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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腾七十二变
企业家法律意识亟待加强
与时俱进的规范
●何燕其人
●何燕：我的财富属于创业团队
“清纯美貌，身家六亿”——这是所有媒体描绘何燕时使用的关键词，由于何燕的刻意低调，从未有人能够采访到何燕，媒体的描绘也仅止于此，余下的便是漫天猜测。对于这位神秘的四川女首富，人们所知有限。
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何燕推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昔日合作伙伴的一封举报信惊动了中央纪委、检察院等机构，何燕被指“涉嫌侵占巨额国有资产”，国家机构的介入使得事件迅速升级。
此前拒媒体于千里之外的何燕接受了《新财经》记者的采访。对于自己被指控的“罪名”，何燕显得兴致索然，认为此事没有任何辩解的必要，只是表示自己那时太过感情用事、太过幼稚，而对于自己的遭遇，何燕显然深有感触，呼吁大家给中国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环境。
何燕和昔日合作伙伴的是非恩怨，我们无意置评，我们关心的是在“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企业创始人的价值实现以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何燕无疑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个绝佳的案例。
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换，成都国腾从最初的国有企业变为民营企业集团，何燕也藉此荣登《福布斯》富豪榜，而对于她涉嫌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指控与调查也随之而来
国腾七十二变
从当初几位技术人员创办的“小作坊”，到如今成为明星级的高科技民营企业，成都国腾历经万千变化。
国腾之初
故事得从八年前说起。90年代初，何燕在成都中储公司任投资部经理，工科出身的何燕看中了国内IC卡电话机的巨大市场。当时国内的磁卡电话机已经开始逐渐退出市场，而IC卡电话机市场主要由国外公司占有，比如阿尔卡特、西门子等等，何燕希望自己能打破这种局面。
1995年，何燕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几位技术人员走到了一起，成立了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140万元，其中中储成都公司占62%股权，其余两家股东四川省电信规划设计院和倍特软件公司分别占30%和8%股权，来自倍特软件公司的赵平原任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成了日后国腾系所有变化的源头。
据赵平原介绍，国腾公司成立时，公司其实已经研发出IC卡电话机的技术，但是市场一直没有打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7年底。
股权纠纷
1997年，何燕与莫晓宇(现国腾集团执行总裁)相识。通过莫晓宇的引见，商地置业公司总裁宋克荒决定向成都国腾投资参股。本来是一次皆大欢喜的参股合作，谁也没想到竟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股权纠纷乃至反目举报。当时成都国腾的几大股东和商地置业商定的方案是：中储成都、规划院和倍特软件分别向商地置业转让12%、10%和2%(共计24%)的股权，协议金额为379.92万元、316.6万元和63.32万元(共计759.84万元)。与此同时，商地置业的资金尚未到账，而成都国腾已经在工商局做了变更登记，确认了商地置业24%的股权。无论是何燕还是莫晓宇，事后回忆起这一举动，都认为自己愚蠢之极。
一周之后(9月25日)，商地置业向成都国腾汇出了150万元投资款，两周之后(10月8日)，成都国腾向商地置业出具了收据，不过,在备注一栏注明“7.5%股份投资款”。国腾认为商地置业实际出资额只有150万元，对应的股权应该是7.5%。双方的分歧由此产生。
不过，分歧归分歧，公司的业务还是要开展。1997年10月，吉林省邮电器材公司公开招标采购IC卡电话机，何燕、宋克荒等亲自前往投标，最后中标500台IC卡电话机，金额418万元。对于当时还没有打开市场的国腾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据莫晓宇称，当时为了这笔收入的分配，国腾和商地置业之间也起了纠纷。
成都国腾的IC卡电话机开始逐渐打开市场，公司认为早期艰苦创业的人员应该得到回报，于是提出“拿出20%的股权分配给公司员工”的方案。1998年2月，成都国腾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将公司20%的股份转配为个人股，中储成都、规划院、商地置业、倍特软件这四大股东分别拿出8%、6%、4%、2%的股份划转为个人股。不过，商地置业拒绝在股东决议上签字。据莫晓宇、赵平原等国腾元老介绍，当商地置业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出，公司上下一片哗然，技术骨干人心浮动，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再加上和商地置业在股权上的分歧，商地置业对国腾的任何决议都拒绝签字，公司无法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成都国腾很快陷入瘫痪。
