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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路 战艳 顾钱江
对于长期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中国人来说，“中等收入阶层”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但随着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阶层已在逐渐崛起并稳步发展，并开始悄然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标准，1999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为15%，这两年正以每年1%的速度上升，2003年达到19%。在法律保障、政策激励等因素的促动下，中等收入阶层呈现加速成长的态势，预计到2020年，中等收入阶层将有望达到40%左右，社会结构也将实现从“葱头型”到“橄榄型”的跨越。
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构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
时下，学术领域对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归类指标存在差异。
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研究部门将中国的“中产阶层”定义为：人均年收入2.5-3万元、家庭年收入为7.5-10万元，受过高等教育、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白领”。符合上述标准的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5%。
而据中科院的测算，目前中国城市居民中有48.5%的家庭财产在15万至30万元之间，如果考虑到中国农村除极少数农民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收入偏低的现实，可以推测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9%左右。
专门研究社会结构的专家宋林飞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个人所得税标准底数在1200元以上的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群都可以算作是中等收入阶层。
“无论用何种界定方法，事实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远远没有达到‘橄榄型’(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至少达到40%至50%)，目前至多是‘葱头型’的。”宋林飞说。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过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和谐、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知名社会学家陆学艺说：“因为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来讲，中等收入阶层都是最稳固的阶层。他们一般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工作稳定，对社会和政策的认同感强，而且消费稳定，是扩大和拉动市场的重要力量。”
“关键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让相当一部分城市人的生活达到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水平，而9亿农民中大多数未能进入这个阶层。”宋林飞呼吁：“培育中产阶层应该用‘加法’而不是‘减法’。‘加法’就是让低收入者尽快向上流动，而不是高收入者降下来，比如让农民转化为市民，收入加速向上流动，同时实行再就业、再教育，防止中等收入阶层下调等。”
宋飞林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对整个农村人口收入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全国9000万农民工每人每年往家寄2000元，加起来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此间观察家认为，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性讲话和政府各项经济新举措，至少已经传递了三个重要信号，即：正视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进一步坚定按要素分配的改革取向；肯定了人们按多元化的要素分配准则取得收入的合法性；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的手段成为中等收入者。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从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完善到推广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从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到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从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到公务员和教师的大幅度加薪，都大大促进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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