去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他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绝活和招数，能否为全国的企业提供一些新的“经验”？

　　吴敬琏一直在默默期待。

　　技术创新蓄势待发

　　谈到浙江的民营经济，不少人还是保留着这样一种旧的印象：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综合竞争能力不强，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自主产品开发能力更弱。事实上，我们这一路看下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台州，一个毗邻东海的新兴城市，占地2平方公里的“飞跃工业城”正拔地而起。这里是中国飞跃集团的总部，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缝纫机设备生产基地。

　　在缝制领域，飞跃集团几乎囊括了所有产品类型，拥有31大系列，300多个品种，年产各类缝纫机200万台。而在18年前，飞跃还只是一个仅10位工人的家庭手工作坊。

　　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在创立飞跃之前，曾在东北走村串巷当过一段时间的鞋匠。谈到飞跃现在的发展规模，邱继宝自己却说：“想都不敢想。”

　　其实这是邱继宝自谦，他不仅是个非常敢想的人，而且更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要不，当年朱基总理怎么会称他是“国宝”？朱总理称邱继宝是“国宝”有个故事：那年，朱总理到邱继宝厂里考察，听说邱继宝搞的是工业缝纫机，大为吃惊，因为当初朱总理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亲自抓国有企业的工业缝纫机项目，最终还是未能搞成，他没想到在台州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又是这样一个青年农民，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居然把工业缝纫机搞成了。当然，朱总理当时也没想到，原先上海那家国有企业的副老总，后来也来到了邱继宝的公司。

　　邱继宝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度，他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也受到治理整顿下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利润十分微薄。当时，一些朋友鼓动他去搞房地产，丰厚的利润对于商人来讲永远充满诱惑。就在这个时候，邱继宝第一次遇到了来浙江做中小企业考察的吴敬琏。吴先生给邱继宝提了个建议，加大力度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掌握核心技术，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时间一晃就是6年，当吴先生又一次踏进飞跃大门的时候，飞跃早已是今非昔比。鳞次栉比的厂房昭示着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崛起。邱继宝双手握住吴先生的手说：“吴老，我向您汇报，以前我们一台缝纫机才赚一包香烟钱，现在，我们一台缝纫机可以赚回一辆奥迪车。”

　　邱继宝尝到了科技开发的甜头。这6年来，飞跃不断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已经获得国家专利100多个，许多产品占据了国际市场的潮头。

　　邱继宝自豪地说：“你说这个缝纫机有什么呢，不就是一点铁，一点铜吗，怎么能这么赚钱，因为它的芯片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我们卖得贵，就是在卖技术的钱。”

　　这一次，吴先生又给邱继宝提了建议，能不能开发其它小家电产品，“既然已经开发出核心技术，就要加大它的利用效率。”邱继宝说：“我们要么不做小家电，要做就做中国的飞利浦。”

　　邱继宝说的很有底气，他向吴先生保证，下次再到浙江考察，他一定拿出最新的产品向吴先生汇报。

　　在吴先生此行考察的六市县中，像邱继宝这样醉心于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家比比皆是，每个人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故事。据省里的部门介绍，2003年，浙江民营企业的科技投入达到135亿元，占全社会科技总投入的75%。同年，浙江省申请专利近2.15万件，其中95%以上的专利来自民营企业以及科技人员。

　　家族制的“金蝉蜕壳”

　　在2004年4月的一份浙江中小企业局的报告中显示，“八五”时期是浙江乡镇企业大改制时期，按照明晰产权，盘活存量，激活机制的改制要求，浙江的乡镇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变革，焕发了巨大的活力。1988年，浙江乡镇企业产值是江苏省的56%，到了1998年，改制后的民营企业7大指标超过江苏，夺得全国第一。

　　对外，浙江人喜欢拿江苏人做比较，苏南模式曾经是他们衡量自己的标杆。时过境迁，当浙江的民营经济把江苏甩在后头的时候，当苏南也终于启动产权改革从固有的模式中脱颖而出的时候，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制度创新。

