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十大女性经济人物

　　投身中国经济的女性人物仿佛是一个个不老的传说，了解她们艰辛的创业经历,体验她们的心路历程，我们能感到在她们纤弱的身躯中包裹着的是坚毅与力量。在领略引领经济大潮的女性企业家风采的同时，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也跃然展现……

　　吴晓灵：导演2003货币政策

　　吴晓灵

　　出生于1947年1月1日。曾就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2000年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她是当今国务院14位正、副女部长中的一位。从银行起家，亦有不错的学术背景。

　　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长后，她的工作从主管研究调整到主管货币政策，从此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货币政策领域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频频出招。

　　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得以专注于货币政策，作为主管货币政策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是“天降大任”。

　　面对挑战，吴晓灵开出三重药方：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央行保留商业银行执行央行政策的检查权；在货币信贷信息和监管信息上与银监会做到实时共享。

　　6月，以周小川为主席的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懂宏观、通金融、学者型的吴晓灵身在其中，媒体认为这是“央行在调整人力资源架构后，其货币政策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协调性向好的一个信号。”

　　火热的7月，吴晓灵给同样火热的贷款增长泼了一盆凉水：必须高度重视贷款持续高增长可能存在的长期性潜在风险，注意防止贷款增加过多对今后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8月，在实行金融分业监管后，吴晓灵建议要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和机制，使央行的宏观经济分析和判断结果得到监管部门的认同。此项建议为培育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指明了方向。

　　她的一句“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上能够比较多的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来吞吐基础货币，来调节我们的货币供应量。”让国内外投资者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她强调“人民银行建立信贷登记系统并不意味着要垄断，而是希望建立独立于人民银行的第三方的股份化的公司。”让遭遇信用“瓶颈”的民营信用公司比较明确地了解了央行的动向，一度尘嚣甚上的有关“中国信用体系建设面临严重紧迫性”灰暗气氛立刻云开雾散。

　　2003年，对于主管货币政策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来说是忙碌的一年，儒雅谦和的她穿梭在很多金融改革话题的研讨会、论坛、峰会上，但她发表的重要观点却是掷地有声；2003年也是个硕果累累的一年，很多专家认为，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对于经济的调控更加市场化、规范化，政策意图更加清晰，这是金融发展史上没有过的。

　　史美伦：股市“女包公”

　　美伦

　　1991年进入香港证监会，历任公司财务部助理总监、高级总监及证监会执行董事，1998年起担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2001年2月，国务院委任她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至今。

　　通过google搜索器，用“史美伦”和“严厉”两项条件同时进行搜索，可以在中文网页上找到5470个结果，这项搜索本身已经说明了史美伦的个性和工作方法。

　　人们对史美伦的敬畏还离不开她的远见卓识。业界认为，外资已于2003年进入中国A股市场，QDII也呼之欲出，中国证监会需要有熟悉和驾驭国际操作的专业人士。香港媒体也称，目前该会高层中，除史美伦外，并无多少国际经验丰富者。

　　与此同时，史美伦支持进一步减少乃至消除行政力量对选择证券发行人的干预，最终实现证券发行审核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股票发行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2003年8月，史美伦从整体上提高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出发，本着促进证券公司规范发展的原则，全力提倡三条铁的纪律：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严禁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严禁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证券界人士认为，这三项“铁律”给证券公司提出了最基本、也是最严格的要求，这有利于我国证券业的健康发展。

　　2004年新年刚过，史美伦亮相了。场合，既不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也不是资本或金融论坛，而是知名学府北京大学。对于向来低调的史美伦，选择春节前夕出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英国《金融时报》财经新闻国际培训班结业典礼，尤其是她宣布以个人名义在北大财经新闻中心设立“史美伦奖学金”，这是“史美伦培训”首次在高校中拨款设立的专项。媒体似乎感到很突然，大家隐约感觉不一般。

　　从史美伦的谈话中，可以读出“铁娘子”的风采、“女包公”的威严。三年前，史美伦上任之际，有人说首位香港专业人士受聘出任政府高官，表明中国政府会对股票市场采取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史美伦说：“我希望能够在上市公司监管上多做点事。”

