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刻，我都幸运地有很多朋友携手同行，给予我支持、鼓励和爱护，使我周围的世界无比精彩。他们给我的人生带来无穷乐趣和新知，使我状态越来越好。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那样不寻常已经贯穿了全书，—如我的母亲，这里就无须再提了。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我在本书中未能提及，如我的写作顾问、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吉姆·威斯特沃特(Jim Westwater)博士便是其中的一员。若不是他们的帮助，恐怕很多人还没听说杰克·韦尔奇这个家伙的名字。

　　我曾经说过，虽然我不是吊灯中最耀眼的一个，但多年以来我始终相信自己能使所有的灯泡放射出最大的光亮。我担心很难对所有予我恩惠的人都致以谢意，所以如果有人被漏掉了，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也许我的感谢太肤浅、太轻描淡写，但其中包含着最真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简，感谢她对我的深爱和包容心。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和知音。当我沉迷于这本书的时候，简不仅能够理解我，更在各方面都给我支持。我要感谢我的四个好孩子：凯茜、约翰、安妮和马克。我知道对于我这个公务缠身的人来说，要做一个称职的好父亲是不容易的。但孩子们总是尽力支持我，使我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他们还带给我八个非常可爱的孙子、孙女，使我尽享天伦之乐，他们此后将成为我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学会了要较好地完成一项工作，其关键在于要有能力强、高效率的助手来协助管理。我曾有四位这样的助手：在塑料公司的尤尼丝·赫利(Eunice Hurly)；我在集团工作时的路易丝·科瓦尔(Louise Koval)；我到费尔菲尔德后以及最初做CEO的7年中的海尔加·凯勒(Helga Keller)；最后是罗莎娜·巴多斯基。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在公司中的好多日子都不好过。在过去的13年里，她始终如一地全力支持我。罗莎娜的助手苏·巴耶(Sue Baye)则是20年如一日地帮着我处理各种繁杂的事情。

　　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恩师，在此我必须尽力提到他们。在杰克·韦尔奇产生影响之前，GE已是一家百年老店。能够从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手中接过GE的大旗，我感到受宠若惊。我非常感谢弗雷德·波克(雷吉·琼斯的前任)—是他力排众议选我做副总裁，还有他的企业战略策划人杰克·麦克基特里克(Jack McKitterick)。弗雷德和杰克都富于冒险精神。他们总能挣脱传统束缚，并热衷于新技术。虽然他们的新构想未必都能实现，但其中有不少是成功的。

　　当我想到GE的现在和过去，很难提到每个曾帮助过我的人。有些人在我刚到GE时给了我不小的影响，使我后来慢慢走向成功之路。惠特·李奇威(Whit Ridgway)使燃气涡轮机的全球化业务上升到新的台阶。杰哈德·纽曼(Gerhard Neumann)是喷气式引擎最早的倡导者。“嘀哒”克劳克(“Ticker”Klock)在GE金融服务中看到了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助手出色的才能为我们的后续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要感谢塞尔扣克的每一个人，在那里我第一次成功地管理了一个部门。30年来，从比利·麦克(Billy Mack)到凯文·莫雷(Kevin Murray)的每位员工都一直与我并肩作战。

　　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特德·勒维诺的感谢。作为前GE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他敏锐地洞察到GE需要大的改革。在董事长竞选中，他给我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任职期间非常幸运地拥有几位精明且非常合作的人力资源部的搭档，他们是弗兰克·多伊尔、杰克·佩佛(Jack Peiffer)和比尔·康纳蒂。在早期，有许多人对我们的重组计划提出怀疑时，是弗兰克力排众议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

　　我对上述各位的赞扬都决不夸张。无论是格伦·海纳(他成功地掌管着塑料事业部已有数年)，还是身为分销、电器、塑料三部门CEO的加里·罗杰斯。2001年，我还兴奋地获悉杰夫·伊梅尔特提名加里为董事会的副董事长。

　　我们还有许多很了不起的执行官，他们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在GE公司的史册中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笔。其中包括：电器部门的迪克·斯通希弗(Dick Stonesifer)和拉里·约翰斯顿(Larry Johnston)，电力能源部的杰克·厄克哈特(Jack Urquhart)，汽车事业部的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塑料制品部的乌维·瓦舍尔(Uwe Wascher)，交通事业部的卡尔·施莱默(Carl Schlemmer)。当初是卡尔独具慧眼说服我们在机车方面投资，虽然当时许多人对此不感兴趣，但今天交通事业部已成为GE的CEO摇篮。