曲折MBO
1998年4月，何燕和她的团队成立了四川华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都国腾占67.6%股权，另外两家股东是四川粮油公司和中储成都，分别占有20%和3.4%股份。
正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成了日后何燕等人被调查的导火索。商地置业的总裁宋克荒认为四川华威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997年在吉林省邮电器材公司销售IC卡电话机收入所来，该公司成立之后还分走了成都国腾IC卡电话机的大部分利润，而且，该公司经过一系列股权变化，由成立之初的国企变为民营企业最终成为外资企业，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
何燕告诉《新财经》记者，当时成立四川华威的资金和成都国腾完全无关，通过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的介绍，成都地奥集团董事长李伯刚向她提供了2000万元拆借资金。何燕从中拿出676万元，以成都国腾作为股东联合其他投资者组建了四川华威公司。何燕现在提及这一段往事，还对宋宝瑞和李伯刚心存感激，认为当时如果不是这两人出手相助，国腾很可能就没有今天了。
至于四川华威分走成都国腾利润一说，何燕表示不值一提，因为当时成都国腾已经陷入瘫痪。《新财经》记者提出质疑，当时成立四川华威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成都国腾的股权纠纷，既然成立四川华威的资金和成都国腾无关，为何还要以成都国腾作为投资方成立四川华威？这样,既无法从成都国腾脱身，日后将四川华威运作成私人公司后，也难脱侵占国有资产之嫌。还有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事实是，以成都国腾作为投资方成立四川华威，理论上需要国腾所有股东通过表决，而国腾的股东之一商地置业为何会同意这项表决？
何燕表示这正是当时最大的失误，“当时太感情用事了，最初成立成都国腾时，中储成都的老总梅春文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后来以成都国腾的名义成立四川华威完全是一种报恩的心态。”至于为何商地置业会同意组建四川华威，何燕承认这是当时公司运作不规范的地方，公司用了先斩后奏的手段，当时根本没有经过商地置业的同意。何燕后来意识到未取得股东一致认可不妥，在四川华威成立一周后开始逐步将资金撤回成都国腾，但工商登记在一年后方变更，也是当时运作不规范之处。
四川华威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私有化进程。1999年2月，何燕控股51%的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6月，四川华威等三家国有股东全数退出，四川道亨以40%的股权成为四川华威新任大股东，其余股东也皆为民营资本。接下来的便是几次眼花缭乱的股权转让，至2000年3月，何燕个人在四川华威持股达到55.8%。2000年6月，以何燕为首的四川华威股东将所有股份转让给何燕为法人代表的Shining Technology Limited (BVI)，至此，四川华威由最初的国有企业变为一家外资企业。
据莫晓宇介绍，当时将四川华威演化成外资公司，是为了寻求海外上市，但是由于和商地置业之间的股权难以理清，上市最终搁浅。而由于其外资身份，很多业务在国内也无法开展。至今,该公司仍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处境。
1999年11月23日，由四川华威代出资，由30位自然人组成的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在成都郫县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1999年12月，四川国腾注册地由郫县变更到成都市，注册资金变为8000万元。原先成都国腾的股东——中储成都公司、规划院、四川华威以及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以其在成都国腾49.85%的股权出资，按比例置换到四川国腾公司，以图彻底与商地置业划清界限。当然，商地置业从未在这些决议上签字。2000年5月，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变更为四川国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这次改制的目的在于寻求国内A股上市，但是同样牵涉到和商地置业之间纠缠不清的股权问题，上市也以失败告终。
调查国腾
2000年7月，四川国腾、成都国腾、四川华威、四川道亨等公司联合起来，组建了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人们所提到的国腾，也就是此时成立的国腾集团。