　　通过耳闻目睹、身体力行，对沐浴“欧风美雨”的史美伦来说，触动最大的，或许不是源自中国股市，而是来自理念和文化的碰撞。在她看来，这便是中国股市的根本症结。

　　史美伦的股市情结还在编织，她的深沉，一如她的低调同样执着。

　　瞿素芬：改写“长三角”历史版图

　　瞿素芬

　　从一个乡村小学民办教师开始，瞿素芬走过的每一步都透着她的智慧和汗水，她深深地爱戴着台州这个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如今从代市长到市长，瞿素芬这个父母官带着江浙的灵气，将台州推入长三角，为新世纪的长三角和新世纪的台州增添了新活力。

　　“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我只想，在市长的岗位上，尽可能地要像一个市长。”来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瞿素芬说。

　　在成为浙江省台州市市长之后，瞿素芬常在地图前思考良久。台州，这个位于上海4小时经济圈内的浙江中部沿海一个新兴城市，只有融入到长三角整体中，才能不被国际公认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的长三角抛弃。

　　2003年8月15日，瞿素芬作为台州市市长参加了只有长三角区域内的市长才能参加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第四次市长会议”，台州市最终被接纳为该协调会的新成员。至此，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已有上海、南京、苏州、台州等16个成员。台州提出了在以上海为龙头的第6城市群中的发展定位。

　　台州加入长三角颠覆了固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概念。因为台州并不在人们常说的长三角区域内。台州的参加，将启动长三角经济圈向南扩张。瞿素芬感到骄傲，台州成了长三角南扩的第一站。

　　不过进了长三角，台州必须要有资格跟其他城市竞争和对话。

　　为此，台州市政府首先打造的就是体制优势。台州95%的经济成分是民营经济，所以发挥民营经济的灵活性、自主性，增强了台州的竞争力。台州最大的产业优势是制造业，2002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制造业占到90%以上。

　　拥有优势，就必须用好优势。瞿素芬对政府和企业经常这样说。

　　既然进了长三角，各类产业必须围绕它作文章。瞿素芬提出，要加快建设绿色农业大市，为主动服务长三角市场打下基础；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和整合；努力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参与长三角的对外开放；主动加强与长三角的科技、文化交流和合作；加大与长三角的人才交流力度。

　　如今在台州，30万平方米的国家级医化基地，首期投资49亿元的台州汽车工业城，总投资15亿元的星星电子工业城和黄岩万亩工业区、食品罐头园区、托普软件园等，让台州经济热火朝天。台州市区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8位，有24个工业制成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

　　“做不好，群众对我不信任，那我就是不称职的。”瞿素芬提醒自己。这个从一个乡村小学民办教师走上政治舞台的台州市长，正让台州成为长三角南翼的明珠。

　　谢企华：“蓄谋”外向扩张

　　谢企华

　　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见证了宝钢1978年以来的全部历史。有钢铁界“铁娘子”之称，被《财富》连续两年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2003年2月，正值花甲的谢企华在集团总经理头衔之外，又多了一个“集团董事长”的职衔。

　　“宝钢绝不能出现‘今年进、明年出’的情况。”这是谢企华对进入世界500强的决绝态度。衣着朴素，作风硬朗，一副阔边眼镜后面一双坚毅的眼睛，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企华给人的感觉是“永远的强势”。

　　2003年，由谢企华领军的宝钢集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全年销售收入突破1100亿元，折合132.5亿美元，大大超过200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末位企业101.73亿美元的销售额。

　　在媒体对这一成绩大肆渲染的时候，谢企华并没有沾沾自喜，一向强势的谢企华在这个时候保持了必要的冷静和清醒。她所面对的是一个与宝钢成为世界三强的发展目标不相匹配的现实：目前宝钢的产品市场90%在国内，而世界钢铁巨头新日铁和浦项的市场40%在国外。这一现实带给她的危机感催生了她在2003年对国外市场的图谋。

