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的角度看，2000年以后的第三次“辞官下海”浪潮，比之前两次更为彻底和猛烈
自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现象从未间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
1992年，辞官下海掀起第二起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停薪留职”者居多。“留职下海”，是指辞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海水吃呛”，生意失败，仍可回朝做官，还美其名曰“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
2000年以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三次浪潮。不同于前两次的是，如今下海的官员大多正当盛年，且下海前身居要职；下海经商的官员呈现出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的趋势；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兴未艾的IT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在这一潮流中，影响比较大的有：
-浙江
徐刚：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被人称做浙江省厅局级干部中的“潜力股”。2002年3月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2003年4月14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吴敏一：4位辞官的政府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敏一。吴今年45岁。1985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同年进入浙江省计委经济研究所，1998年出任温州市副市长，主管科技、工商和物价等工作，被称为是“学者型官员”。2003年的2月，吴敏一向浙江省委组织部提出了辞职，下海到企业去工作。5月18日，吴敏一到“红蜻蜓”集团出任总裁。
林培云：分管外贸、旅游的温州市副市长，今年52岁，28岁起担任温州市团委书记，1998年当选为副市长。2003年5月下海到温州市一家私营企业。
何包根：56岁，温州市政府秘书长，任期两届，任期长达10年之久。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温州市鹿城区区长(正县级)，90年代初，转任市政府秘书长。2003年5月辞官，自称“退休”。
王运正：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曾任温州市委办公室主任、永嘉县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末因特殊原因辞官下海，5年后，再任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府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2003年5月辞官下海到中国奥康集团。
-江苏
王小平：49岁，原江苏省东台市市长。2002年12月，江苏省盐城市县处级干部酝酿换届之前递交辞呈，卸职后就任建湖县永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此同时，建湖县副县长、现年49岁的胥正洋，滨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现年40岁的唐逸；建湖县政协副主席、38岁的戴梅也在2002年6月主动辞职。在盐城最早提出辞职的县处级干部是原阜宁县副县长顾成荣。2000年9月，顾辞职后受聘于山东黄河药业集团。以上种种被统称为“建湖现象”。)
-湖北
蔡德山：2003年9月，曾当过区委副书记的蔡德山下海，成为万家乐燃气具公司新任董事长。蔡德山今年刚过40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海南
王文进：两任海南琼海市副市长，10年主管旅游，代表政府参与了博鳌开发建设的全过程，2003年上半年辞官从商，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广东
刘知行：44岁，原佛山市顺德区常务副区长。刘知行在28年的从政经历中，于企业管理、国有资产转制、资产重组和资本运营、经贸管理方面都颇有建树。2003年8月25日经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辞去了副区长的职位。现任美的集团副总裁，分管美的集团的战略投资和资本运营。
此外，官员下海的名单还包括：
2000年4月，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年仅35岁的副处长暨国务院信息办政策法规组负责人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2000年10月，山东省垦利县县长门新国辞去公职，以20万元年薪出任山东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紧随其后，东营市又有近百名机关干部辞去公职进入企业，“门新国现象”被媒体称为是“一颗投入东营政界的原子弹”；
2002年10月，浙江平湖市委书记阮鑫光下海，离职应聘到民营企业大连实德集团工作……
个例
“海”前“海”中吴敏一
朝起种书田，日午从朝政，日暮临商海是吴敏一想要的人生。他种书田做到了研究员，从朝政做到了市级领导，经商海能达到什么高度呢？
朝起种书田
1958年7月吴敏一出生在靠近上海的嘉兴，小学、中学吴都是学校最优秀的学生领袖。吴敏一的组织能力很强，那时的大会发言都是由吴敏一代表。1976年高中毕业以后下乡，吴敏一吃苦耐劳，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力，并与当地的农民交情很深，回城后吴敏一经常去看望他们，去年吴敏一还叫妹妹带钱给他的农民房东，农民把吴敏一当儿子一样。
吴敏一这一辈子得感谢两个人，一谢毛泽东让他吃了苦，读了社会大学，二谢邓小平让他上了正规大学，受了高等教育。
