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扑克牌里的四个老K和八位企业家

　　黑桃K——大卫王(公元前1013年—公元前973年在位)

　　他原是犹太农民耶西的儿子，在扫罗军中担任要职，扫罗王死后，他看准时机率兵回国，占领了希伯伦，犹太部落拥他为王。之后他把腓力斯人赶出国境，攻取耶路撒冷，设为首都。他取得了无以伦比的军事成就，在他的统治下，以色列成了亚洲西部最强大的国家。大卫王不仅善于用兵，而且善于为政。历史上和现代犹太人及以色列国家都把大卫王视为 开国先驱。

　　梅花K——亚历山大(公元356年—323年)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征服欧亚大陆的著名帝王。作为马其顿王菲力浦之子，他曾受教于哲学大师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36年菲力浦遇刺，他继承王位并率军远征波斯，两次以少敌多重创波斯军队。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亚历山大帝国取代了波斯的统治。亚历山大一生倡导民族地位平等，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他将希腊思想和法律传播至世界各地。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看来，亚历山大就如同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在用战争的方式传播理念。

　　红桃K——查理大帝(公元768年—公元814年)

　　他是个战争狂人，在他统治的46年间，共发动了53次侵略战争，建立起一个西南至厄布罗河、北达北海、东到易北河、多瑙河，南括意大利半岛北部与中部的大陆性帝国，其疆域幅员可与昔日罗马帝国相比。公元799年，罗马教皇立奥三世被罗马贵族所逐，查理率大军进兵罗马，恢复了教皇权位。立奥三世为报答查理，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加冕，称其为“罗马人的皇帝”，史称查理大帝。

　　方块K——凯撒大帝(公元前100年—公元前44年)

　　他是继亚力山大、马其顿和汉尼拔之后的又一位军事天才。为了开拓疆土并缓和内部矛盾，公元前58年起，经过8年征战征服了外高卢(如今的法国、比利时)。当他占领800多个城市后回到罗马城时，在万人空巷的欢呼声中威望达到最高点。之后凯撒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联姻，使埃及顺利并入罗马疆域之内。公元前45年，元老院被迫加给凯撒“终身独裁官”的职位，拥有帝王一般的权力。公元前44年3月凯撒被连捅23刀致死，最致命的一刀是他的私生子所为。

　　(一)黑桃K

　　代表人物：原永民、何鲁敏

　　以色列大卫王攻打腓力斯人是对他们的战略了如指掌，他以退为进，然后发动反攻。这令他在战场上最终得到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击败腓力斯人后，他又向其他异族发动进攻。他南北用兵，只要大卫军威所在，无不臣服。

　　无论跨行业开攻的飞机制造大王，或是等待时机复兴的加湿器大王，他们的那股魔劲儿能人所不能，敢舍人所不舍，但也许这正是成就事业的兴奋剂。

　　民营飞机制造老K原永民

　　天空中烧着人民币

　　文·本刊记者唐凯林

　　老K经典语录：“我的优势是机制，什么能盈利就抓紧生产”。

　　从经营餐馆到制造飞机，原永民几乎一夜之间完成了两个毫无关联的行业跨越，他认为二者是相通的：“造飞机和开饭馆的道理在我看来是相通的，都是一门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投放特定资金的学问。你要想活得和别人不一样，就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

　　1500万元造飞机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关村人”，原永民的创业发家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片被誉为中国硅谷的土地，尽管原永民与“IT精英”毫不沾边。

　　早在1986年，当北京市政府首次将一些经营不善的小型国营企业进行拍卖时，原永民就辞去了在饮食服务公司门店经理的公职，借款14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位于中关村的一家连年亏损的餐馆。

　　由于原永民对于餐饮业经营有道，再加上中关村独特的地理位置，两年之后，他就把原来的饭店推倒重建，从此在中关村黄金地段拥有了一座近2000平方米的“科源大酒楼”。

　　但已经事业有成的原永民心里还是有些遗憾，他觉得自己身处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无论如何也要找点与现代科技沾边的生意来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等待原永民的“现代科技生意”竟然是飞机制造。1993年春天，原永民在与一群朋友吃饭时听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一种新型的AD200型轻型飞机专有技术要卖，价格为340万元。

　　没想到这无意间听来的消息却让只有初中文化，从未坐过飞机的原永民动了心。在看过制造飞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之后，原永民将自己酒店的房产抵押了1500万元，飞往南京爽快地把轻型飞机的生产、销售、转让及研制发展权统统买断。

　　1995年5月，科源AD200型飞机试飞成功；同年12月，科源AD200正式取得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型号设计批准书”和“生产许可证”。原永民一不小心便成了中国民营飞机制造业的第一人。