　　“安内”是谢企华战略转移的第一步。2003年6月、7月、11月，宝钢分别与一汽、上汽和东风签署了总体合作协议。

　　在与国内三大汽车集团结盟的同时，宝钢加快了与跨国对手缔结合作关系的步伐。2003年6月，宝钢首次建立“海外事业发展部”。7月，先是宝钢股份与日本新日本制铁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随后宝钢集团又同卢森堡阿赛洛钢铁公司签订合资协议以及不锈钢技术转让意向书。

　　宝钢与跨国巨头的结盟能够迅速有效地弥补自身技术的缺乏。宝钢锁定国内汽车客户与宝钢结盟跨国巨头具有相辅相成的意味。锁定汽车客户，能够提高与国外钢铁巨头合作的筹码，而与跨国巨头的合作反过来又能够促使宝钢保持并拥有更多的市场。

　　2004年伊始，宝钢集团与巴西最大的矿业集团公司—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即CVRD)签下约80亿美元大单，直接在海外投资建设钢厂。这标志着宝钢第一个“海外钢厂”，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建设项目进入正式启动阶段。

　　2003年，谢企华的内外合纵连横是一种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积蓄和储备，由谢企华领军的这一钢铁巨舰完成了由内向外的转折。由此，我们理解这位强势“铁娘子”—“宝钢绝不能出现‘今年进、明年出’的情况”—的断言。

　　董明珠:诚信之珠

　　董明珠

　　现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荣获“南粤首届优秀女企业家”荣誉称号。2003年11月，荣获“2003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华商妇女”称号。2004年1月，获“珠海2003年度经济人物”称号。

　　人如其名，必定是颗明珠。2003年，从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开始，董明珠越来越显得“珠光四射”了。

　　在去年的两会上，董明珠一语中的：上市公司一定要代表股东的利益。做企业、做产品,首先要从做人开始,做一个诚信的人,这样才能做一个诚信的企业，打造一个有信誉的产品。

　　那时，用快人快语来描述董明珠一点也不过分，而她的论断后来也被业界广泛引用：个别上市公司不好好搞经营,而是在证券市场上去炒作,甚至有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股票还一路走高,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上市公司的经理层要清醒地认识到,股东是你的老板,要把股东的权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正是有了这些快人快语，董明珠明白作为上市公司和我国最大的空调专业化企业,在产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出口量方面连续8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格力电器，其领导人最需要什么风格才能创出不俗的业绩来。那就是诚信。

　　在中国，价格战似乎永远就是家电厂商的法宝，格力也不例外。去年11月格力率先降价，将一匹空调的价格降至1099元，此后，美的、奥克斯等品牌纷纷跟进，据此有人把格力空调列为今年挑起价格战的始作俑者。

　　而董明珠却“霸气”地认为，谁规定格力空调一定得卖5000元，小品牌空调卖1000元？2003冷冻年大家都说是很悲壮的一年，但格力空调却实现了423万台的销售。我们的诚信赢得了市场。

　　2003年下半年是格力的多事之秋，董明珠的铁腕再次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打造诚信的名牌企业为目的，“开刀”一直被格力奉为制胜法宝的“格力模式”。

　　去年8月起，董明珠开始了坚决的“自我否定”，变革在业内曾经独树一帜的格力渠道模式，增持销售分公司的股份，强化对销售分公司的控制。

　　就在变革的同时，外界几乎一致认为：“董明珠一定是有把握才会这样做。否则，她绝不会大动干戈。”事实也给董明珠的抉择做了佐证：2003年格力空调多销售了220万套。这足可见其用诚信打造的品牌的功力如何了。

　　杨绵绵:走出去的“狼”

　　杨绵绵

　　1941年出生，全国人大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代表。现任海尔集团总裁，全国人大第十届代表。

　　永远想象不出这个女人是“狼”。看上去杨绵绵依然平和，作为张瑞敏的“黄金搭档”和助手，她选择站在张瑞敏的背后。可是，在2003年，她的闯劲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

　　日本东京银座是全日本最昂贵的黄金地段，四丁目又是银座最昂贵的中心地段。去年8月20日晚，中国海尔的“Haier”灯箱广告在银座亮灯。

　　杨绵绵走到了台前，此时，杨绵绵面对日本媒体表达了争创日本品牌的决心：物质的广告容易点亮，前提是企业必须有实力，有基础，这非常不容易，但海尔经过努力做到了。但海尔需要的不仅是物质的广告，海尔要的是真正点亮消费者心里的灯!

