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红顶商人

　　一个消息令人心头微微一颤——日前，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出台二号文件，号令政企分离。各地、各部门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问题进行清理。凡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免去或本人主动辞去其企业职务；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两者留一，不可兼任。一个人不能既当党政干部，又做企业老总。

　　这个文件的出台，预示着“红顶商人”的曲终人散。

　　-观察记者刘晓林

　　“红顶商人”来日无多

　　一个消息令人心头微微一颤——日前，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出台二号文件，号令政企分离。各地、各部门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问题进行清理。凡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免去或本人主动辞去其企业职务；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两者留一，不可兼任。一个人不能既当党政干部，又做企业老总。

　　这个文件的出台，预示着“红顶商人”的曲终人散。

　　一些有识之士对记者说，这种清理是出于市场经济下程序公正的迫切要求。市场经济中负责制定和执行交易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人，不能同时又是实际进行交易的一方。这两类角色无法兼任。否则，他们就可以尽情地给自己当裁判，对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很不公平。

　　所谓政企分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政府从实际企业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只从事公共服务。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必须实现根本的转变，从经济的实际指挥和管理者变成公共服务和秩序维护者。

　　然而，许多党政干部个人利益的诱惑驱使他们身兼两职。事实上，中央早有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

　　此类官商一体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对市场经济公平秩序的最大威胁。商业上的霸王条款，垄断和变相垄断市场、销售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公民在接受政府公共服务时被迫购买某些指定产品、文化教育上的劣质产品大行其道……这在相当程度上与这种官商一体的普遍存在有关。

　　这种官商一体现象成了一种难以治愈、不断复发的顽症。人们期望着，随着清除官商一体的文件出台，“红顶商人”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红顶商人”冰冻三尺

　　“从政须看《曾国藩》，经商必看《胡雪岩》。”一度以来，人们对这句话津津乐道。曾国藩的手腕与胡雪岩头戴花翎身披马褂官商一身通吃两头的做派，成了许多人心目中成功的最好武器。

　　记者听到过不少怪论，其中一种就是有人“创立”的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利用政治，抓住当官的为私人牟利，发展经济；经济发达后，收买权利，买官谋职。

　　如果说，因为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官则贵，贵则富，在封建社会称得上是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在走向现代、文明、与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以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为荣的现象就极为不正常了。

　　改革开放初，有过干部下海经商的浪潮，出了不少“红顶商人”。党中央对领导干部违反规定经商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中纪委也颁布过不少规定，但由于利益的驱使，也由于公务员队伍的急剧膨胀，加上有些地方和部门出于本地、本部门利益的需要，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政策，鼓励干部挂职经商、兼职经商、带头经商，从而使这种现象屡禁不止。

　　有人说，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出台二号文件，其“导火索”很大程度上是缘自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行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安徽，重要职务由政府官员来兼职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一些县市领导向记者坦言，“企而优则仕”在当地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事实上已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相当规模时，企业的法人代表就有资格到县委、县政府任职或“挂个头衔”。没有在党委、政府工作过一天的企业家竟担任起县委副书记。目前在县(市)级政府领导干部中，违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兼任企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职务者十分普遍，“冠冕堂皇”地兼职的每届都有。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政府的官员，又是企业的“老总”，他们有两套办公机构，两套可供调用的下属，或明或暗地有两种报酬。

　　芜湖市从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到市财政、计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双重身份在当地干部中被认为是荣耀和“当然”。芜湖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还自豪地向记者介绍：“我们的市委书记就是奇瑞的老总嘛！”

　　由于有书记带头，上行下效之风在芜湖“红顶商人”现象中十分明显。芜湖市所辖四区三县均在芜湖市建投成立后，纷纷成立自己的建投公司，由区长和县长担任董事长。芜湖各级建设投资公司的共同特点是：直属于政府，由当地党政一把手担任公司的董事长，由党政干部在其中运作，甚至在村里成立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也是由村支书担任董事长。

　　就这样官商一体，与民争利。记者询问“红顶商人”汪斌：“你以公司老总的身份出去谈生意，应酬的钱如何报账？”汪斌表示，这个钱建投公司是要花的，它属于融资成本和财务成本。一位在建投公司工作过的人告诉记者，在芜湖以融资形式花出去的钱，是没有上限的。这等于说，这些在建投公司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只要以融资的名义就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地花费国家钱财。

