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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9年的学习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在现实中居然不堪一击
本报记者鲍迪克
10月下旬，记者正在河南兰考采访抗洪救灾工作，租了一辆昌河“小面”赶往灾区。司机对记者讲，有一位女县长前几天刚刚坐过他的车去灾区，因为不想给正在遭灾的兰考增
加负担，所以没有让县里给她专门派车。
记者后来得知，这位女县长叫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教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城乡社会学在读博士。根据开封市和农大的协议，32岁的何慧丽从今年8月起在兰考县挂职两年，任副县长。
见到何慧丽，她表示已记不起打出租车去灾区一事，即使有，她也不认为是什么先进“事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认为自己在那次抗洪救灾中，或许还是一位“后进”分子。
她清楚地记得，今年9月，黄河的生产堤决口后，全县有两个乡16个行政村被洪水包围。县里各单位一把手和副县级以上干部都要住到村里去，动员农民搬迁。何慧丽也想住到村里去，但领导们对她说：“何县长，你别去了，第一是语言你不大通；第二是农村情况复杂，老百姓工作难做；第三是怕你吃不了苦。”
何慧丽给说住了，“语言不通确是事实，难以有效做老百姓的工作也是事实，吃不了苦恐怕也得算个事实——有一次与一位副县长去某个被水包围的村子，不小心把裤腿全浸湿了，脚上也磨起了泡”。
“我来这里一开始就没有起积极作用，反而成了负担”，她为此感到痛苦。但更大的痛苦却是发现自己9年的学习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在现实中居然不堪一击。
黄淮海平原在每年秋收季节，地里有一种叫蛴螬的害虫非常多。何慧丽打印了100份传单，在国庆节期间让大学生们到乡下去散发，告诉农民朋友们：在收获庄稼时，在地里放一个桶，把白白胖胖的蛴螬收集起来拿回家给鸡吃，这样鸡会下高蛋白的蛋；种小麦时把粪肥摊开，让太阳晒，让鸡捡刨虫卵。
但她和同学们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获得农民朋友们的认同和响应。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早就向她说过，现实中的道理和实验室里演示的道理不一样。农业问题主要不是科技问题，还与产业结构、市场需求、农村劳动力状况，以至一个地方的传统等多种因素有关。有时农民朋友们并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科技道理，但他们还得考虑其他道理。
何慧丽认为，对乡下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得“慎言”。“县官、乡官乃至村官们，大都是农民的儿子，其实比我们这些人对农民更有感情。防非典、抗洪救灾，他们几乎都守在第一线，几个月没进家门，连着几天没合眼都是很正常的事。他们平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有一次她到乡政府，乡里干部正在商谈对农民征地赔款如何操作，见她来了就问“您这个北京来的高才生快帮我们出主意，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事情是：青苗补偿费上级给规定了一个标准，但一些农民在地里种的经济林木，不但超出了原赔偿标准好几倍，而且生长的年限也是一到三年不等。何慧丽只好老实地回答“我弄不懂，我也处理不好”。
10月底，何慧丽给大学生讲《农村社会学》时说：“这段挂职经历如同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实践，与其说县域以下的人们需要我们，不如说我们更需要这段经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这些人一直走的是单向度的路，做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脱离了国情的学问，丢掉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我们所要做的，一是深入现实老老实实地反省；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改良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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