　　温州市夏梦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孝祥给考察组讲述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陈孝祥的夏梦公司成立于1991年，跟温州千千万万私营企业一样，靠5万元起家，一个家庭作坊，三兄弟共同创业。开始时企业的主要成员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三兄弟感觉“都是在给父母打工”。

　　到了1996年，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陈孝祥感觉到再这样下去，仅凭血亲关系纽带维系企业运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家庭内部吃起了大锅饭，必须明确企业内部的财产关系，解决“为谁做、谁是主人”的问题。于是实行了家庭内部的“股份制”，划分三兄弟股权，由此再度激发起大家的积极性。

　　发展到了2001年，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三兄弟钱都有了，可是做人目的不尽是为了赚钱啊，还有名誉，还有权力地位，现在出头露面的都是老大，也不能让大家心平啊。陈孝祥说：“这个时候，以我个人的力量已经说服不了大家了。”他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2002年下半年，转机来了，陈孝祥在国外考察时与意大利的杰尼亚集团有了接触。这个世界西装顶尖品牌商向陈孝祥提出了合作意向，陈孝祥立即抓住了这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随后的合资谈判中，虽然夏梦的资产评估有2亿元，但对方只认可1亿5千万，陈孝祥也就痛快地接受了。他认为只要企业获得加速发展的契机，打入国际市场，并可以获得外资企业的销售网络，花5000万元的代价是值得的。而且，他内心里还有更深一层的谋虑，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合资使企业制度得到质的提升，突破家族制的局限。

　　合资后的夏梦集团确定中外双方各占50%的股份，外方提出由陈孝祥担任总经理，陈却一口拒绝，说，我与你合资的目的，就是要你当总经理，要你带入先进的管理。外商说，如果你只担任董事长，那么你的权力将很有限，董事长只是负责召集会议，表决时也只有一票，你能承受吗？陈孝祥断然回答：我接受！此时的陈孝祥虽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深义还有些朦胧，但是作为商人的直觉，使他明白在关键时刻应该作出什么样的理性选择，应该放弃什么、争取什么。

　　企业办大了就是社会的，如果说浙江民企发展的初始阶段，动力还是源于企业家个人为了过上富裕生活而努力的话，那么现在千千万万类似陈孝祥一样的企业家已经把企业当作社会的一部分，把经营好企业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

　　有“文化”的民营企业家

　　一般地说“浙江的民营机制优势已经失去”，作为给自己“加压”诚然不错，但从学理分析却不尽确切。事实上也有一种不同的意见，就是认为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历程已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更已积淀而为一种“文化”，深入到乡土，深入到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氛围，更成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经济、创新制度的动力。这种状况与时下其他一些地方的制度“移植”是不一样的。

　　对浙江10多天的考察，一个感触颇深的地方就是民营企业家的良知和道义。浙江民营企业家并没有单纯的在商言商，特别是那些已经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它们的经营者无一例外的表现出较高的思想境界，浙商的品牌不光是建立在勤劳，精明的基础上，更重要的一点，它是一块诚信的金字招牌，是一种理想和抱负铸就的丰碑。

　　台州，中国唯一的民营汽车企业所在地，吉利集团在遍地都是外国车的情况下打出属于中国人的汽车品牌。

　　当考察团请吴敬琏给李书福作个评价时，吴先生开玩笑地说：“胆大。”

　　创建中国民族品牌，李书福的志向已经放眼全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许多国有企业扛过又倒下的大旗，他接了过来，这不能不说是个极为大胆的尝试。

　　让中国人都能开上车，让汽车这个暴利行业走下神坛，李书福的豪言有待验证。

　　在温州，2004年5月23日，8家制锁企业联手，注册资金1亿元，成立了温州强强集团有限公司，这艘“航母”集中了“中国十大锁王”之中的四家。

　　董事长黄聪弟明确表示，要向温州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旧习惯挑战，摆脱低价竞争的恶梦。8位老板自砸饭碗，自断后路，走强强联合的道路。他们想的不只是在国内取得霸主地位，志在必得的更是进入国际市场，迎接入世的挑战，在国际市场上做出自己的品牌。