　　其实这只是杨绵绵走出去的一个片段。目前海尔在全球建立的工厂已有13家，在美国和巴基斯坦建有工业园。

　　杨绵绵认为，“走出去”使海尔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充分发挥了海外本土化框架的优势，可以规避非关税贸易壁垒。她说，2003年，海尔并没有在海外建新的工厂，但通过ICM的方式，海尔海外工厂及制造基地增加到22个。“走出去”使海尔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03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突破800亿元，折合97亿美元。

　　“走出去”，对国内企业而言，海尔显然已经成功了。

　　可是在“狼”眼里，国门之内无名牌，只有到国际市场上，与比自己强大的品牌去竞争，才有可能变得更强大。

　　而作为人大代表，杨绵绵无时无刻不在为海尔走出去、国企健康的走出去大声疾呼：走出去，天地很大，风险也很大，先拓市场再建工厂是规避风险的途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先有市场再建工厂”是海尔一贯坚持的原则。海尔产品早在1990年就已开始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在美国建厂之前，美国市场已有了海尔的销售网络，有了足够量的订单。有了市场支撑，就大大降低投资的风险。杨绵绵强调，不能为了出去建厂而建厂，否则，出去投资就可能失败，就可能血本无归。

　　可以预见，走出去的“狼”是不会让海尔血本无归的。相信有这么一个平和执着的“狼”来领导，海尔会继续走出去，海尔有信心成为国际化的大公司，成为世界级的名牌。

　　雷菊芳:发起品牌“西进运动”

　　雷菊芳

　　汉族，1953年9月生于甘肃临洮。1977年9月-1987年12月，中科院兰州分院近物所工程师。1987年12月-1993年8月，兰州工业污染治理技术研究所所长。1993年8月-1996年12月，甘肃奇正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年12月至今，甘肃奇正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她朴实无华，像一位慈祥的大姐，虽拥资亿万却又情操自持，享崇高声望而能淡泊明志；她是汉族，却能传承藏药文化，发展藏药产业；她是一个企业家，关心的却不仅仅是自已企业，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2003年，作为人大代表的雷菊芳提出“扶持西部经济，应该优先扶持西部品牌”。她认为，东西部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方面，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实力和品牌的差距，企业的实力差距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逐步缩小，而且在短期内也容易实现；而品牌的差距需要很长时间的培育和积累。但是品牌的经济带动效应往往大于投资的作用，因为没有品牌的企业注定是一个“短命企业”，而好的品牌，却是一个企业在市场中长盛不衰的法宝。

　　雷菊芳说，西部地区的企业应该利用自身的区域优势和文化特色，打造更多的优势品牌，从而推动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年来，奇正藏药正是利用古老神秘的藏药医药文化，打造出中国外用药第一品牌。奇正不仅仅是一个药品的品牌，更是传承西藏文化的一个载体。人们通过奇正藏药了解了更多的西藏文化，奇正藏药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也发展了。

　　奇正藏药在西藏和甘肃投资总计超亿元，两座现代化药厂已在西藏腹地和甘南草原拔地而起、万亩药材保护基地得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及中国植物药权威人士的赞同和认可。在奇正的帮助下，许多藏族同胞脱离了贫困，当地藏族工人安居乐业。

　　她提出，今后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家应对西部有明显区域优势的品牌给予优先扶持。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在“驰名商标”认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等方面给予一定照顾，让西部企业和产品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打造西部知名品牌，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

