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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记者再一次来到东八块，那座孤零零的房子没有了。蒋老师也不知道在何方，他们没有电话
本报记者张立伟
到处都是被推倒的房屋留下的砖瓦，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座低矮的房子站在那里。这里
是6月的上海静安区东八块拆迁现场，苍蝇乱飞。
脏乱、狭窄的房子没有大门，只有一条窄道，记者只能向里面问询：“有人吗？”
两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遮挡的院子里，是一个盛满水的大盆。地上湿淋淋的，大约5分钟后，一个小女孩轻轻地出来，在转告屋子里的大人后，记者被领进狭窄、脏乱的房子，它的不远处，是高楼林立的南京东路。
一张杂物堆积的单人床上，躺着一位中年妇女，一听说是记者采访，想努力挣扎起来但是失败。她哭着要求记者给她做主，“我们需要来自中央的阳光”，尽管她说着记者听不太懂的上海话。
在她断断续续的哭诉中，记者获知，她是育才中学的蒋老师，患癌症。
因为拒迁，家里已经停水好几天，有线电视、电话也中断。家有夫妻俩人、两个上学的孩子(14岁的女儿、21岁的儿子)以及一个婆婆。
在遥远的郊区，他们被分到三房一厅。
“全家就靠我765元的工资，我丈夫失业了。”蒋说，“我正在治疗，并坚持上班，如果去了郊区，我的收入不够我和孩子来这里工作、上学的费用。而我还需要治病，这不仅需要费用，我也无法承受来回奔波的痛苦，那些负责拆迁的人说，让我去找慈善机构说这些去”。蒋的希望是在静安区获得两居室的房子。
“为什么75处都签了，没有拒迁的？因为他们分得好，而我们45处，不能对方案有反对，否则，有人经常来吓我们”，蒋哭着，“我们不怕非典，就怕他们整天来骚扰、恐吓。”
很显然，蒋对动迁方案有很大意见，不仅仅是很多人都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房子，而且主要是针对“友情操作”这一行为。“友情操作”就是附加的补助，拆迁公司想怎么给就怎么给，只要你有关系。
蒋刚刚回来的老公说，“每到晚上，一大批黄牛就会来找我们这些拒迁户，他们承诺给疏通关系，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补助，黄牛要分多出来的一半”。
他们不停地给记者一些法律材料、合同、书信等，不停地给记者诉说那些不公、那些恐惧以及那些愤怒的事情，他们似乎害怕失去来自北京的突然的希望。
天黑了，他们要求记者离开，“否则，拆迁的人会找你麻烦，新华社的记者都被他们扣留过”。
两天过后，记者再一次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东八块，蒋老师能够站起来了，她告诉记者，“由于我们一些人告发周正毅，现在催迁不是那么凶了”。更多的拒迁户在她的门口等待着记者。
几天前，记者又一次来到东八块，那座孤零零的房子没有了。蒋老师也不知道在何方，他们没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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