　　目前，强强集团正在筹建自己新的工业园区，准备将原先的8家企业搬迁集中，从技术研发到生产规模，从企业管理到销售渠道，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整合。黄聪弟告诉考察组，他们请来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专家，专门为他们进行未来的管理制度设计。

　　在宁波，全国最大的服装企业——雅戈尔集团的面料生产基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董事长李如成介绍了企业发展的情况。

　　这个当初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历经联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的转变，一路走来，马不停蹄，如今正在进行多元化股权结构的改造。企业结构的不断变换，不仅表现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浙江商人的适应能力。更说明在人治和法治之间，那些白手起家的商人日益鲜明地取向于选择制度和法治。

　　李如成说，现在他在雅戈尔的股份是5%，当初创业者们的股份都已经非常少了。他指着身边年轻的同事们：“5年之后，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要把股份都让出来给他们。”

　　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都讲到了这一点，认为不仅是国有企业需要改革，民营企业同样有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一批上规模的家族企业要走向股份制，股份制的股权结构要逐步由封闭到开放，由家族化到社会化，由不流动到流动。除国家需要创造资本市场等大环境外，企业自身也应有所作为，政府之间也应发挥引导作用。

　　☆市场英雄

　　来浙江考察前，就看到这样的文字资料：在人均只有几分地的浙江，唯一可以谈的资源恐怕就只有人了。正是浙江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浙江不养牛，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繁忙的三合板市场；于是，自然资源最贫乏的浙江，成了人均资源同样不多的中国最向往的榜样。

　　来浙江看了以后，才知道浙江的市场是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气派而有水平！

　　浙江的经济模式有着明显的块状经济特点，我们一路上看到，绍兴的轻纺，义乌的小商品，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纽扣和汽摩配件，台州装饰材料和日用工业品，都冠以“中国”的头衔，都是闻名遐迩的专业市场。

　　在寻求浙江民营经济上新台阶的命题下，各地专业市场既往的发展道路和新的探索更令人关注，值得研究。

　　专业化市场的未来走向，有形市场的生命力，都是耐人寻味的话题。而各地市场的发展生态也能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义乌

　　在义乌浪纱袜业的展示厅里，迎面看到的第一幅照片就是70年代末的义乌商人：头戴乌毡帽，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走街串巷，一路吆喝。第一代义乌商人的交易方式就是如此，在计划经济后期管制的夹缝里，商品经济重新萌芽，义乌商人通过走街串巷，手挑肩扛的方式来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

　　改革开放后不久，义乌就有了小商品市场的雏形，“鸡毛换糖”的交易方式初步孕育为一个有形的地摊市场。到了1982年，义乌县委县政府参考了温、台的经验，率先提出颇有远见的“兴商建县”的战略构想。随后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逐渐拉开了架构，规模逐步扩大，门类越来越多。

　　义乌市走出了一条以商贸业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路，从传统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市场大市。

　　2003年底，义乌市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6.4万户，私营企业1.7万家。这些工商业主从前店后厂的简单家庭作坊模式逐步转变成贸易公司。第三方物流的先进理念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的广告语，昭示出义乌的勃勃雄心。

　　1992年9月3日，国家工商局批准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命名为“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10多年过去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扩张成中国第一大市场，它拥有营业面积150万平米，经营商位4万多个，汇集了28个大类，32万多种商品。

　　如今漫步在义乌小商品城，就好像进入万国博览会，不仅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种肤色的人也摩肩接踵。一位巴基斯坦商人告诉记者，他每年来义乌四次，每次采购金额25万美金左右，让他谈谈对义乌商品的印象，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便宜。”

　　随着商贸发展，义乌的块状经济已经迅速崛起，全市形成了针织袜业、饰品、服装、工艺品等14大优势行业，很多商品的产量都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