　　“红顶商人”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可以给个人带来的利益空间实在太大了！

　　“红顶商人”祸害无穷

　　如果不弄清“红顶商人”的是与非，贻害无穷。

　　对“红顶商人”，人们的认识还相当混乱。有不少人居然还为之大唱赞歌。唱的赞歌不外是“政绩论”、“领导实干论”、“领导为一方人民谋利论”、“充分利用领导资源论”。

　　有人会说，“红顶商人”的确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甚至是创造了一种新的高速发展的模式。

　　有人认为，“红项商人”现象也有积极因素。比如：身为商人的政客更能从商人的角度制定经济政策、执行法律。再如：商人同时从政，可以有效降低企业与政府交流沟通的成本，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等等。

　　“但就现阶段的中国现实而言，‘红顶商人’是绝对负面的角色，应该受到社会谴责。因为政企长期不能有效分离，造成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企业负担长期过重。”有人反驳。

　　我们的党政机关中，也许确实存在一部分想为人民办实事，愿意参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红顶商人”。但作为企业经营者，其收入无疑将与市场绩效挂钩。假如“红顶商人”拿着市场经济的高年薪，会导致一部分官员心态的混乱，纷纷寻求“戴乌纱，坐沙发”的机会。党的干部组织制度将会受到诟病。

　　总的来说，“红顶商人”弊大于利，总的分析起来有八大“祸害”——

　　其一：“红顶商人”混淆政治与经济的界线

　　专家分析，“红顶商人”的存在与人性冲动紧密相关，人性有财富的冲动，也有权力的冲动。当商人有了钱之后，他的财富冲动必然减少，而对权力的冲动必然增加。而所谓“红顶商人”，其实就是权力和财富冲动的结合。

　　人性冲动本身并不存在好与坏，关键是看什么样的制度。良好的市场制度，激发了人的财富冲动，从而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市场文明。良好的政治制度，激发了人的权力冲动，从而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

　　如果没有这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框架，当这两种冲动相结合时，不仅不会创造经济财富和政治文明，而且还会掠夺财富，导致腐败，甚至导致政治冲突。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人类社会通过宪政，确立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制度框架；通过法治和自然正义，确立政治和经济相互制约的制度框架；通过公共性和合法性，确立了政治和经济之间差别的制度框架。

　　而“红顶商人”的存在就是缺乏这样的制度约束。具体来看，“红顶商人”混淆了政治和经济的界线，模糊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逻辑差异。

　　政府属于政治领域，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遵循公共规则，其主要职责是维护公共安全，提供公共物品，搞好公共服务。企业属于经济领域，被认为是私人利益的代表，应该遵循市场规则，其主要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逐私人利益。

　　而“红顶商人”企图打通政治和经济的界线，政府超过其限度干预经济，经济超过其限度干预政治，从而实现政治和经济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事实上，这种模式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政府与企业不分，政府包办企业。事实证明，这种体制不仅不能够带来效率，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限制人们的权利，剥夺人们的自由。

　　其二：“红顶商人”违反了法治原则和自然正义原则

　　政府官员同时在企业兼职，集权力与财力于一身，在国外会被看作是垄断、是不正当竞争。这属于法律范畴。这部分法律在中国还存在相当的空白。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史卫民认为，官员在企业兼职是政府与企业恶性互动的一个结果。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经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允许经商，这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除此之外，自然正义的原则要求任何人不能够成为自己的法官。而“红顶商人”身兼政企两职，必然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成为法官，不利于社会公正。

　　政府只有“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应该为民众服务。“红顶商人”必然会促使政府为私人服务，从而使政府成为“私人政府”而不是“公共政府”。政府的合法性也会受到影响。

　　其三：“红顶商人”是对市场经济的极大破坏

　　“红顶商人”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抑制平等自由竞争。它意味着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必然造成企业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其他企业无论在政策资源、资本资源、服务资源甚至在司法资源的占有上都无法与“红顶”企业相提并论。

　　“十五大”的时候，中央就明确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红顶商人”无法避免官商勾结、政企不分的现象，严重影响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如果政府既当教练又当裁判，现在还上场踢球，如何踢得好？这样政府又如何让老百姓信服？

　　不过，需要区分看待的是，企业界人士参政议政不能算是“红顶商人”。不但要鼓励商人(企业界)参政议政，还应鼓励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来参政议政。一个社会的进步，只有在各个阶层人士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能进行协商的条件下才能取得。但不能某一方面的人士既能参与立法，又能执法，还可以参与市场竞争，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