　　前途未卜的冒险游戏

　　“天空中飘的全是人民币”，这是原永民对飞机制造前景的描述。事实上，原永民当初也正是凭着这种“能赚大钱”的感觉进入这个行业的。

　　从1995年5月8日第一架蓝鹰AD200轻型飞机试飞成功至今，科源公司只卖出了20多架这样的轻型飞机，而原永民为此却已经投入了4000多万。业内人士透露，每架轻型飞机的市场价格是30万元左右。按目前的价位和利润率测算，原永民至少要卖掉500架“蓝鹰”才可能收回投资，原永民所启动的无疑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冒险游戏。

　　旁观者总是拥有一种狡猾的辩证法：如果原永民失败了，则是因为草率，而如果原永民一旦成功了，则是源于果敢。作为当局者的原永民无所谓自己当初的决定究竟是草率还是果敢，重要的是他有了一种成功的“感觉”。尽管他当初对于私人飞机的相关政策、市场调查没有一丝的概念。

　　不过原永民并不打算在“轻型飞机”这一棵树上吊死。“我的优势是机制，什么能盈利就抓紧生产”。1999年，昆玉河上急需船只，从来没有造过船的原永民找到水系公司毛遂自荐，利用造飞机的厂房、人员和设备，在原有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在30天之内造出了两条60座的大船。

　　目前，原永民的科源公司的产品已涉及农业机、教练机、水上飞机、热气飞艇、热气球，环保型游艇等，原永民还用轻型航空器改成平台进行遥感航拍、航测，建立了管理信息平台。而且科源公司的游艇生产和遥感航拍、航测服务已经产生了经济效益。

　　加湿器老K何鲁敏

　　差点折腾死

　　文·本刊记者 张小平

　　老K经典语录：“让最不值钱的东西变得有价值，能卖个好价钱。”

　　“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不值钱吗？”采访中，北京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鲁敏卖了个“关子”。“是空气，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最不值钱的东西变得有价值，能卖个好价钱。”

　　这位52岁的清华大学工学硕士，辞去公职后，在无资金、无厂房的条件下，靠年息高达25%的5万元起家，创办了亚都科技公司。经过15年的发展，亚都科技现有加湿器、空气净化器、新风换气机等三类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分别为70%、80%、60%，全部位居国内第一。

　　对前景缺乏预测

　　当年何鲁敏在日本进修，他的日本老板便对他说，“现在的中国和战后的日本非常相像——政策多变，经济秩序不健全，到处都隐藏风险，但是这种环境也蕴含着许多发展机会。今天像这样的地方只有中国和印度了。”何鲁敏深以为然，认为如果亚都诞生在日本或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是很难成长起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这个行业的高度专注，始终不分心地钻到这个行业当中，上百个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做一个产品，才做到今天这个规模。何鲁敏总结：“这就是典型的龟兔赛跑。”

　　他们从鼓楼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开始创业，当时，要一般人去花“巨款”买一台空气加湿器之类的产品，简直觉得是在“天方夜谭”。所以他们只得成天背着机器往大使馆跑，去外国使馆的商务参赞，向他们推销自己的产品……幸好这是一项GDP产业，和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成正比。何鲁敏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到年终回款的时候，所有总部工作人员什么都不干，就是成天数钞票。

　　初期创业靠的是大家的理想和干劲，并没有什么权责利的成文规定，而且由于企业领导者对发展前景缺乏预测，也无法确立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事先约定，一切只能干了再说。何鲁敏当初与其他人的收入都差不多，每月100元，下面的人大多80、90元。一旦钱多了要“有福同享”的时候，致命的问题就出现了。

　　被迫中止上市

　　亚都科技在1998年得到一个上市的指标，但因“内讧”，却撤回了上市申请，内部职工股的分配成了最大阻碍。因为没有事先约定，每个创业者都会依照自己的判断来提出要求，一旦无法实现，就会在巨大的预期落差中丧失对企业的信心，于是大多来自企业内部的匿名信引来了证监会的调查。

　　何鲁敏认为，企业内乱要比应对证监会的调查更严重，于是决定对亚都来一个“休克疗法”，主动向证监会提出中止上市。他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谋略，因为无利可图，那些扰乱企业发展的人自然会离开。何鲁敏采取了“赎买政策”，把一部分人“请”出了公司，然后接着和员工们订立了完备的权责约定，自己先为上市进行“补管理课”。

　　这番折腾，为亚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当初亚都为了上市，把盘子撑得很大，又是盖楼设厂、又是进行多元化经营。上市中止后，辉煌蓝图就变成了何鲁敏难以抚平的伤痕。因为像亚都这样白手起家、没有背景的企业，既没人愿意接盘，也缺乏金融信用，大大小小的债主于是纷纷起诉，上下游企业也中止合作。仅1999年1—3月，亚都的银行账号就被查封了3次，全年经济纠纷案件达到了创纪录的96起，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