此时，国腾集团早已不是当初捉襟见肘的小公司。国腾的IC卡电话机占据了国内30%的市场，公司也从早期单一的IC卡电话机业务中走出来，在卫星定位、微电子、软件、教育等领域纵横捭阖。何燕也由此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一封举报何燕、莫晓宇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信函也被送到了相关部门。
中央纪委、财政部、检察院等迅速对国腾集团展开调查。
对于国有资产流失一说，莫晓宇表示不可理解，他简单给记者算了一下账。到1997年，中储成都、规划院和倍特软件三家公司总共投入为728万元左右，而商地置业的投入也就是最初的150万元，就是说所有国有资本投入大概在800万元左右。而成都国腾由于股东之间的纠纷，业务陷入瘫痪，但迄今为止何燕还是为成都国腾保留了6000万元的净资产。如果按照股权清算，原来的国有资本均得到了大幅增值，而且，如果不是股东之间的纠纷，成都国腾的净资产会远大于此，国有资产的回报也会更高。而事实上，国腾集团后来的发展早就与这些国有资本无关，而是何燕向成都地奥集团的借款以及整个创业团队的奋斗。
历经三年的调查，对于何燕等人侵占国有资产的说法暂时有了一个结论：在国腾系列企业变更过程中，并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情况，不予立案。
国腾求变
虽然同时面对股权纠葛和国家相关部门的调查，国腾仍积极开展业务，其触角早已伸到了赖以起家的IC卡电话机领域之外。
2002年11月，以经营电真空开关管和广播电视发射管见长的旭光股份(600353)上市成功，而早在2000年12月，国腾集团携四川道亨从成都国资局手中收购了旭光股份22.34%的股权，成为旭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何燕的姐姐何琼任公司董事长。
据莫晓宇介绍，国腾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一家生产IC卡电话机的公司，在IC卡电话领域之外，国腾建树颇丰。
卫星定位系统是国腾集团极富发展潜力的业务，成都国星通信有限公司承担了这一任务。据国星公司总经理柏杰介绍，我国很多重要系统都依赖于美国的GPS系统，在特殊时期，如果该系统关闭或对其有意加入干扰，必将造成关键系统崩溃的威胁。而国星的卫星定位系统依靠北斗卫星，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彻底摆脱美国的GPS系统。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军方，而民用市场的容量也是巨大的，比如黄河水文站的监测等，一旦民用市场得以打开，前景将不可限量。目前该公司年收入在5000万元左右，上市已经在计划之中。
国腾微电子公司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据介绍，该公司技术力量雄厚，40%以上人员拥有硕士、博士学历，还有不少属于“海归”。公司产品除了面向市场，同时也为国腾自身通讯、定位产品进行研发，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战略伙伴，为军方承接了不少任务。目前公司年销售收入接近1000万元。
令人意外的是，国腾竟然还介入了教育产业，而且还做得相当不错。国腾软件学院和国腾微电子学院坐落在成都高新区，已经完成了三届学生招生。据介绍，国家教育部视察时表示，在全国35所软件学院中，国腾软件学院办学条件最成熟，而莫晓宇告诉《新财经》记者，当初投资1亿多建设学校，国腾只是当做一项公益事业来做的，并不指望赚很多钱，但没想到社会反响很好。
尽管看上去生机无限，但是莫晓宇也坦陈，虽然这些业务都很有前景，但国腾想要跨越到一个新的高度，还是非常困难。何燕也表示，国腾也希望有朝一日做到世界500强，但是现在来看，还差得很远。历经重重变化的国腾下一步又将如何求变呢?
既然国家权威部门已经判定“国腾系”的资本运作中没有国有资产流失，那么，我们就要反过来质疑为什么有人要四处举报，给一个合法经营的企业惹来长达两年的“怀疑”和“调查”？为什么媒体还要动不动就质疑已经被确定为合法行为的“MBO个案”？
我的回答很简单：仇富心理使然！所以，我呼吁社会各界：尊重合法的劳动财富和合法的非劳动财富。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培敏
对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法律上的所有权和价值创造力量实际是分离的。尽管国腾集团民营化过程有些环节比较隐蔽，但从价值创造角度看，何燕及其团队起了主要作用——如果何燕团队离开，公司就不怎么值钱了。在我国商业运作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化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及定价是否合理的关键是要识别谁在资本增值中起关键作用，双方一方面应该正视价值创造的结果，另一方面，对违规行为予以经济补偿，不必过于纠缠公司设立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朱武祥
对于国腾集团的民营化过程，我觉得要看主流，国有资产和个人财富均实现了增值，过程基本是阳光的。
不妨做一个比较：从红塔集团的褚时建锒铛入狱，到健力宝的李经纬和当地政府两败俱伤，其间有很大的区别，再到国腾的何燕自身财富和国有资产同时增值，则有了质的区别；当然还有更阳光的，如刘氏兄弟依靠自己力量创建的希望集团。但是不要忘了前些年中国民营企业的金融环境及其恶劣，一些民营企业家巧妙利用“资本”这一要素，其实并无不妥。
——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
