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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琢磨不透，农民工的工资其实就是地产开发商几个整版广告的价钱，他们为什么总是一拖再拖，不爱给钱呢？
本报记者席斯
19岁的张文春在安徽老家曾做过一些装修工作，自认为有一技之长，便满怀信心地来
北京找工作，希望增加收入，减轻家里负担。但到了北京才知道，装修公司招聘要求很高，不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就是与工头有关系的人，而他的那些半生不熟的技术屡屡被拒之门外。
正当张文春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在通州认识了一个安徽老乡。这个姓张的同乡，是专门到各个小区揽装修的人，穿着像个小老板，雇了一辆夏利车，把电话写在车身上，印一张精美的名片，写上根本没有注册的所谓“工作室”来招摇撞骗。
这位同乡告诉他，自己手里有一个装修的单子，如果愿意，张文春可以跟他合作，做瓦工。替这个老乡干活的并不是一支装修队伍，每个人做完自己的工作就走人，瓦工、木工、打杂互不相识。到了4月初，终于把一套房子装修完毕，这时张文春找同乡要自己的工钱，老乡推脱现在手里紧张，没有钱，好言请求他延些时日。这时的张文春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但顾忌到同为安徽人，便一直等待。
到4月末，北京的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SARS在民工中间传得很可怕，后来所有装修工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大批民工开始涌向火车站，匆匆逃离北京。张文春几乎每天都要找那位欠他工钱的老乡，但这位同乡不是哭诉就是玩失踪，始终不给工钱。
因为张文春和老乡之间没有任何合同，他连同乡的身份证都没有看过，还不知道自己称呼他的名字是真是假，张文春不知道这个无凭无据的事情如何解决。后来他找到当地的工商所，本想让工商所对同乡的那个假冒公司施加压力，以得到自己的工资。但工商所对这种没有任何执照和手续的装修公司见怪不怪，还教训他警惕性不高给那种人干活，让他哑口无言。
这时SARS更加肆虐，在家人的催促下，他攥着仅有的路费，装着满腹恶气，赶回了安徽。他说一路上，只吃了一碗米线。
8月他心有不甘又回到北京，这时他多了一个心眼，决定找一个有钱的、能够说话算数的老板，便到一个在建楼盘的工地，做后期的室内粉刷工作。这时他也利用工作之余找过那个同乡，他看见了那辆夏利，后面的公司和电话都变了，司机现在正为另一个骗子打工，而且同乡已经从原来的住处搬走消失了。
因为工地上人多，张文春感觉踏实了，这么多的人，难道还敢赖账吗？不过工地上的人告诉他，不在于人多少，也不在于老板有多少钱，主要还是态度问题。
他们的工资是由建筑承包商按照工程进度支付，10月中旬应该付一半的工钱，但包工头说，开发商还没有给他钱，年底一起支付。张文春真是好害怕这一次又空手而归，让家人失望。但为了年底的那一线希望，他只好继续做下去。
张文春打工的那个工地，是北京一著名开发商开发的，他也经常在报纸上看见他们的新闻和整版整版的广告，他一直琢磨不透，他们这些人的工资其实就是几个整版广告的价钱，他们为什么总是一拖再拖，不爱给钱呢？
其实拖欠工资的只有两个环节——承建商和开发商。而从国内的很多拖欠情况了解，大部分是开发商环节的拖欠。不少开发商靠银行贷款做项目，工程款只能在房子卖出后才能支付，需要很长的周期。工程款在源头上的拖欠，导致部分建筑施工企业职工的工资难以发放，更何况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有一次，张文春在报纸上看到政府正在抓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他只觉得雷声大雨点小。后来又听说，全国各地都在抓紧办理民工工资，政府相关领导亲自为民工讨工钱，针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各省市政府纷纷出台系列规定等等，这些消息给工人们增加了底气和信心，也给了他们一线希望。
这个月末，张文春的工作将全部完工，下月初就可以回家团聚了，承包商向他们承诺，一定会在完工时将余下的工钱全部支付给他们。张文春很稚气地说：“如果他们敢拖欠，我就向温总理告状。”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下乡考察，就有农民工的妻子“拦路喊冤”，劳驾总理亲自过问其丈夫被拖欠工资的事。这件事后来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得到了圆满解决，也带动了全国范围内解决民工拖欠工资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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