　　后来由于海淀园区出面，与主要债权银行达成“3年保本付息”的谅解，法院方面也由于区领导的出面而没有强制执行，亚都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何鲁敏认为，亚都毕竟有技术，盈利能力强，一旦得到喘息的机会，复兴只是个时间问题。

　　前车之鉴，让何鲁敏这几年的步伐更加稳健，也让企业有了大的发展。但他显然还远远不满足现在的状况。何鲁敏意识到技术只是躯干，惟有插上了资本的翅膀，才能够持续飞翔。最后他透露：“我们最近将有大的动作，你们等着看吧！”

　　(二)红桃K

　　代表人物：沈文荣、郑俊怀

　　查理大帝在他统治的46年里，共发动53次侵略战争。拿破仑曾宣称：我要像查理大帝那样，成为西方的皇帝，而不是要继承法国国王的遗产，而是继承查理大帝的遗产。

　　沈文荣的钢铁帝国和郑俊怀的乳业王国，正如查理帝国之在欧洲，高举着一把双刃剑，开疆破土。一面征服到底，一面无所不在地融合。

　　钢铁老K沈文荣

　　他把沙钢推上山巅

　　文·本刊记者张小平

　　老K经典语录：“股权不是家里箱子中的钞票，随心所欲，想拿就拿。”

　　一场MBO将沈文荣和他的沙钢推到风口浪尖上。带着几分官员色彩的沈文荣几乎是一夜暴富，并以1.55亿美元身价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7位。

　　而在28年前，沙钢还只是一个用45万元自筹资金，在一个乡镇轧棉花厂内办起来的小轧钢车间。

　　从小家境贫寒的沈文荣，父亲早逝，母亲整日为一群孩子的温饱操劳和烦恼。中专毕业后的沈文荣，被招工进厂做了一名普通的钳工。1984年沈文荣被政府任命为厂长。18年来，沙钢在沈文荣的带领下，没花国家一分钱投资，已发展成为占地面积8平方公里、职工9000余人、总资产145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的江苏省最大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仅次于宝钢，在全国冶金行业中位居第二。

　　沈文荣可谓“官运亨通”。1992年沙钢集团成立，沈文荣担任了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1993年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任中共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并先后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如此多的殊荣加身，却并没阻断几乎一夜汇集他个人名下的巨额资产。沙钢及沈文荣个人的巨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98年开始酝酿的改制，期间方案几易其稿，终于在2001年2月获得成功。其股权结构为：国家25%，职工持股30%，管理层持股45%。据披露，沈文荣通过出资6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自有资金，500万元为借贷款)收购沙钢，个人拥有沙钢17.28%的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是占股份最多的自然人，其他的自然人所占股份都没有超过3%。按净资产计，他身价已过13亿人民币，从而一下子蹿升上《福布斯》富豪榜。

　　在诱人的数字后面，却是沈文荣付出的巨大艰辛。江苏本地媒体称他是“古希腊神话中一次次奋力把巨石推上山巅的西绪福斯。”沈文荣自己说：“沙钢历史上就是集体企业。我到80年代末的收入还只有800-1000元。1989年前后，公司的资产有一个多亿时，我们就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2001年，我们在股份合作制的基础上，形成规范的股份制公司，把产权明晰了。要求一把手多一点，是要你对这个企业负起责任来。转制，就是要用经济的杠杆加强你对企业的责任心，但这个股权不是家里箱子中的钞票，随心所欲，想拿就拿。我能把一个车间拿走啊？不可能的。这个数字是理论上的数字，纸面上的数字。”

　　乳品老K郑俊怀

　　副手成劲敌

　　文·本刊记者张小平/图·本刊记者吕金奇

　　老K经典语录：“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这个企业还存在。”

　　“昔日的副手，现在成为了你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感想？”不管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向他抛来这个似乎有点尴尬的问题。

　　郑俊怀的回答多半是高姿态，“我们这些年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

　　没有谁会记住那些有为伊利做广告之嫌的讲话，但53岁的郑俊怀脸上表现出来的激情让人印象深刻。他有充足的理由自傲——在伊利股份去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显示，截至9月30日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8.54亿元，从而超越光明乳业一举登上中国乳品行业第一的宝座。而郑俊怀的目标远不止此，是在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300亿人民币，跻身世界乳业20强。

　　以辞职相逼

　　郑俊怀进入乳业纯属偶然。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或律师。但在参加第一批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时，郑俊怀差了10几分，后来只得进了工厂。