在既改革又开放的国策之下，我国的民族企业(包括国营和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是非常之残酷的，面临的挑战也许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首先保证民族企业如何有效的“保卫国土”，并同时走出去，来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瓜分。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应该一切向前看，尽快实现我们国家资源的有效重组，使得我国的稀缺资源能配置到一批有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或者机构手上，这可能是我们国家尽快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必要条件。要从国际竞争的大视野来看待我们国内的企业和资源重组。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企业家法律意识亟待加强
文费国平
国腾集团的民营化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我们不妨从有关部门不予立案的结论中做出自己的解读。我觉得更可圈可点的是成都国腾及其股东演译的一段国有资产变为民有、民营乃至外资的过程。成都国腾在股权结构设计、股权转让、公司决策、公司投资、公司管理结构等重要方面暴露出企业家法律意识的淡漠。在“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成都国腾折射的是我国当前股东权利和法人权利、股东财产与法人财产界限模糊的普遍现象。
在法律层面上，公司制以有限责任为基础，以经营权和所有权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由此确立了公司从发起设立到运营并购、乃至最后解散清算的全部过程中，都必须严格区分股东私人资产与公司资产、个别股东意志与公司意志的原则，并在此原则指导下建立严格的表决机制和治理结构。国腾反映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企业家法律意识淡漠的必然结果。其主要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愚蠢至极”，听上去言之切切，却没有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不是智力上的聪明或愚蠢，而是态度上是否在意遵守规则，行为上是否按《公司法》行事。就成都国腾而言，相关当事人的很多做法不是聪明与否，而是不愿意不习惯按规则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如公司股东个人为成都国腾公司投资筹措资金；不经股东表决同意通过决议，就作出重大股权变更或对外投资的决策；再如，由华威公司代自然人出资等不规范行为在国腾的发展沿革中屡见不鲜。
成都国腾反映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我国《公司法》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在重大决策上出现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局面，怎样建立司法程序使得股东僵局能够破解，既保护小股东不受大股东压制，也防止大股东被小股东掣肘，促进交易，这是我国当前公司法不够完善的领域，亟待发展。
(作者系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标题为编者所加)
与时俱进的规范
文王巍
管理者收购(MBO)并不是“国腾集团股权纠纷”一案的重心，所谓“眼花缭乱”的重组行为不过是在错综复杂并机变百出的体制环境中求生的基本技巧。这在民营企业群体中俯拾即是，并无新鲜。国有资产流失的论断更是随意的渲染，相当于当年一张邮票就可以将人列入审查的黑档案一样。
我认为，在当事人性格和合作背景等多因素的交织下，双方坚定的不妥协精神或不交易态度，使得经典的股东与管理层的较量行为终于失控，这才是实质。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许多争执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国腾集团的冲突却紧扣目前颇为敏感的两大主题，使得我们不得不有所警觉：过去十几年来的改革过程乃至未来的“国退民进”重组时代中，将会有无数同样的事件被人为地提高到原则的高度，从而倍受拷问。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和政府环境中，参与交易的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应变态度和宽容的理解。妥协远比旗帜鲜明的对抗更为有益，即便双方的妥协未能实现，社会也有一套迫使交易达到妥协的程序，比如按经济法律解决。相比之下，动用传媒的煽情、超经济法律范围的政治介入(如所谓的“联合调查组”)等方式，都是不明智的。