　　何超琼：把自己“赌”给祖国

　　何超琼

　　41岁，北京市政协委员。澳门著名企业家何鸿燊之女。被视为澳门赌王接班人的何超琼，1995年进入父亲何鸿燊任主席的香港信德集团任董事，1999年出任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目前掌管的公司资产多达上百亿元，荣膺2002年“世界杰出女企业家奖”。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心中一样亲”。2004年3月1日，面对记者的采访，澳门赌王之女何超琼再次唱起了20年来最喜爱的歌曲《我的中国心》。

　　作为北京市政协特邀的澳门委员，今年41岁的何超琼言谈举止中流露着成功女人特有的自信和温柔。身为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和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何超琼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如今我事业有成，就要为新北京新奥运以及祖国的旅游建设献策出力。

　　她认为，澳门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非但在亚洲独一无二，就算是全世界，也可能难以找到第二个。因此，澳门虽不是奥运主办城市，但也可充分利用本身的文化特色，与北京奥运相配合，让更多旅客选择以澳门作为中转站，为北京带来更多旅客的同时，也将北京奥运的旅游热潮，带到珠江三角洲沿岸的城市，令更多内地城市从中受惠。

　　何超琼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年，由何超琼参与管理的澳门国际机场已成为两岸民众交往的主要中转机场，澳门航空长期以来肩负着桥梁的角色。在何超琼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澳门航空公司定于今年3月9日开通深圳经澳门到台北的定期航班，初期拟每天对开两班。这是澳航今年开通的首条客运航线，该航线开通后，较经澳门转机往返两岸缩短一半时间，将为往来两岸的民众提供更大方便。目前，澳航在往返北京、上海、厦门和桂林航线提供“一机到底”的服务。

　　何超琼透露，目前她已考察了包括宜昌在内的祖国许多风景名胜城市，她愿为加快祖国的旅游建设继续投资出力。

　　何超琼表示，作为中国的对外窗口，澳门在分享奥运会带来的庞大投资和消费效益时，也必须利用自身优势，在“新北京、新奥运”建设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她表示要为新北京新奥运以及祖国的旅游建设投资。何超琼认为，过去，澳门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为推动东西方的经贸、文化和科技交流，以及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凭借这些特色，澳门可成为祖国与这些庞大市场发展文化经贸关系的跳板，为北京奥运挖掘更多商机。

　　马爱珍：两岸经济发展的“红娘”

　　马爱珍

　　1941年12月9日出生，祖籍河南省南阳市。1949年随父到台，定居新竹。1970年创办常富贸易企业有限公司，1974年成立久福工程技术顾问公司，1977年成立久富工程公司，1981年成立桦慕企业公司，均自任董事长。1991年7月筹组第一个女性扶轮社—台北芙蓉社，任首任理事长。2002年任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

　　2003年，对于刚刚接任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的马爱珍来说绝对是不平凡的一年。

　　“下一步要加快推动两岸农业合作的进程，我将不负重望、亲自主持、全力以赴。”2003年第二届台湾知名企业家辽东半岛观光活动周闭幕式上，大连市长夏德仁感动地念着手中的来信。这封信正是台湾知名企业家马爱珍所写。这是马爱珍的肺腑之言，也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

　　80年代初时，大陆广阔的市场以及自己深深的念根情节就使马爱珍常常梦回大陆。然而两岸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实现这一愿望所要付出的艰辛努力。用马爱珍自己的话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啊。”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解冻，两岸的经济关系也开始活络起来。越来越多的台商想到大陆来投资，“然而当初的情景真的是拿着香也找不到庙门”，马爱珍回忆刚到大陆打拼时的情景深有感触。

　　目前，许多台商在寻求到大陆投资的契机。“但是占台湾企业数90%的中小企业仍无法对大陆的经济环境进行详细的了解，信息不足是当前困扰台湾中小企业到大陆投资最大的烦恼。”马爱珍坦言，“两岸经济虽然互相衷情，可要发展还得需要穿针引线的红娘啊”。

　　2003年，马爱珍比从前更加活跃地奔跑于两岸之间。4月到6月，她先后在台两次组织台商与丹东考察团洽谈，并表示要加强丹东与台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第二届台湾周”活动中，她又一马当先，带领其麾下的台湾女企业家协会、台湾农渔业产销联盟发展协会、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三大协会部分会员企业的负责人，来到了北方明珠—大连。其后与大连共签订合资合作协议9项，合资总额8936万美元，协议台资额6367万美元，达成合资合作意向8项，协议台资额2430万美元。