　　接手伊利的前身——内蒙古回民奶食品厂当厂长时，这个厂是整个系统内最差的一个企业，全部家当才41万元，完全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烂摊子”。

　　在郑俊怀的经营下，回民奶食品厂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郑俊怀觉得当时的体制太束手缚脚了，竟带领厂领导班子发动了一场“政变”。那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刚刚起步，呼和浩特市政府最初确定了12家试点企业，但却没有回民奶食品厂的份。郑俊怀找到市政府，表示一定要走股份制之路，“如上级不同意搞股份制，我们将集体辞职！”在市长亲自协调下，回民奶食品厂终于挤进了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的行列。于是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诞生。

　　靠一个人不能做100年

　　有人这样形容伊利的领导层，“一个宽容的英雄与多个著名的副手”。但一些能干的副手们先后离开了伊利，并在几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伊利最强劲的对手。但郑俊怀并没有暴跳如雷，反而显得有点漫不经心。

　　“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变化和更新，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我离任的助手中，有的是年龄大了要退休，有的是觉得到了一定的阶段，愿意自己去开创事业。这都无可非议。”

　　“另外，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的持续发展不是依赖于一个人，它要靠一个团队、一套机制、一种文化来支撑。实际上，跨国公司能够做50年、80年、100年，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做到的，它是靠文化、靠机制、靠用人。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100年。在伊利的20年里，我与无数的优秀同事合作过，也亲眼看到很多年轻有为的青年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这些都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三)梅花K

　　代表人物：王丽、张锴雍、高德康

　　亚历山大远征波斯途中，曾命令所有士兵“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乡”！一位学者的眼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就如同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在用战争的方式传播自己的理念。

　　王丽、张锴雍和高德康，他们在虔诚地通向行业老大的路上，也在向普通人“布道”他们特有的经营理念和生存下地念。

　　传声器老K王丽

　　打工妹打出亿万身家

　　文·本刊记者唐凯林

　　老K经典语录：“我还是喜欢专注，车开得太快会很危险！”

　　在一个总裁班上，老师在课上突然问豪恩电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丽这样一个问题：“王丽，你有没有想过在你退休的时候，你的企业资产规模是多少？”王丽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她当时选择了沉默。

　　老师接着又问王丽，“是100亿，还是800亿？”

　　“当然是小的那个数目了”。王丽的回答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一声叹息中当了厂长

　　“我不敢说得太高，如果说了第二天就会有压力，尽管做每件事都应该有一个目标，但目标却会给人带来压力。”王丽说自己不愿把目标定得太高，喜欢顺其自然。

　　事实上，王丽是一个谦和的女人，总是有意识地收敛自己的锋芒。记者每次在电话里客气地称呼“王总，您好”时，王丽都会习惯性地加上一句“你好，我是王丽”！

　　之所以在皇冠假日酒店接受记者的采访，是因为当天下午有很多知名作家在那里参加一个论坛，而王丽一度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于是与作家见面便成了王丽那天下午除接受采访外的另一“重大目的”。

　　而当初王丽南下深圳打工的原因之一就是听招工的人说“广东的馒头特别白，白得都舍不得吃”。那一年，王丽19岁。当时的王丽正忍受着高考落榜的痛苦在一家餐馆里打工，准备来年再考。此时，深圳赛格日立来徐州“解决待业青年工作问题”，王丽在父亲的建议及“白馒头”的诱惑下放弃了二次高考的念头，来到了深圳赛格日立做工人。王丽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工资每月200多块，“像电视剧《外来妹》中演的一样”。

　　在打工的过程中王丽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生活和事业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开了一家餐馆，做大排档，但开了一个多月就被一把大火烧光了，记得当时我正在上夜大，放学回来发现餐馆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

　　出师不利，一心想创建自己事业的王丽开始寻找新的商机，她租了一个柜台开始卖电子元件，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王丽开始接触韩国、日本的麦克风产品，而这一段经商经历也为王丽以后的创业准备了资金上的原始积累。

　　正当电子元件生意做得稍有起色时，王丽开始考虑不如自己去开一个工厂生产！“这是我先生的主意，我当时很害怕，女人对美容、服装估计比较有天分，但电子元件生产应该是男人的世界。”

　　但王丽还是硬着头皮上了，从6个人开始，王丽自己又当司机，又做厂长和技术员。豪恩电声科技有限公司在王丽的一声叹息中诞生了，而王丽也自此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成功或是失败，王丽的心里没有把握。

　　第一个大单是骗局

　　厄运似乎对王丽特别的眷顾，豪恩电声科技成立后所接到的第一个大定单竟然是一个骗局。1997年，一个香港公司与豪恩电声科技签下了一个大定单，王丽顿时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当时很兴奋，觉得浑身是劲，还借钱买了一部红色的小车。”