　　其四：“红顶商人”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党政干部热衷于企业兼职，并不是工作需要，而是个人需要。凡有兼职，必有好处。捞取好处，必然腐败。

　　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受害的是国家，是市场经济，是党风以至整个社会风气。惟有两个非法受益者：一是被兼职的企业；二是在企业兼职的党政干部。政企不分，官商不分，是产生腐败和贪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顶商人”现象的消极作用很明显。它会动摇老百姓对中央反腐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怀疑反腐的效果。因为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直观的例子，我们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用”，在“红顶商人”这里，很容易就会变成“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老百姓看在眼里，很气愤，心里也很担忧。

　　为什么这种现象屡禁不止？现行的法律没有对公务员经商的内容立法，没有刚性的东西，同时，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监督机制，究竟谁能去监督他们呢？

　　党政干部自己开公司的也并非没有，只不过多数都是暗中进行，企业法人代表基本上都是他们的亲友，权钱交易的事常有发生。但是，这些党政干部，只能做隐形“红顶商人”，哪敢像芜湖这些假“红顶商人”这般张扬。

　　其五：“红顶商人”“官商一体”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红顶商人”们凭借权力，凭借信息的不对称，凭借“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粗暴干预，的确能很快获得比别人多得多的利益。以上汽集团芜湖奇瑞汽车的发展为例，当地的市委书记来兼任它的有限公司董事长，它确实可以在一个局部和一个短的时间获得“超速的发展”。但是如果安徽的所有地市都这样做，全国各省市也都这样做，那么它的优势也就很难体现出来，这样追求的利益只能是局部的、短期的利益。

　　其六：“红顶商人”破坏当地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红顶商人”现象让权力冠冕堂皇地进入市场，破坏当地市场经济秩序，并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一危害已经显现。如在芜湖，非奇瑞制造的轿车跑出租，根本入不了户；因临泉县文王酒厂厂长兼任县委常委，所以县委前年无偿从酒厂拿去100万元装修房屋，政府经常无偿或低价从企业拿酒，企业根本无法拒绝；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兼职副县长，去年该集团新上马一个蚕茧缫丝项目，年加工量相当于全县的产茧量，县里规定所有农民蚕茧不准外卖出县境，只能卖给全力集团等企业；芜湖锅炉厂在整体转让之前，曾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后的净资产是4659万元，而卖给“可能将被聘为市委常委”的私营企业老板、芜湖金鼎集团董事长丁劲松只有2100万元。很显然，在“红顶商人”普遍化的地方，不可能存在公平的竞争！因此，从长远看，它不仅会阻止外来资本，还会使当地企业失去其独立的创新能力、发展的动力和竞争的能力，难与市场接轨。

　　其七：“红顶商人”公然违背党纪国策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的“严禁党政干部经商”的规定怎么能视同儿戏？谁都在说、会说、能说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然而一些“地方性高级干部”把违背“党纪国策”的行为却美其名曰是找“改革”的“突破口”，随心所欲，顶着干、反着干。安徽省芜湖“红顶商人”现象并非是“一日之功”，其发展、泛滥已经很有一段日子了。这些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的“地方性高级干部”，不仅不以违反党纪、国纪为耻，反而却当作一种“经验”来进行“显耀性介绍和推广”，因而这种以“官商一体”为主要特征的“红顶商人”已经成为最最时髦的“芜湖模式”。

　　其八：“红顶商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的职能和作用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要由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由任性政府转变为诚信政府；由神秘政府转变为公开政府；由利益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由人治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个别领导干部“商人化”和个别企业负责人“红顶化”，必然使权力更多地干预经济，让人们重新看到“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党政形象，直接动摇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红顶商人”缘由已深

　　为什么有些人心中暗自向往“红顶商人”的做派？

　　从根子上挖下去，就清楚得一目了然。

　　根子是，有人看到，“官商两道通吃”是腐败之“极品”。

　　——胡庆余堂开张之初，胡雪岩头戴花翎，胸挂朝珠，身穿官服，郑重其事地亲自接待顾客，胡庆余堂一开张就走红——亦官亦商，这是多少人向往的“境界”！

　　有人反观现实，发现确是如此——要大赚钱、好赚钱，成为“红顶商人”是一条非常好的捷径。要不，现如今不少经营业主们怎么会热衷于一本《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们要从中学习“交结官府”的艺术(‘摆平’、‘搞掂’官府)，使“官商两道通吃”的“经营之道”炉火纯青，从中捞到更多的“油水”和利润。