　　2003年9月马爱珍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企业投资经营、产品运输销售等方面与大连市开展全面合作。作为第一步，要把常富集团以及三大协会在祖国大陆的第一家办事处设在大连。

　　对于所做的一切，马爱珍有着自己的理解：“我做的一切很平凡，每个有着拳拳之心的中国人都会希望两岸早日融合。而我只是碰巧有幸扮演了‘红娘’的角色。”

　　张建好：从“百元村”到“亿元村”

　　张建好

　　1976年至今任广州市天河区杨箕村委会党支部书记；1989年至今任广东省人大代表、天河区人大常委；1993年获省“南粤巾帼建功”奖；1994年获广州省“优秀乡镇企业家”；1995年获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嘉奖、全国“优秀村主任”；1997年获“南粤巾帼十杰”并当选为中共党的十五大代表；2000年当选为全国劳模、全国十大女杰；2001年当选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2003年被评为“南粤优秀女企业家十杰”；同年荣获“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奖”。

　　对于朴实的杨箕村村民来说，最让他们尊敬和感恩的是他们的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张建好。正是她，24年如一日，带领村民艰苦创业，把一个昔日集体存款只有150元的贫困村建设成人年均收入近4万元赫赫有名的“亿元村”；正是她，在人们心中扬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24年前，年仅28岁的张建好被推选为杨箕村村长、村支书。当年的杨箕村，村民们靠种菜为生，每月收入不足10元，年收入只有105元。当上级党委宣布她当选为村长时，她意识到自己接过来的不只是一个职务，更凝结了3600名父老乡亲的信任和期待。面对组织和群众的信赖，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年轻的张建好铁下一条心：一定要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

　　开弓没有回头箭。接过重担的张建好义无反顾地把全部精力投身于工作当中。

　　二十几年来，张建好率领杨箕村村民进行三次大变革、三次大创业，终于开创出了一条杨箕村发展的新路子。

　　第一次创业是在1978年初，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创业是在1987年，率先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股份经济组织；第三次创业也是在1987年，率先到异地征地建厂房，创出了一条异地征地办企业的新路子。

　　三次创业，三次变革，道路是曲折的，经历是坎坷的，开拓是艰辛的。但是，张建好成功了，杨箕村腾飞了，1999年，杨箕村的固定资产已超过8亿元，村总收入5.7亿元，纯收入1.4亿元，税利9000多万元，人均收入38500元。

　　但张建好并没有满足。相反，作为杨箕村的带头人，张建好时刻想到的是如何使杨箕村的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了加强监督管理，规范干部行为，保证干部勤政、廉洁，杨箕村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管理的有序化使杨箕村干群关系更加融洽，全村上下人人遵纪守法，安居乐业。

　　永不满足，才有杨箕村的不断进步。今日的杨箕村各项设施齐全，真正实现了“生有所优、幼有所育、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安、贫有所扶、死有所葬”的“八有”社会主义福利制度。

　　岁月，如实地记载着张建好奋斗的业绩……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法悟

　　为什么是她们

　　——2003年中国十大女性经济人物评选感言

　　本期出版之日，适逢“三八国际妇女节”。为了评选2003年中国十大女性经济人物，从策划到出版前后近三个月。我们之所以重视，不仅仅是给中国女性的这个独特的国际性节日的一份献礼，更重要的是对女性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的尊重和肯定。

　　据统计，到1999年底中国的女性业主和法人已达1959万人，其中大批企业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仅从2003年对女性企业家的调查统计来看，中国妇女领导的150万家企业中，仅有1.5%的企业亏损。虽然女性企业家目前只占中国企业家总数的不到20%，但她们掌管的企业却有98%处于赢利状态。接受调查的88.3%的女性企业家人认为自己“能胜任更大或更多企业的领导工作”，比男企业家高6个百分点。女企业家认为自己的经营工作“比较成功”或“非常成功”的占90%，比男企业家多6.3个百分点。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史清琪指出，随着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男女体力上的差别已不再是妇女创业的障碍。