　　做了几个月之后王丽却没拿到一分钱，香港公司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掉了，豪恩电声公司一下子损失了12.9万。

　　“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我后来开始对此事进行反省，决定要选择客户，当时的情况是有人要我们的货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我还是决定要选择好的客户。”但好的客户又不一定能看得上当时的豪恩电声科技，王丽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当时同行也过来参观我们的工厂，几分钟后就说我们这儿没有像做麦克风的样子。”

　　人也许真的只有在遭受打击的时候，潜能才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备受打击的王丽当时就发誓将来一定使豪恩电声科技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

　　当机会再一次降临在王丽头上时，生存还是死亡的关键就在于王丽是否能抓住机会。

　　几家日本企业来中国找元件供应商。“他们在看过我们的企业虽然没有像上次一样几分钟就离开，但他们犹豫不决。”

　　在王丽看来，这就意味着希望，她决定先给这家日本企业看样品，“于是我们只好连夜赶制，以便赶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把样品做出来。”事实证明王丽的努力没有白费，样品送过去以后经测试合格，日本企业在惊讶之余终于成了豪恩电声科技的客户。接下来的事顺利得让王丽有些出乎意料，“日本企业有一个习惯，他们会把自己认为好的供应商介绍给其他日本企业，于是我们便有了松下这样的客户。”

　　“昨天我还在问我的一个客户，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豪恩电声科技，他说关键是看中了我们经营者非常敬业及力求积极改变企业的精神。”王丽回忆起当初自己因怀有孩子而大着肚子穿梭在身着西装，神情严肃的客户之间的那种不协调，现在看起来正是创业者身上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车开得太快很危险”

　　“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说我以后要开着车来接你，妈妈当时对我说你以后不要嫁给有钱的男人，这样你会受苦的。”

　　但现在王丽的家里就有两位董事长，而自己一手经营的豪恩电声科技在传声器领域已然做到了老大的位置。据豪恩电声科技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国内市场上豪恩电声科技有限公司以每月11000K只的供应量排名第一，在世界主要麦克风生产厂家的市场分配中豪恩电声科技占到了9%的份额。从传声器产品的应用细分上看，豪恩电声科技的传声器产品在普通电话机(包括无绳电话)中占到了18.8%，在MP3播放机中占到了31.1%，在移 动电话机中占据了3%的市场份额……

　　从豪恩电声科技的市场占有率数据可以看出，国外企业仍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对于这一点，王丽心里很清楚，但王丽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外国的厂商速度快，而且日本、韩国的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很好，但他们的价格很贵，一个要一美元。”

　　事实上，国内的手机制造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成本的控制问题，并开始寻找中国的供应商，而在国内手机制造企业的这一意识转换中，王丽已经尝到了甜头，据王丽介绍，目前国内大手机生产企业之一的波导手机就是豪恩电声科技的大客户。

　　担保老K张锴雍1P

　　玩的就是火

　　文·本刊记者唐凯林

　　老K经典语录：“做不到前十位，不如不做。”

　　担保，这两个字的名声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在“神秘担保圈”频频东窗事发的2003年。“神经高度紧张，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商业担保如同在风口浪尖上讨饭吃，天天都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万丈深渊。”张锴雍说。

　　然而在2003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最后一位却正是做担保发家的张锴雍。他不但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跌入万丈深渊”，相反，经他一手打造的中科智担保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坐上了民营担保大哥大的位置。

　　做不到前十不如不做

　　关注过张锴雍的人都知道他是靠经营房地产起家的。早在1988年时，张锴雍就在海南房地产投资热潮中以100万的本钱搏得了6000万的家底。

　　不过，张锴雍并没有恋战房地产业，“我做房地产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深圳也很难做到前十位。而做不到前十位，不如不做。”于是，抱着要做行业前十名这一信念的张锴雍开始“在两个或多个传统行业的边缘地带或交叉地带去寻找新的利润空间。”

　　因为此时在张锴雍眼里，只有那些能做到前几名的行业才是值得投资的行业。做小行业中的大企业，而不是做大行业中的小企业成了张锴雍最为基本的投资准则。

　　而真正让张锴雍决心做商业担保却源于自己1998年在担保上吃的一次亏。

　　1998年，张锴雍的公司与另一家国有企业互做担保，当时的担保额度是900万元。后来张锴雍的企业按期还贷，而对方却没有按时还款，最后的结果是由张锴雍帮那家国有企业还清了900万的银行欠款。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张锴雍却从中看到了担保所蕴藏的商机。“既然企业都需要担保，如果有一家公司专为企业提供这种服务，既可以降低银行风险，又解决了企业急需，一定有市场。”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民间资本要进入一直由政府机构经营的准金融行业绝非易事，“很多人不理解，说政府干的事你们民营企业来做，不是傻瓜就是诈骗犯。”