　　我在前文中曾提到劳埃德·特鲁特(工业部的CEO)在商务运作方面有非凡的能力，给我帮了大忙。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功勋。比如他对GE的敬业精神堪称员工中的楷模。而且他成功地倡导了GE公司的非洲裔美国人论坛(African-American Forum)，该论坛使公司里高层管理者与各种员工能畅所欲言，互相交流最科学的管理方法。

　　多年以来，我们拥有许多优秀的员工，他们与GE的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非常重要—不仅是在我们管理的转型期。他们中有：飞机引擎部的埃德·巴伐利亚(Ed Bavaria)和查克·查德威尔，动力部的德尔·威廉森，医疗器械部的吉姆·德尔莫罗(Jim DelMauro)、保罗·米拉贝拉(Paul Mirabella)和汤姆·邓汉姆(Tom Dunham)，交通运输部的戴夫·塔克尔(Dave Tucker)，以及塑料制品部的查理·克鲁(Charlie Crew)、欧麦尔·莫菲(Omer Murphy)和赫伯·拉姆拉思(Herb Rammrath)。

　　我已经在本书中提到公司董事会的几个成员，但更多没有提到的无名英雄也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要特别感谢桑迪·华纳(Sandy Warner)，在每次会议上他总是能提出有价值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远景展望。我还要感谢亨利·亨利(Henry Henley)、芭芭拉·普雷斯科尔(Barbara Preiskel)、韦恩·卡洛维(Wayne Calloway)、乔治·娄(Geoge Low)、鲍勃·梅尔塞(Bob Mercer)、吉姆·凯什(Jim Cash)，以及近期的一些合作者如安德里亚·扬(Andrea Jung)、安·福治(Ann Fudge)和谢莉·拉撒路(Shelly Lazarus)。

　　我们从RCA得到的不仅仅是后来成为副董事长的吉恩·莫菲。我们还得到了里克·米勒(Rick Miller)—他成功地将GE和RCA的电视机生产业务结合起来，得到了约翰·里腾豪斯(John Rittenhouse)—他也同样成功地组合了航天和国防业务。我们还得到了三个了不起的董事：“布拉德”索恩顿·布拉德肖(Thornton“Brad”Bradshaw)，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英雄大卫·琼斯(David Jones)将军(如果有英雄的话)和美国前司法部长威廉·弗兰奇·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

　　我想有三个人不能忘记，是他们使公司的退休金保障体制更加完善可靠。他们是：埃德·马隆(Ed Malone)；戴尔·弗雷(Dale Frey)，他十分出色地扩展了为退休人员服务的范围；现在的负责人约翰·迈耶斯(John Myers)。他们的工作是富有创意的，例如他们在纽约中央公园西一区对海湾西方大楼(Gulf＆Western)进行了投资。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地产市场不太景气的时候，接手这个地产。他们与唐纳德·特兰普(Donald Trump)合作，以后者的名气和在房地产方面的天才使这座大楼成为纽约赢利最高的酒店之一。

　　对于非GE员工，除了要感激彼得·德鲁克，另外一个就是拉姆·查兰(Ram Charan)，他常常能激发我的灵感。我喜欢和拉姆一块儿讨论方案和企业规划。当我和他谈论到GE的价值和重要性时，他创造出一个术语—“社会建筑学”。

　　我要特别感谢比尔·雷恩(Bill Lane)，他在我每年作年度报告时帮了不小的忙。比尔对待年报的态度跟我一样认真。

　　我非常幸运地在业务助手以外也有很多好朋友。其中有两位特别要好：安东尼·洛弗里斯科和他的妻子埃莉诺尔(Eleanor)，卡尔·沃伦和他的妻子多娜(Donna)。还有我在业务和社会上的朋友弗雷斯科、博西迪、莱特和普奇尼们，他们带来了许多欢笑和美好的友情。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参加一个高尔夫球四人组，这令我的周末充满乐趣。年轻时在伯克夏丘陵乡村俱乐部，小组的成员有戴夫·丹瑟娄(Dave Dansereau)、皮特·琼斯(Pete Jones)和约翰·克雷格。在匹兹菲尔德的乡村俱乐部，小组的成员有塞尔·阿瑟顿(Sel Atherton)、厄尼·萨加林(Ernie Sagalyn)和吉姆·奥布莱恩(Jim O’Brien)。在银春俱乐部的小组成员有卡尔·沃伦、罗恩·韦伯(Ron Weber)和查克·洛奇(Chuck Lokey)。在费尔菲尔德的乡村俱乐部，是奥西·亚当斯(Ocie Adams)、汤姆·格雷厄姆(Tom Graham)、比尔·格雷(Bill Gray)、汤姆·克雷特勒(Tom Kreitler)和我，我们五个人轮流。