　　外国常驻义乌的客商有5000人，流动人口20万人，这批人不仅拉动了义乌的餐饮业和旅馆业，就连房地产业也带动起来。义乌市副市长王东堂介绍说：“义乌的楼盘5000块钱以下的地段就有些偏了。”　　

　　永康

　　永康和义乌同属于金华市，作为另一个专业市场，永康的产业优势是五金，市场的特点也是五金，号称“中国五金城”。

　　永康的女市长李秋华对记者说，永康的发展战略是“强项在工业，特色在五金，优势在民企，潜力在科技。”

　　在“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恶劣地理条件下，永康已经建设成继德国、日本之后全世界第三大五金制造业基地。

　　在永康，三大产业比例分别是4.2%、66.5%、29.3%，工业比重远远超过浙江其它地区，正是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使永康产生了集散效应，五金市场的诞生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永康的五金产业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宋朝，那时候就有“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永康人得到施展自己专长的机会。目前，全市有大小五金企业10000多家，产品涵盖了机械五金、装潢五金、日用五金等10000多个品种。

　　随着企业的发展，永康的各类商品市场纷至沓来，现在有各类专业市场67个。其中，中国科技五金城是全国最大的五金专业市场，目前市场总占地1000亩，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经营店铺2400余家，辐射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的交易额是151亿元。

　　为了提升五金城的档次，迅速打响知名品牌，永康市政府每年主办一届中国五金博览会，至今已经举办了8届，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2002年2月，永康也在中央电视台打出自己的广告，“中国五金之都，铸造世界品牌”。这是政府掏了1000万广告费为企业办的一件实事。

　　永康市副市长方平告诉记者，永康敞开大门欢迎外来投资，但政府的优惠必须看两个指标：一是每公顷土地投资数额的大小；另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则是投资项目与五金业的关联度。

　　星月集团董事长胡济荣说：“永康人多地少，我为什么不把企业放到外地去呢，因为本地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这是我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星月集团是一个拥有4000多员工，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胡济荣的话在永康企业家中颇有代表性。

　　其实，永康的营商环境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当地颇有特色的政商关系。市人大主任胡德伟开玩笑说：“现在政府就是生产队长。”农民田种好了，所得归自己，政府就像生产队长一样，做好管理和服务就可以了。

　　绍兴

　　与永康、义乌等新兴市场不同，柯桥纺织品市场的历史非常悠久。

　　绍兴县行政中心原在绍兴市内，两年前才搬到轻纺城柯桥。柯桥是江南名镇，有着1700多年的历史，历来商贾云集，贸易兴旺，素有“金柯桥”之美称。享誉全国的“中国轻纺城”是国内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与之相配套的服装、纺机、副食品等市场，同样辐射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

　　绍兴是中国纺织生产基地，纺织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0%，全市现有织机6.5万台，年织造产量达38亿米。

　　历史传统优势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中转化成了巨大的创造潜能和无限的商机。自80年代初以来，柯桥和浙江省内第一批崛起的专业市场所在地如桥头，如路桥，如义乌等，成了带有浓烈区域经济色彩的新的市镇品牌。

　　绍兴县委副书记徐林土介绍说：“以柯桥镇为中心的绍兴县已经没有一家国营企业。就连最为知名的轻纺城，也成立了中国轻纺城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民营上市公司。”

　　1993年，绍兴轻纺城就实现了“管办分离”。上市，更是给市场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

　　位于杭、甬之间的绍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003年浙江民营企业百强排名，绍兴以36席位列首位，一举超过杭、甬、温。同时，绍兴的上市企业也以35家的数量，位于各个地市榜首。

　　能在第二轮竞争中后来居上，绍兴有自己的秘诀。市委书记冯顺桥认为绍兴的民营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家族企业，它们由原来的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而来；另一种原先是乡镇企业，1998年后全部改制成为新的股份制企业。冯顺桥觉得，“后者更有活力，更有实力，他们的人员素质更高。”