　　但这并没有消磨掉张锴雍对担保业的执着，种种努力终于使幸运在1999年圣诞节那天降临在张锴雍头上，这一天华南地区首家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民营信用担保机构——深圳市中科智担保服务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张锴雍如愿以偿。

　　只对民营企业担保

　　事实证明张锴雍当初对担保业的前景判断没有错。自涉足担保业以来，张锴雍的中科智不仅赚到了钱，而且规模还越做越大。自中科智成立以来，已帮助500多家企业成功融资，累计担保贷款金额超过20亿元，已成为国内业务量最大的担保公司。

　　据张锴雍介绍，中科智给企业做担保平均收取3%的担保费，个人担保平均收取1.8%的担保费。如果按这一收费标准计算，中科智尽管收费率不高，但也足以推算出张锴雍赚到了真金白银。张锴雍的个人财富也随之攀升至9位数。

　　而这一切都与张锴雍“用拼双输来争双赢”的风险控制机制相关。众所周知，担保业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为他人提供担保有时候就像是在玩火，稍有不慎将会落得一个“玩火自焚”的后果。事实上，在全国现有的200多家担保公司中，绝大多数担保公司都赔本赚吆喝。但张锴雍却在提供担保的前两年里没有发生过一笔代偿担保。

　　张锴雍到底是怎样控制风险，怎样控制火候的？张锴雍认为，经营担保业除了要有一套完整的企业信用评价方法外，还必须建立其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一是只对民营企业担保，二是要求所有民营企业法人必须对我们的担保负个人无限责任。你如果不还贷款，我们可以代你还，但是你和你全家现有的和今后所有的一切财产，都必须拿出来还债，用拼双输来争双赢。”

　　如今的张锴雍正计划把中科智在香港上市，而且已经进入寻找合适的投资银行进行承销和管理的阶段。张锴雍透露，在香港上市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扩充资本金，扩大担保规模，并且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而中科智如果成功上市，将会成为中国内地首家民营担保公司“第一股”。

　　羽绒制品老K高德康1P

　　第一次落选之后

　　文·本刊记者唐凯林

　　老K经典语录：“没有品牌就没有将来。”

　　在江苏常熟市白茆镇到上海的公路上，以前人们总能看到一个小伙子用自行车驮着100多斤的面料或成衣往返于两地之间。

　　这个人就是20年后的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德康。

　　如今，高德康的波司登羽绒服占据了中国羽绒制品市场的半壁江山，回想曾经的创业经历，高德康直言，“不吃苦的成功是不大可能的”。

　　没本事就没饭吃

　　高德康说自己曾是村里最好的裁缝，其手艺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我做裁缝时手很快，一件衬衣我只需25分钟，做一条女装裤子需要14分钟，男裤17分钟，中山装45分钟……中西服装我都会做，吃饭就一定要有本事，没本事就没饭吃。”

　　正是这一手的裁缝活，使得高德康的创业之路选择了服装业。年仅24岁的高德康接手了村办缝纫组并自任组长，靠组里8台家用缝纫机维持生计。两年后，高德康把缝纫组改组成村服装厂。

　　如果说在缝纫组的工作是为了生计糊口，那么高德康将村缝纫组改组成服装厂将意味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为了工厂的生存，高德康集采购、缝纫、销售于一身，靠着一辆自行车往返于上海、昆山等地。

　　在创业的初始阶段，高德康觉得最苦的事莫过于骑着自行车，驮着150斤的东西在工厂与上海之间的公路上往返，高德康说自己当时是当之无愧的“骑自行车大王”。

　　“来回有100多公里，晚上累了只能在别人家门口歇会儿。后来改成骑摩托车，但冬天天气冷得不得了，被吹了一鼻子灰不说，甚至被风吹得连小便都很困难，几次差点被撞死在公路上，1987年买了部法国标致，工厂的规模和人数也随着车的档次上升而扩大。”

　　高德康说自己那段时间简直是吃苦习惯了，身体都不怕寒冷，从来用不着穿羽绒服，“身上永远是冬暖夏凉，冬天到了北京也不用穿毛衣。”

　　2000万赌未来

　　创业中还有另两个问题困扰着高德康。为了接到更多的加工定单，高德康的服装厂从休闲运动服、裤子到内衣、衬衣，什么都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产品。

　　另一个问题是高德康当时的工厂没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工厂的主要业务是为上海、苏州的服装企业加工。“为人家加工，做别人的品牌，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过程，产品再好，企业不是我的，品牌也不是我的，而没有品牌就没有将来。”

