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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蕊说，她现在的生活是一种“灰色”状态
本报记者鲍迪克
12月初的一天，在双安商场附近的“泰雨丰”网吧，记者再次见到了段蕊。
第一次见到这位22岁的小姑娘，是2003年6月26日，北京“双解除”的第二天，在段蕊家所住中央财经大学教工宿舍区的西塔楼——那个被称为财大的“淘大花园”的皂君东里29号楼。
段蕊的父亲是财大车队的副队长，财大最早的SARS传染源、曾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曹教授就住在他家对门。段蕊的父亲去了曹家参加吊唁，此后父女俩先后发烧并被确认为SARS。他们辗转求治于北医三院、海淀医院等处，最后在5月下旬先后从小汤山出院。
但由于许多人对SARS的恐惧和误解尚未完全消散，已出院的段蕊和家人时时感受到一种被强烈“妖魔化”的歧视。
段蕊将这种遭遇归咎于新闻媒体。她说正是由于各种媒体出于猎奇和吸引读者眼球，不厌其烦地渲染SARS的危害性，才造成人们过度恐慌，同时也给SARS病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举例说，尽管SARS爆发初期，已有病人被治愈出院，但几乎没有媒体对此进行专门报道。而多数SARS病人入院时，由于都没有听闻过确切的治愈病例，普遍有一种绝望的情绪。
据她透露，5月初，当听说被将被转往小汤山时，许多人都有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试图逃跑，说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因为传说SARS病人被送到小汤山后就永远不会回来了，而段蕊和她的病友们当时也确实没有看到过真正的SARS患者出院的病例。为此，段蕊认为，病人出院其实应该是当时最需要“集中炒作”的题材。
当时只能躺在病床上看电视的段蕊，对媒体最大的感受是，一部分媒体将确有某些问题且由于SARS而暴露出来的社会和医疗体制抹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而另一些媒体在报道有关部门和医护人员的救灾防治工作时，又不吝美辞，又高、又大、又全。
段蕊认为，这种“红与黑”的现象即便不是虚构的，也只是一种“非典型性”的社会现象，至少不是一种社会常态。
再次见到段蕊时，她的生活仍不时受到媒体的影响。不想女儿被太多打搅的段家父母，将前来采访的记者一概拦在门外，段蕊这次也只好约记者在她家附近的网吧里见面。在出院休养了近4个月后，她在这家网吧打工，同时正准备以自考的方式攻读新闻系本科学历。
但一些媒体关于SARS后遗症的报道，再次打乱了她的生活。看了报道后，父亲拉着她去了医院检查，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关节有缺血症状，这是SARS患者最常见的后遗症。除此以外，段蕊自称体力也较以前差了不少。而段蕊说她父亲自己却一直拒绝做任何检查，也许已偷偷做了，但不想给家人增加精神负担而将结果瞒着不说。
段蕊说，她现在的生活是一种“灰色”状态。她的主治医生，曾经被一些媒体报道赞扬过的朱某，因为SARS的经历已辞去了医生的工作；好几位照顾过她的医护人员也正准备改行；父女1.8万元的医疗费已全部拿了回来，小汤山的2000多元拖到前几天才给，而北医三院的钱是跑了无数次才要回来的。但政府宣布免费治疗前的5000多元花费仍得自己扛着，SARS后遗症的治疗费用现在也得自己负担。但段蕊认为，这些显然有些“灰色”的事情都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因为灰色才是生活和社会的基本色调和“典型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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