恢复高考后，吴考上了杭州大学，现在叫浙江大学。在大学中吴担任校团委委员，学习成绩非常好，那时吴学经济学，包括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吴看了很多。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时候吴博览群书，为吴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
1985年1月吴毕业后到浙江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工作，这个工作是吴的学者生涯。这个阶段吴的发展非常顺利，1994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1995年是副厅级干部。
日午从朝政
做温州副市长期间，吴与前市长钱兴中等领导集体努力打造新温州模式。
数码温州，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温州称之为数码城。当时的温州做数码城一点基础都没有，三年以后大不一样了。数码温州推动了温州新经济，这是战略性的，也是新温州模式的重要内容。
信用温州。信用温州去年在国内影响最大，信用温州实际上是跟国际接轨的，吴运作的温州信用模式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国内还是最领先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件大事，吴在温州推进政府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难度很大，力度也比较大，吴离开温州前已进行了两轮大的改革，温州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的不少做法和措施比较领先。
国有企业的改革。吴一直操作制定了改制政策，并经常直接与上访人员对话，耐心进行说服和做思想工作，化解矛盾。直接处理了几个难度大的企业改制和破产问题。
还有促进民营企业的提升方面。
日暮临商海
2003年的2月，在得知不会担任下一任温州市市长后，吴敏一向浙江省委组织部提出了辞职，下海到企业去工作。
吴敏一主动挂冠下海后，提出了6个择业标准：
第一，企业立足温州，并且已经跨越了温州的发展阶段。
第二，企业立足原有的产品，已经超越了原有的产品。
第三，企业已经超越了单纯追求利润的发展目标，把事业作为它的第一目标。
第四，企业已经超越了风险度较大的发展阶段。
第五，企业已经超越了单纯产品发展，达到了品牌效应，品牌知名度较高，至少知名度响誉全国。
第六，企业家的素质比较高。跨越了老板发展的阶段，至少这个企业家理念价值、文化素质跟吴敏一比较投缘。
2003年5月18日，吴敏一赴上海出任红晴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
2003年八九月间，吴敏一离开红蜻蜓，任职上海某企业。
分析
官员下海6种人
○仕途有成长空间主动选择新环境的人
代表人物：徐刚对于自己的辞职，徐刚的解释是：他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挑战新的人生。“他是那种在老旧的仕途上走得挺好但渴望寻找新路的人。”
○仕途有成长空间但感觉疲惫的人
代表人物：林培云林培云认为自己的确干得太久、干厌倦了。趁有生之年尚有点余热，留下最后一截蜡烛头给自己烧烧，以体现人生的第二价值。
○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人
代表人物：何树鑫，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按照浙江省有关政策，工龄满30年的党政机关干部，可以提前退休。腾出位子的老人，所有的待遇不变，依然是“公门中人”。
○仕途没有成长空间，犯了错误的人
据称，此类人，一度占据“下海官员”的半壁江山。他们或因一点经济问题，或因娱乐场所的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感觉前途暗淡。
○有洗钱预谋的人
官员在位时，利用自己的权力为私营企业主做事，先达成某种默契，甚至于明明白白的契约，将没有到手的钱财，以“合法”的打工收入的方式装进腰包，或者将已经到手的黑钱洗白。
○仕途没有成长空间、怀才不遇的人
观点
遗憾，该不该为吴敏一而发
从政是吴的追求。温州企业界认为：他不是不想做官，他有从政的追求，否则5年前他就不会向组织提出到温州任职的要求；他不是不能做官，他有从政的能力，否则就不能延伸丰富“新温州模式”内涵。
一个想做官有能力做官的人，为什么要辞职？很多人认为，吴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个毫无准备的仓促决定，否则他不会“先下海后就业”。
人们猜测吴的辞职，是因为某领导对他不认同，使他在即将来临的换届中，不能如愿当上市长，所以负气下海。
吴敏一以为这样的猜测，将他的辞职庸俗化了。他说他是一个做事的人，他需要一个做事的平台。他希望在政治平台上有所作为，可是一个副市长的政治平台，已经不能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他也没有挑战性，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和他的能力相匹配的政治平台，可是再大的政治平台不是自己决定的。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决定？选民？还是更大的官？
吴的支持者认为，吴的政绩和口碑在温州官场非常突出，如果他的政治平台的大小可以由选民决定，那么他自然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平台，他也就不会辞职下海。
所以，很多受访者对吴的挂冠下海表示遗憾。而我不愿意在文章中作这样的表示。我不可能将几个随机采访的受访者的态度，等同于整个温州的民意。如果我能确认他是一个应该获得更大政治平台的官员，但是人为因素没有让他获得一个和能力相匹配的政治平台，使他在郁闷之下做出本不情愿的下海的选择，那我就可以说，吴敏一的辞职是一件遗憾的事。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评价官员的科学体系和手段，我们没有民意测验，也不可能让选民用脚投票，从而验证吴敏一希图晋升的要求究竟有无合理性。
这是我们探究应否为吴敏一辞官下海而遗憾的逻辑起点，而我们无从判断该不该为吴敏一的离去惋惜。这是我们现有的官员选拔制度的瑕疵，也是真正的遗憾的所在(章敬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