　　1994年，美国妇女创业者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发现，男女企业家的领导和管理风格尤其是在做决策时显示出差异：男人更重逻辑即左半脑的功能，而女性则把逻辑思维与右半脑的思维功能结合起来，即把感觉、直觉、关系、体谅等因素用于决策过程，力求全面与周到。换句话说，男性企业家做决策时强调合理性，女性则力求既合理又合情。男性更偏向自主、独立、竞争，而女性更注重人际交流、相互依存、合作成事，等等。

　　女性在以下几方面所显现的优势正是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必备的领导能力：有能力推行远景规划；不惧怕革新陈规；全神贯注于事业；在高科技时代采用友情感召的工作方式；将挑战转为契机；关注顾客的偏好；勇于力排众议，标新立异。调查发现，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比男企业家更容易成功；她们比男企业家更自信。可以预见的一个现实是，她们将改变传统由男性主宰的经济规则，男性独踞高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毫无疑问，当选的这十位女杰，只是中国众多的女性经济人物的代表。但《中国经济周刊》的人物评选标准，主要依据是她们在2003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贡献。这种影响，是对关涉国计民生尤其是在宏观政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影响；这种贡献，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改善的推动性贡献。另外，她们不仅仅在经济界叱咤风云，不仅仅是企业家，她们同时在政界起着建言献策的作用甚至直接担负着领导监管的职责。她们不仅仅是财富的创造者，还是财富的管理者和引导者。简言之，她们是符合本刊定位的政经人物。

　　十大女性经济人物候选人(部分)名片

　　袁秀梅

　　1952年8月出生于江苏淮阴，1995年任海口市经济合作局局长、党组书记，提出政府职能部门不能以经济活动主体的身份介入市场，在全国率先推出“先批公司，后上项目”，改项目审批制为登记制的国际惯例作法。1996年任海口市市长助理，有效解决6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负债重、冗员多、生存难的问题，盘活5.6亿多元的存量资产。1998年至今任海口市副市长。

　　邱淑花

　　福建惠安县的一名农民女企业家。1993年在惠安创办獭狸养殖场，1993年至今创办福建惠安黑熊殖场、熊胆酒厂、福建金熊公司等一系列以生物工程、制药为主体、食品、饮料、藤制家具及工艺品等多元化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净资产达6000多万元。非典时期曾是第一位到小汤山捐赠的企业老总。

　　范海莲

　　1963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商丘。1984年从原单位商丘市建筑公司下岗后到三门峡市创业，十多年里在三门峡市从事个体经营，开始创业。业务范围包括录音机、机制食品、修理厂、加油站。1997年至今任三门峡市海联企业集团董事长。目前，企业总资产已达7600多万元。近年来,共向国家上缴各种税金780多万元。2002年3月当选为“河南省十大女杰”，2001年3月当选为三门峡市四届政协常委，同年当选为三门峡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杜丽华

　　高级经济师。现任吉林远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3年间，将一个药品经销部，发展成为拥有5个制药厂的现代化综合性企业集团。先后荣获了“全国优秀女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

　　彭钊慧

　　1955年出生于重庆。1995年成为农行重庆市高新区支行行长，现任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03年把金融工作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农民致富密切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与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制相适应的信贷管理体制，构筑了“储备贷款债权和粮权相统一、上贷下拨、分库使用、属地监管”的集中统一管理模式；通过自身信贷资金的投放，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的投入。

　　孙桃香

　　1964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97年独立创办湖北三五醇酒店有限公司，现已有多家连锁店，2000年至2001年，又建起了融欧陆风情与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的汉口青年路酒店和武昌凤凰山酒店。并开始企业多元化的发展。2000至2002年，共向国家上缴税款1200万元。现任湖北三五醇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3年5月被武汉市妇联评选为中国十大建功明星，同年被湖北省妇联推选为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武汉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