　　我要感谢比尔·哈顿(Bill Hutton)和他的妻子琼(Joan)。比尔94岁高龄了，仍每天到有价证券咨询的办公室。他是真正的绅士。比尔和琼多年前曾获得桑卡迪—海德俱乐部冠军，他们在简连球座上的高尔夫球都打不出去的时候，处处呵护着她。每当GE股票达到新高时，比尔仍会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让我知道，他仍在为我们加油鼓劲。

　　我还要感谢斯特拉特·谢尔曼(Strat Sherman)和诺埃尔·蒂奇，他们写了第一本关于我的书。与他们一起工作使我的许多思路变得清晰。诺埃尔在克罗顿维尔的复兴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写书和我以前做过的那些事不同。这对我是个极大的挑战，超乎我的想像。幸运的是我得到了GE人在各方面的大量帮助。特别是杰夫·伊梅尔特和丹尼斯·戴默曼对我的帮助，他们提供了关于本书的一些有价值的批评和见解。我还要感谢鲍勃·尼尔森、布莱克特·丹尼斯顿(Brackett Denniston)、比尔·康纳蒂、贝丝·康斯托克和乔伊丝·赫根汉，他们对部分原稿作了修改。潘·威克姆(Pam Wickham)和凯蒂·瓦尔纳(Katie Varner)帮助搜集了重要的事实和图表。

　　NBC的安迪·莱克为本书取了书名，我对此表示感激。《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给出了相同的建议，这促使我采用安迪的想法，毕竟，两位成功的记者各自独立地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对我来说是个好的想法。

　　我已经在本书中用我所知道的每种方式表达我对雷吉·琼斯的感激，感谢他对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但是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他能让我和我的合作者约翰·拜恩通过两次长谈分享他的生活和他关于成功的观点。

　　对于本书，没有人比我的助手罗莎娜投入的时间更多，没有人比她的贡献更大。她放弃了很多周末休息时间并且工作到深夜，大大改进了本书。她帮助修改了一些不妥的句子，提出了很多建议，并发现了许多错误。

　　几位我童年时的朋友，特别是比尔·卡伦(Bill Cullen)和乔治·赖安也曾帮助我回忆在塞勒姆时的一些细节。另外一位老朋友约翰·克雷格对回忆我们在匹兹菲尔德的生活特别有帮助。我还要感谢我的第一任妻子卡罗琳，她花了几次时间与约翰·拜恩谈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

　　红十字会的负责人伯纳丁·希利(Bernadine Healy)给了我“阳奉阴违”这个词组，我认为这准确地说明了官僚们的言行举止。

　　是马克·迈科马克(Mark McCormack)说服了我来写这本书，他这几年里每半年来看望我一次。我在迈科马克的IMG的代理马克·里特(Mark Reiter)，帮我联系了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出版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搭档约翰·拜恩。我们在一块儿花了一千多个小时来字斟句酌。约翰为了全面了解我的过去会见了50多人。他的低血压以及心平气和的态度使我们的团队保持稳定。有一次，在连续工作16个小时后，大家都开始打退堂鼓，而他以无比的热情和非凡的毅力又重新打开计算机来修改文章。

　　时代华纳出版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他们热情的董事长拉里·基尔什鲍姆和责任编辑里克·沃尔夫(Rick Wolff)对此很感兴趣而且全身心投入。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

　　拉里夜以继日地把初稿审了一遍。我们和他形影不离，他基本上和我、约翰住在一块儿。在一个深夜，我对拉里说：“你知道吗，每次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好像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我非常喜欢拉里的人品和热情。

　　里克对这本书非常投入。我们戏称他为“火车司机”，因为他总是催促我们在截止日期前完工。由于“火车”常常晚点，所以执行管理编辑哈维-简·科瓦尔(Harvey-Jane Kowal)和管理编辑鲍勃·卡斯蒂略(Bob Castillo)不得不一次次地创造奇迹来使这本书如期出版。

　　再说一遍，我可能还是漏掉了一些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恐怕你们今天看不到这本书。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心中深深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