　　有了这种意识的高德康开始对自己所生产的服装进行梳理，发现一年四季的服装并不好做，而做冬装却相对容易一些。“冬装好做是因为天气冷了再穷也一定要买衣服，再穷也得取暖，而其它季度的服装根本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需要更多的花样，我们搞不过人家。”

　　于是高德康便有了冬季羽绒制品的产品定位，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品牌。“当时人们的消费心理偏好洋味道，我就给品牌起了一个洋名，波司登是美国南部一座城市的音译，在此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叫休斯敦的产品，也是美国的一个城市名称。”

　　高德康觉得要做品牌就要做出一点国际品牌的味道，他觉得“企业品牌策划真是要紧得不得了”。

　　公司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后，高德康才真正找到了“创办自己企业”的感觉，1992年，高德康先后投入2000万元，兴建了占地两万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引进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流水线，使公司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一下子扩大了四倍。高德康决定放手一搏。

　　我们是绝对的老大

　　一心打造自己的“波司登”时，1993年的春节高德康却过得不怎么如意。

　　1993年，高德康几乎投入了全部资金，以自己多年来的裁缝经验买来自己认为好看的面料和原材料，并根据自己认为好看的款式准备投入生产时。代理商回馈过来的信息几乎让高德康闻到了死亡的气息：面料太超前，款式已过时。

　　事已至此的高德康无奈之下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当即命令工人连夜加班修改款式，但当高德康把修改好的样品再次寄给代理商时。高德康在经历了一场等待之后却如同石沉大海似的没了结果，2000多万元的资金一夜之间变成了仓库里积压的羽绒服。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的高德康在次年夏天参加了一个在北京某商场举行的羽绒服夏季大甩卖活动，结果2000多万元的羽绒服经甩卖后回笼了800万元资金。高德康出师不利。

　　“老百姓手中的钞票就是我们产品的选票”，已经在老百姓投票选举中落过一次选的高德康决心东山再起。高德康在考察东北市场之后，在面料、款式、板型等方面大做文章，同时在销售渠道建立上实行与商场直接挂钩，结果波司登羽绒服在1994年首次夺得了全国销量第一的桂冠。而此时离高德康的上次失败才仅仅过去了几个月。

　　此后，高德康一发而不可收拾，“销量连续8年遥遥领先，商店里只要做羽绒服就一定有波司登，一个不起眼的店一天也有几十万的销量，我们是绝对的老大。”

　　方块K

　　代表人物：魏建军、刘根山

　　“我不在乎别人恨我，我只要他们怕我。”这是古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对政治的理解。当他占领800多个城市回到罗马城，一代代西方人都记得凯撒登陆后向罗马报捷的连续三句话——“我到达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

　　为了成功，为了梦想，轿卡老K魏建军和公路老K刘根山连野心听起来也那么崇高。

　　轿卡老K魏建军

　　不留后患

　　文·本刊记者吴仕逵

　　老K经典语录：“只要在一个小门类里使别人无法取代就是成功。”

　　如果不是长城汽车在港上市，魏建军一夜之间上升为车界首富，这位用13年时间一手打造了中国第一大民营汽车企业的人物，外界对此公几乎一无所知。

　　长城汽车是内地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只民营汽车股，2003年底上市第一天的收盘价为17.05港元，公司市值77.6亿港元，魏建军及其家人持股约43%。显然，魏建军家族的财富约合人民币35.4亿元。

　　此前，身为河北保定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魏建军，很少抛头露面，尽管在轿卡(小型客货两用车)市场，长城的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出口数量已连续6年保持了第一。但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是长城汽车这个品牌和他的女总经理，以及把所有同行都当作对手的汽车大鳄李书福。不露声色的魏建军似乎在提防着什么，这个大隐隐于市的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造成一个谜。

　　然而，上市使这位一贯低调的车老板不得不浮出水面，亮出了谜底。魏建军，保定人，酷爱汽车，遇到自己没开过的车，都要试上一试的顶级玩车高手。他很少抱怨民营企业的环境差，而是主张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精耕细作。

　　人们还得知，魏建军父亲魏德义是转业军人，转业前曾任某兵工厂厂长，魏德义1983年开始下海经商并创办了保定太行集团，资产近亿元。看来魏建军是秉承家风的，截至2003年6月30日未上市前，魏建军手中的长城汽车，总资产为25亿元人民币，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保定，显然是一个大雪球。

　　谁能想到，当年26岁的魏建军承包的长城汽车还是一个总资产只有300万元、亏损就达200多万元摇摇欲坠的乡镇企业。高中文化的魏，最熟悉的是水泵。

　　1996年，长城汽车推出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产品——长城皮卡，两年后长城汽车便稳居全国皮卡车老大之位，一代枭雄初露峥嵘。

