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浙江人经济” 今日浙商会否变成昔日徽商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吃苦耐劳，背井离乡创业，财富与名声显赫……如今的浙商与昔日的徽商，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

　　或许，这样的担心过早了一点，因为：一则，世易时移，如今的浙商不可与当年的徽商同日而语；二则，浙商无论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发展，对全国发展是有利的，对浙江的产业提升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探讨“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话题时，有人冷不丁提出一个疑问：今日浙商会变成昔日徽商吗？

　　要真的比较起来，这两者其实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没多少可比的。不过，从某种角度看，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背井离乡创业，他们的财富与名声在全国的显赫，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接下来的担心，也就好像顺理成章：当年的徽商在外面是何等富可敌国，然而对他们的家乡而言，似乎只带来了无数雕梁画栋的宅院，而并无产业上的联系；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

　　记者就此话题，与一些专家学者作了探讨。

　　对区域协调发展有好处

　　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认为，没有必要把“浙江人经济”的问题看得太重。他甚至不赞成提“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他说，首先是要搞清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与跨国流动有什么差别，前者涉及区域共同发展的问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则认为，这其实是个利益立场的问题，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还是站在全国看这个问题，还要看企业是为什么走出去的，是因为环境制约发展而走出去的，还是其他原因。资本本身就具有流动性，企业家总要把资金投向利润率高的地方，而这对国家而言也是有好处的。

　　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据他了解，在外的温州人去年创造的产值约为560亿元，相当于温州GDP的一半左右。他估计，在外浙江人创造的产值应相当于浙江GDP的20%左右。他认为，从全国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是市场在配置资源。

　　“浙江人经济”对浙江总体上有益

　　张仁寿说，现在就担心浙商会成为当年的徽商，进而担心会发生“产业空心化”，这未免太早了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流进流出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浙江企业家对市场和商机的把握。而且，浙江资本流动也是双向的，浙江有好的项目，有些资本也会回流的。看问题不要那么悲观，古代有些商人，有了钱，或置地或买官，因此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现在，“浙江人经济”的总量越来越高于“浙江经济”，但浙江人可能也越来越富。

　　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所长盛世豪认为，对“浙江人经济”要分一分类，不要笼统地讲“浙江人经济”。他认为，浙江出去的企业至少有这样三类：一是控股一些省外的配套企业，以降低成本，尤其是原材料成本，而生产基地还在浙江；二是将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寻求在更高层次发展；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土地、能源等受制约，生产成本走高，于是把企业迁出。在这三类企业中，第一类比较多，而且对浙江本身的发展也有好处。而后面两种情况可能对浙江会有影响，但这是企业为追求更大发展做出的选择。作为政府，应当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让企业留下来。

　　走出去的企业不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当然，一些企业把总部搬到大城市，生产基地还在浙江，这对浙江的产业升级有好处。而且，走出去的企业越多，与外界的联系就越广，对浙江企业而言，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越多，也为没有出去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浙江人经济”总体上是有好处的。

　　解决原有优势弱化的出路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说，从目前情况看，浙江的制造业层次还不很高，与国际大企业的关联度还不很强，这方面与苏南地区有明显差异。浙江的制造业中，消费品(生活资料)的产业比重很大，而近几年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强，浙江制造业当然会受到影响。相反，资本品(生产资料)的寻求却很旺，而这在浙江却比较薄弱。因此，需要完成一个提升，即由消费品的制造业提升到资本品的制造业。产业要提升，市场要开拓，资本要寻求更加有利的投资场所，这就是浙商要往外走的内在原因。

　　张仁寿指出，也应看到，浙江原先的有些比较优势在弱化。浙江人原来津津乐道的优势，比如体制活，浙江人精明而勤劳，搞小商品和轻工业特别有效率，等等，有的在改变，有的在弱化。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展民营经济，而小商品的利润也越来越薄。浙江要适应这种变化。

　　从国外情况看，资本流出大的一般都是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多，流入也多。浙江的担心是外资流入不多。去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不到50亿美元，与江苏差距很大。浙江为什么引进外资不多？有人分析其中原因说，一是民资比较丰裕，二是浙江人算得太精，三是浙江本身的产业层次不高、规模偏小。当然也有人认为，以前浙江人对外资的重要性有不同认识，有一种说法是，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政府急，民间不急”。

　　张仁寿强调，通过吸引外资提升浙江产业档次，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之争带来的启示。完全依靠内资提升产业层次，速度不会很快。当然，提升产业层次的问题比较复杂，比如人的问题，浙江人比较适合做小商品，但要真的搞IT业、重化工业、汽车业，是否也能像小商品那样有竞争力？

　　同样的土地面积，或者同样的产品总量，如果产生的利润越来越低，那就没法遏制资本的外流。而如果随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引进大批外资，进而提升浙江的产业层次，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那么，对浙江资本大量流出的担忧就显得有些多余。当然，这有赖于不断优化能够吸引外资进入的发展环境。

　　重视徽商提供的启示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指出，古徽州的情况是两头“在外”，徽商的商业行为与家乡联系不大，特别是到后来，连商品也不在当地生产了，徽商与徽州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徽州仅仅是出人而已。因此，浙江可以从当年徽商的历史中吸取到这样的教训：要想把走出去的浙江人吸引住，就一定要与他们保持经济关系。如果没有经济联系，而外面赚的钱更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就比如当年在上海的江浙财阀，大部分就不回去了。

　　杨建文说，怎样让浙商对浙江经济产生带动作用？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那些受土地要素约束小、前景又比较好的产业。浙江必须实现新一轮转型，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杨建文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往可赚钱的地方走，这就是浙商与徽商相近的地方。因此，要避免浙商成为当年的徽商，就要不断创造让浙商回流的平台。当年的徽州没有这样的平台，这是徽商没有回流的根本原因。当然，要保证这个平台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产业要有前景，体制要更有活力，这样的平台就可以把“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

　　葛剑雄认为，徽商的衰落，有政治的原因，比如政府改变了盐的配额，盐商最大的靠山没有了；也有交通方面的原因，比如津浦铁路的开通，运河的漕运就废掉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开埠后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品的冲击，而徽商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开发出新的商品，这样，原来的市场就慢慢萎缩了。因此，这也是一点启示，就是要以变应变。比如当年的广东商人，就是及时吸收了新的商业模式，到大城市做百货，生意做得很大，昔日上海南京路上的大百货店，很多就是广东人开的。

　　浙商的特点是，他们挖掘“第一桶金”的本领很强。因此，浙商也不必总是把眼睛盯在上海，可以到其他地方寻求发展。经济发展的梯度总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机。浙商应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一展身手，寻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