　　兼具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长处，绍兴如虎添翼，而当地的纺织品市场在繁荣的民营经济的推动下充满活力。第三方物流等先进理念的介入，让小小的样品展示铺面连接起数以百计的生产厂家，不显山不露水，年销售额达到数亿乃至数十亿元。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董伟奋说：“绍兴现在有各种市场357个，其中专业市场158个，都以块状经济和区域经济为依托进行发展。”

　　董伟奋以轻纺城为例，工商管理主要起到维持市场秩序，保护公平竞争，创造信用环境的作用。政府让位于企业，政府让位于市场，是绍兴市场越办越红火的另一个诀窍。

　　董伟奋对记者说，她刚刚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残疾人，这个人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轻纺城摊位拍卖中，政府能够对他予以照顾。董伟奋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因为竞拍是按照市场规则在操作，如果对一个残疾人照顾，那么就要对所有残疾人照顾，市场法则的权威就无法维护了。

　　台州

　　台州是浙江中部沿海的新兴城市。1994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台州才正式“撤地建市”。行政区划的调整，无疑在体制上为台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台州市场的建立却要比行政区划的改革早得多。台州人总是自豪地声称，诸如义乌这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都是从路桥市场学去的。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州路桥市场的规模和档次却被义乌、绍兴等地远远地甩到后面了。直到1993年，路桥回头再去学义乌，由政府牵头，动员民间资本，建了一座“中国日用工业品城”，才使路桥的市场重振雄风，跻身全省三大市场之列。

　　台州是浙江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拥有一批诸如钱江摩托、吉利汽车、飞跃工业缝纫机这样的大型企业。“中国日用工业品城”原先建立的周边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之上，现在的基础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门类更多，产品档次也更高了。

　　不过，随企业规模档次的提升，企业对有形市场的依附性也在降低，大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营销体系。路桥的市场建设显然遇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政府把有限的资源着重用于对大型企业的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撤地建市，台州新城的建设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压力，使得政府在引导市场方面的作为与上述3个城市相比力度要弱一些。

　　台州市市长瞿素芬介绍了台州民营企业进入转型期后的发展特点：“产业集群化，技术高新化，管理现代化，经营国际化，投资多向化。”但未来的有形市场路在何方？看来一时还提不到战略高度。

　　台州有台州的现实情况。但从路桥市场走过的曲折历程，仍可见出政府对引导市场发展提升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温州

　　台州以南的温州市本是浙江专业市场发端的“领头羊”，80年代初，就因费孝通先生那一句“小商品，大市场”的题词而风靡海内。

　　温州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才0.33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量温州劳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二三产业转移，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造就了当代中国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词组——“温州模式”。

　　温州的经济是集群经济，往往一个村或者临近几个村就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例如，柳市的低压电器，桥头的纽扣，萧江的塑料编织。温州形成各种区域品牌19个之多。

　　市场的先发优势与当时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有关。然而，低层次商品集散到一定规模后就难以再往前推进，政府的规划和服务没能在市场升级方面及时跟进，使温州在市场升级的第二轮大潮中落在了后头。

　　温州市场的发展停滞，也与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熟度有关。温州市场没有形成品牌，也与它的市场总体容量虽大，但产品种类驳杂、小商品档次较低以及市场数目较多却比较分散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温州的专业市场大都不像绍兴、义乌等地依附于中心市镇而生，不能形成“以商兴市、以市促商”的格局，有形市场被弃置于这一轮城市化浪潮之外，以致于不得不被“边缘化”。

　　此外，温州经济是“两头在外”的经济，资源、人才、技术都来自温州以外的地区，产品销售也在温州以外。同时，温州经济因为发展较早，走了一条外向扩张的道路，在外已经有成熟的销售渠道，开始由本地的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外地市场转变。也就是说，“温州经济”已经成为“温州人经济”，但求所有，不求所在，自然也就不受有形市场的拘束了。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表示，市里正在重新考虑温州市场的问题，要分析衰落的原因，找到新的出路。他同时认为，时下有一种论调，就是说“温州模式”正在走向消亡。我不认为温州有什么“模式”，没有“模式”才有温州的发展。至于政府对市场的引导，李书记也认为，基本的选择还是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