　　实际上皮卡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车。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个体经营者和小企业大量地增长，前轿后箱对他们非常实用，农村、城镇需求量很大。同时，国内一些大企业都在上轿车生产线，根本无暇顾及这种“夹缝产品”，使得这个领域的竞争相对要小得多。虽然一些中小企业也开始生产皮卡，但都不成气候。魏建军就从夹缝中杀了出来。“只要在一个小门类里使别人无法取代就是成功。”这是黑马的理论。

　　敏锐准确的市场眼光并不是他成功的惟一原因。他和他的家族企业成员从1998年到2001年期间，以区区1817万元人民币，便收购了长城汽车55%的股份，完成了一桩漂亮的MBO收购案，才是让业内人士惊诧的。

　　和同是汽车行业的仰融相比，魏建军早早地将敏感的资产归属问题化解于前，没有留下后患，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有先见之明；和同处一个城市的孙大午相比，他在众多民企发展最困难的融资问题上没有摔跤，香港成功上市，在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迈进了一大步。似乎所有的好事都让他碰上了。这是偶然的吗？

　　公路老K刘根山

　　曝光率陡增

　　文·本刊记者张小平

　　老K经典语录：“因为是政府的基建项目，所以在贷款方面一路绿灯。”

　　“中国大陆富豪刘根山以6.6亿元港币巨资，收购位于蓝澄湾一幢在建三星级酒店，此酒店为大名鼎鼎的和记黄埔集团开发。”当此消息在香港流传开来时，人们开始侧目，刘根山为何许人也？

　　46岁的“公路老K”刘根山在《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中位居第43名，拥有15亿人民币的个人资产，他的正式身份是上海茂盛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也是香港上市公司茂盛国际主席。

　　“茂盛”以1.2亿港元现金、发行6000万港元新股及1.6亿港元可换股票的支付方式，来购入“和黄”的蓝澄湾酒店。“和黄”将以发放近似股东贷款方式，向“茂盛”抵消3.2亿港元交易余额，净收取现金为4.4亿港元。“和黄”加上同时持有的5.7%股份，从而成为茂盛控股公司第二大股东，开始染指“公路老K”在内地的公路资产。

　　刘根山曾在崇明岛农场插过几年队，种过地、当过工人，“上世纪80年代移民香港。据说香港茂盛国际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时的注册资本是5000万港元左右。1999年左右，刘根山拿到了第一个高速公路项目——嘉浏高速公路，从此踏上“公路老K”的生钱之旅。

　　“高速公路法定资金是35%。但是一般来说，只需自有资金注资20%就可以启动一个项目了。因为是政府的基建项目，所以在贷款方面一路绿灯。”刘根山已不再讳言其赚钱的秘籍。从刘根山投资的7条公路来看，采用的都是“路生路”的运作模式。截至目前，由茂盛控股、经营的高速公路一共有7条，分别是嘉浏高速公路、沪青平公路、上海同三高速公路、上海南环高速公路、宁波绕城高速公路、甬金高速公路、宁波北仑港高速公路。此外，茂盛掌握房地产销售面积已达50万平方米。据茂盛的资料，集团总资产达到250多亿元。

　　此次与“和黄”的交易，单从交易条款看来，刘根山斥资6.6亿元买入远离市中心的酒店，经营效益难以预测，并且还要付上巨额现金及欠下“和黄”债项。他之所以同意交易，最大的考虑是“和黄”的“金字招牌”。而刘根山在内地上海茂盛集团的业务网络，同样吸引着“和黄”的眼球。刘根山一直谋求把这高速公路注入上市公司，日后若能成功注入，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和黄”，自然获益匪浅。

　　有媒体评介刘根山在玩“空手道”。如2003年2月他用11.3亿人民币全面收购“亚细安”，虽然作价逾11亿元，但“亚细安”本身就有7.2亿元现金，他又把74%的“亚细安”股份抵押给周大福及“亚细安”前主席曾文豪，换取5.25亿元贷款，实际上他私人无须付一分一毫就已完成收购。收购完成后，他把“亚细安”改名为“茂盛控股”，并盘算把宁波北仑港高速公路作价7亿元注入“茂盛控股”，这7亿元就可以由上市公司转移到其名下。但他注资套现的“如意算盘”，却遭到监管机构一致反对，指其触犯上市规则——根据上市规则，涉及重大业务改变，必须当作新上市公司来申请。

　　如果刘根山成功地将所有高速公路转移到香港上市，刘根山可一次性变现100多亿港币。从来不屑于在公众面前曝光的刘根山，近期却在香港频频接受媒体采访，看来他完成了系列资本运作后，身家过百亿已经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