　　“官商两道通吃”，主要表现为以官促商，借官谋利，调用公权为经商提供便利。有时还能影响政府的决策，谋求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官商两道通吃”的人凭着权力形成强大的关系网，在商界左右腾挪。贪官李玉书原是乐山市副市长，2000年4月，他以某公司的名义买下了沙坪水电站，价格为400万元。沙坪水电站效益不错，一年有80万元左右的收入。或许有人要问，他有这么多钱，还经营企业干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官商两道通吃”是获取最大效益的最好途径。尽管这个电站不是以李玉书的名义买的，但门里人有几个会不知道这是李市长的企业？哪个国家权力部门(如工商、税务、审计、环保、电力等部门)能不“另眼看待”让李市长获取好的效益？

　　“官商两道通吃”还可以留有退步，一旦从官不顺利就可下海经商，到企业任高职，名义上企业不是他的，实质上这个企业就是他的。这也是当今一些为官者能稳健下海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一些为官者亲属热心经商办企业，屡禁不止的原因。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这句至理名言一直被人们引用来针对没有约束的公权。公权不约束，腐败难消除，社会难以在公平和公正的规则下运行，社会就难于集中各种积极力量达到引导社会走向进步的目的。因此，反腐败，就要建立一套让别有用心的人无法引导的运行机制，如果有人妄图去影响和引导这种机制，就要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后也难以达到其目的。否则，反腐败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红顶商人”有如此众多的危害，为何在安徽一些地方能成为“普遍现象”呢？恐怕主要问题不在于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视，而在于官员自身“私”字当头。正如专家分析的那样：这些“红顶商人”自从获得双重身份后，与原企业的关系就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企业可以利用它的公务员身份获得“保护伞”，使自己的企业在行政干预下更“红火”；他则可以利用“老总”的身份坐享单纯公务员身份的领导干部所享受不了的权利，比别的“老总”更有权，比别的官员过得更“潇洒”。这些就是他们死死抓住企业“老总”头衔不放的主要原因。

　　在思考这些“红顶商人”的权力入市的现象时，我们还需要探究这些“红顶商人”入市的组织根源。

　　“红顶商人”的上任有着两种方式：官员兼任企业领导，企业家挂上“干部”名片。在我国的组织人事制度中，我们的官员身份都是“公务员”，当我们某些官员进入市场经济竞争舞台时，其身份将自动转化为“与民争利”的商人；当商人挂上领导的“名片”时，我们的干部任免组织程序将不免受到挑战。

　　“红顶商人”的出现，不仅考验的是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竞争观念，更是对我们党内的干部人事组织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的“红顶商人”们要多读读我们的党章，多思考一下自己的职责，减少权力入市，真正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红顶商人”彻底告别？

　　不过，能否彻底告别“红顶商人”，人们还是心存担忧。

　　因为，“红顶商人”有的是他们的“三十六计”。

　　人们的第一种担忧是担忧清理“瞒天过海”“走过场”。清理党政干部企业兼职是必要的，该得到落实。但在那些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书记、专员一手遮天，而检查组还不是由他们来应付。偶尔有人举报，检查人员一走他们就开始新一轮的“疯狂”。

　　第二种担忧是怕“借尸还魂”、“李代桃僵”。表面上自身辞去任职，实际上安插自己的人代替自己公开在企业行使权力，里应外合，还不是像自己在企业兼职一样换汤不换药。

　　第三种担忧是怕“做表面文章”的“苦肉计”。许多人表演一下主动辞职的“苦肉计”。实际上还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类似的文件已经很多了，关键是要扎扎实实的抓落实。再好的规定不落实等于没有，且会成为心术不正的人的嘲弄依据，使人藐视权威。因此，对违反规定的干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人们希望，要坚决彻底清理，凡是清理不彻底被以后发现和举报出来的，应一律撤消现有职务，并给于本级党政一把手以党纪政纪处分！

　　十六大后，政治文明建设已被提上日程。权力超脱，建设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诚信政府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红顶商人”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应该及时叫停这种与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的落后做法，并对“红顶商人”进行严格的清算和审计，不能简单从事。否则，将对全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遗患无穷。

　　有一个故事：据说爱因斯坦参加一次舞会，与他跳舞的一位女演员说，以你的智慧与我的美丽相结合，咱俩生的孩子一定又聪明又漂亮。爱因斯坦说，以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相结合，咱们俩生的孩子一定又丑又傻。

　　“红顶”与“商人”的联姻，将导致政治经济社会的癌症。它们生出的孩子，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