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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小彩
2003年11月就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的戴根有，在年终接受《财经时报》记者回访时，总结了2003年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经验。
他说，2003年下半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将上半年一度出现的信贷过快增长的势头控制住
，主要得益于采取了四项措施：
一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特别是央行票据的出台根本上扭转了总量控制的被动局面；二是及时对商业银行特别是贷款份额超过六成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窗口指导；三是出台“121”房贷政策，在最可能出现突出结构问题的领域采取了措施；四是提高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对抑制股份制及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过快增长发挥了作用。
2003年上半年央行的一个重要举措是，4月22日正式推出了中央银行票据。目前，央行票据已经成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央行票据的推出，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大大加强。海外学者评价说，央行票据的出台是中国央行走向成熟的标志。
对于推出央行票据的政策，有很多人至今不能理解，他们认为央行发债没有法律依据。戴向《财经时报》解释了央行票据的意义，他说：“央行票据不同于国债，从本质上说它是‘可流通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特别存款证’。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央行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头寸多，如果这个头寸不及时收回，就会一个劲儿地放贷款，央行票据的功能就是冻结商业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由于央行票据是可流通的，因此总量上是冻结过多流动性，而结构上，商业银行之间又可以进行交易。央行票据是既有总量控制、同时结构上又富弹性的很好的货币政策工具。”
我们看到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今年上半年贷款比上年同期多增9500亿元，下半年已经得到控制，预计与上年同期持平。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作为间接调控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月12日，周小川表示：“今年出台的政策，大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所达到的效果，可能比提高1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所产生的实现力度要大得多。”在这段话里，周小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央行对公开市场业务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提高。
2003年央行的另一惊人之举，是6月13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即121文件)，这个文件被媒体称为“房贷新政”。据说，戴根有是负责这份文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当时，这份文件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对于这种反对的声音，戴至今表现坦然。他认为，121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为了保持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地发展，防止房地产这一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出现大起大落，进而对国民经济产生严重危害。他告诉《财经时报》：“这份文件主张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立足最广阔的市场需求，房地产贷款要以广大中低收入家庭为重点，这实际上也是从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出发的。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的过程，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几十年，这就是最广阔的市场需求。搞得好，它可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几十年。如果房地产业像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出现大起大落，不但对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以及银行的储户没有好处，对整个国民经济，对房地产开发商同样没有好处。”
戴说：“根据周边国家的教训，对房地产业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应给予高度的警惕，必须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在苗头阶段。”
戴还向记者介绍了今年早些时候访问印度所见大规模贫民窟的情况。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决不能允许在我们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那种大规模的贫民窟。但如果不妥善解决这部分人口的住房问题，那将很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他向《财经时报》介绍了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121号文件是经过深思熟虑出台的，它实际上是2001年195号文件的继续。2002年，当一些城市房地产出现过热苗头引起领导和社会广泛关注时，央行组织检查了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贷款的情况，发现其中有1／4没有执行19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央行马上进行研究，并决定对政策进行调整。“如果没有非典影响，这个政策出台的时间可能更早”。
□简历
戴根有，从事货币政策研究实务20多年。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6年，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2003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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