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白菊”总经理被判二十年

　　现年60岁的原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白菊电器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刘启超，在临退休时，上演了一场黄昏悲剧。2003年10月24日，刘启超因受贿53.59万元、挪用公款21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同时，刘启超也被北京市纪委监察局开除党籍和公职。这时，刘启超的60岁生日刚刚过去14天。

　　临退休前伸出贪婪之手

　　刘启超在原北京二轻系统和现在的隆达轻工系统可算是个“能人”，工作上有魄力，有办法，曾经是个难得的干将。1992年，他担任了重组后的北京雪花电器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北京日报》为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同时，他还参加过中央领导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他还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1993年，他被提拔为二轻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刘启超任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白菊电器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但是，随着退休年龄将至，他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五九”现象在他身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于是，在临退休的几年里，他伸出了贪婪的手。

　　巨额贿赂一次次纳入怀中

　　刘荣是延庆县一家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多年来，曾从刘启超那里接过不少工程，为了得到更多的活儿，对刘启超是有求必应。1998年，刘启超让刘荣先后为他装修分别位于公主坟和延庆的4套房子，刘荣赶紧张罗人施工，虽然刚开始时，刘启超家属也付了部分费用，但这只是意思一下罢了。据房屋装修工程价格鉴定部门鉴定，这4套房子的装修费用共计18万多元，扣除刘启超家属自付的建材费、人工费外，刘荣实际为刘启超承担装修费用9万多元。

　　这几年，能够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京郊买上一套房子，闲暇时间来此度度假，成为许多人的梦想。说实在的，凭刘启超多年老总的收入，要实现这个愿望应不是难事，但他哪里舍得自己掏腰包。1999年，刘启超在延庆温泉度假村附近看好了一处公寓房，是三室一厅，180多平方米，售价41万元。他先让河北的个体户陈某帮着解决一下，陈某赶紧凑了17万元送过去，陈某说：我借给他钱，也没指望他还给我。剩下的24万元房款，就自然由刘荣帮助解决了。就这样一件在大多数人看来可望不可及的事儿，刘启超打几个电话就搞掂了，而且连装修的事儿也不用刘启超操心。

　　上面提到的个体户陈某，也是白菊电器集团的老客户，专门负责塑料配件供应，自然对刘启超极尽巴结之能事。陈某讲：“1999年春节前，我去刘启超家给他拜年，临走时给他留下1万元现金，说是过年的钱，刘推辞一下就收下了。过几个月，又去刘家，临走时给刘5万元，说孩子放假了，让他带孩子出去玩，刘推辞一下也收下了。2001年春节，刘家装修，在暂住地潘家园，我和刘说厂里有些吃不饱，让他帮我的忙，把另一家外协厂的加工活儿给我，刘当时没答应我。在走之前，我又拿出5万元现金，说是给他过年的钱，他也推辞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收下了。这3次共送去11万元。”

　　后来，刘启超与陈某发生了矛盾。陈某的哥哥认为刘启超太黑，就打电话让刘启超退钱，否则就反贪局见，刘启超害怕了。他说：“当时闹得很僵，但陈某的哥哥很浑，怕他因为这事把我收28万元的事说出去，对我不好，这样，我就分两次将28万元还给了陈某。”

　　为好处哪管企业资产流失

　　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白菊电器集团的生产经营比较困难，但由于企业处在北京市区，物业收入颇丰，每年仅靠房屋出租等，就有五、六百万元的利润。原主管物业管理中心的白菊电器集团原副总经理郑经洲（另案处理）看到这是块“肥肉”，便千方百计想承包。但是，他心里没有数，于是，用他的话说，就是先向刘启超探探底。2002年2月，企业改制前，他约刘启超在新兴宾馆吃饭，饭后给了刘启超5万元，说：“感谢刘总这几年对物业的支持。”刘将钱收下了。其实，郑经洲给刘启超送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国庆节前，刘启超让他报销自己买衣服的发票，郑经洲一看都是普通商店的商业发票，不好下账，就用自己的1万元钱给了刘启超。收了人家大把的票子，办起事来哪有不成的道理。结果，郑经洲如愿以偿地承包了物业，他除了自己从承包中获得高额回报外，又把他以前主管物业中心时瞒着白菊电器集团私自截留的50万元公款据为己有。2002年6月，郑经洲听说刘启超可能不再任白菊电器集团总经理了，便又感恩戴德地送上1万元，还美其名曰“不要让人感到人走茶凉”。

　　上面提到的那位河北的个体户陈某，为了能从与白菊电器集团的业务中多捞钱，先后送给刘启超11万元，并在后来刘启超挪用公款一事中提供方便。刘启超自然对其特殊关照：长期从该企业订货，并根据对方的要求临时增加要货量，而且给付的货款大大超过供货金额。由于刘启超收了好处乱办事，企业至今还有多付的180多万元处于纠纷之中。

　　过把私企老板瘾

　　随着刘启超退休时间的临近，他捞钱的速度也在加快，而且胆子越来越大，他要来一个“大手笔”。2001年6月，北京某宾馆原承包人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想转包出去。刘启超带领一帮人考察之后，认为有利可图，便想自己承包下来，为自己大干一番。可是，有两个难题摆在他面前，一是资金问题，根据协议，要想取得宾馆的经营权，必须一次交齐165万元的总承包费和5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二是纪律问题，刘启超很明白，自己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个人私自经商办企业，是违反中纪委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的。但，这些似乎难不住他。

　　一天，他找来白菊电器集团原副总会计师顾某，问公司还有没有钱，顾某说，没有钱了，但有两张还没有到期的承兑汇票，一张是河南新乡一公司的200万元的货款，一张是TCL公司的10万元货款。于是，刘启超要他去找河北的个体户陈某办理贴现，并要凑够215万元，要急用。顾某不敢怠慢，拿上自己的存款和借款共8万元，马上去找陈某。那为什么刘启超不在北京直接办理贴现呢？陈某后来讲：“老顾当时让我开一张215万元的支票，并说这是刘启超要承包宾馆，直接用白菊的公款不合适，从我公司走一下不容易被别人知道。”为了掩人耳目，刘启超对外宣称，这是海南某公司承包经营的，并把他在外地已退休的弟弟请到北京，以海南某公司代理的身份参与该宾馆的管理。

　　当北京市纪委的调查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到白菊电器集团调查后，刘启超感到事情要败露，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忙同顾某商量对策后，又奔河北找陈某订立攻守同盟。陈某后来讲：老刘让我把这事揽过去，如果有人来找我核实情况的话，就让我说，这件事，本来是老顾托我去贴现承兑汇票，结果，我背着他们去承包宾馆了……我当时答应他们了，但后来我哥哥说不能管，说这事肯定包不住，不如跟调查人员实话实说。当顾某把陈某不愿替他背的消息告诉刘启超时，他在电话里一言未发，沉默了好几分钟。或许，他早就应该知道，迟早会有今天这个结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