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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亮／文
继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之后，在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吉林市市长刚占标被宣布引咎辞职。几天时间中三位官员引咎辞职，震动了中国政坛。
通过引咎辞职，建立官员问责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官员的自律性和工作责任感，树立官员“民本”思想，达到整肃吏治的目的。据此，有人就认为这是除之而后快的做法。但此举是不是对引咎辞职者而言，就真的意味着被打进“冷宫”，因此而没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甚至丧失从政资格，永不录用，被“一棒子打死”，“永无翻身之日”了呢？
笔者认为，对于引咎辞职制度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对引咎辞职者的待遇，要结合其“咎”的程度，区分不同类别、不同辞职原因合理确定，对过失不能一概而论，应有一个明确边界，即不能出现僭越法律的现象。
首先，建立明晰的责任追惩制度，相应过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个责任不因辞职而减免，其次，责任追惩制度要一事一议，不要累计过失最后算总账，否则，错误就会越犯越大。同时，不能因此而盖棺定论，惟有如此，方能体现出干部制度中“能上能下”的原则。
在中国国情之下，一个官员主动选择引咎辞职，不但显示了他的责任意识和羞耻之心，也表明了他对公共职位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即便此前他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如果他从此之后就终身失去了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如此惨重的代价，只会使其他官员更加惮于引咎辞职，使引咎辞职变得更加困难。引咎辞职的官员固然“咎有应得”，但一般应该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否则自当受到法律制裁，而不可能用一个引咎辞职一笔勾销。因而，对待官员过失应理性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曾经因为战争决策失误而被迫引咎辞职。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终结，后来又到西线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带领英国人取得胜利。
总之，对多数官员来说，引咎辞职让他们感受到的是责任，是如何用好手中权力避免灾难造福百姓的思考和行动。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可建立跟踪机制，对其辞职后具体去向和工作表现保持关注，既不能因为一过失而埋没人才，也不可以让某些人借此曲线复职。只有对主动引咎辞职可以予以适当安排，对免职从重处分，实现奖惩分明，让那些“问题官员”权衡利弊之后觉得还是主动引咎辞职更“划算”，那个时候，这个规定才真正能够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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