我相信，法律专家、金融专家和富有正义感的公民都会在逻辑上、伦理上对本案有一套各自的分析和结论，而且彼此冲突，达成公意的机会并不多。这就是调解和法律仲裁存在的意义。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对规范激烈调整的过程，这个规范必须在历史背景下定义。计划经济的规范必然与市场经济的规范有根本的冲突，而且，市场经济初期的规范与发展中新的规范又常常互不相容。因此，用所谓的规范作为坐标来衡量企业乃至政府的行为经常是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在具体的案例中往往无所依据。我们的政府、局外人特别是传媒动辄用规范的角度来高屋建瓴地讨论实际层面的企业运作，往往用意高尚，但却落实无着。国腾集团的案例也是同样，参与争执的双方都希望在符合规范的平台上讨论问题，但却采用了不同时期和不同角度的规范，而且都意志坚定地认为应按自己的理解规范对方。这种情形反反复复地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涌现，也同样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体现，事实上，在国际商业社会中也是司空见惯。
(作者系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标题为编者所加)
COVER STORY
何燕其人
不到五年时间，何燕就已身家过亿。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
低调——这是媒体的结论。海内外众多媒体试图揭开她的面纱，结果没有人能走近她，《福布斯》将何燕推上富豪榜时，胡润也无缘一见，最终还是以何然这个名字出现在榜上。
原则——这是莫晓宇的评价。莫晓宇，国腾集团执行总裁，何燕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说，何燕的确是做大事的人，不管是谁，在原则面前，何燕都能拉下脸来。而莫晓宇则自认原则性不行，因为当过兵，江湖气太重，“如果让我去得罪一个朋友，我甚至可以离开国腾。”莫晓宇笑言，莫认为和何燕相比，自己难成大事。
天才——这是何燕的前夫赵平原的评语。赵平原，国腾的创业元老，被人称为技术天才，现在还是信息产业部“IC卡规划七人小组”的成员，算得上业界权威人士。赵说自己年轻时无论在哪里都受人尊重，而惟独何燕对自己不以为然，认为赵平原“年轻张扬”。而年轻气盛的赵平原对此也只能接受，因为他认为何燕在商业和技术上都是天才。
严厉——这是国腾员工的评价。国腾总裁办主任陈天辉说，何总太严厉了，这么多年，公司好像还没有员工得到过她的表扬。
和《新财经》记者见面时，何燕很随意地坐在对面，漫不经心地听着提问，口中“嗯嗯”地应着，在有意无意间制造出距离感。不过，随着采访的深入，何燕慢慢放松，对记者谈起做企业的感受，还有自己的生活。
或许是经常呆在国外，何燕总是以国际化眼光来看待中国民营企业。她说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够快点发展起来，早日使国家强大，“长中华志气，扬民族精神”也是国腾的企业文化内涵。这些话听上去很空很虚，但何燕说得很实在。她说希望中国能够有重现大唐盛世的一天，说这话时，何燕扬起脸望着窗外，悠然神往。对何燕的民族情结，莫晓宇笑称“狭隘民族主义”。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日本人来国腾和何燕谈生意，何燕故意迟到，让那个日本人等了很久，后来谈判时何燕的态度也非常轻慢，最终也没有和那个日本人合作。何燕的民族情结也感染着国腾的其他员工。赵平原、崔予红这些技术骨干回忆起当年研发IC卡自有技术的艰辛，均表示感觉就像在和美国人打仗。
何燕还认为做人应该宽容一些，“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事”，何燕如此认为。所以，当国腾的员工带着核心技术跳槽到其他公司，器重的手下另立山头和自己对着干，甚至自己被中央纪委调查，何燕都一笑置之。对于宋克荒，何燕也不愿多谈，当《新财经》记者提起这段无法回避的往事时，何燕以“宋先生”呼之，“我和宋先生已经有多年没见面了。”语气平静得像提起一个与己无关的人。
对于财富的看法，何燕表示一个人的财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其余的就是自我价值实现了。对于《福布斯》榜的排名，何燕表示那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国腾的整个团队，因为榜上的名字都不是自己，而是何然。虽然拥有了巨额财富，但何燕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在英国看电影，停车还要花两镑钱，我就宁愿走路过去。如果不请客吃饭，在家吃方便面就够了。”平时的衣着也很随意，每次有国家领导人来国腾视察，都是临时去买一套衣服，价格也不会太贵，一千元左右。《华盛顿邮报》曾经说何燕总是穿一身高级时装，何燕大笑。
何燕喜欢飙车，工作紧张、心情不好时，女人一般会去逛街购物，何燕则喜欢自己一个人驾着自己的宝马或林肯去飙车。还喜欢买电子类的新产品尤其是手机，大概共买了50多部手机，看见新的机型就有一种冲动，只要是电子类的新东西都爱买。何燕认为这是自己的弱点，自己人性方面的弱点。并笑言“这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闲暇时喜欢读书，何燕自认为由于工科出生，看不大懂文言书籍，最爱读的是南怀瑾的书，《老子他说》等等，睡觉之前必须读书。
如果以财富来判断一个人所谓的成功，何燕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女人，而一个成功的女人总是免不了被流言侵袭，比如说和政府官员过往甚密之类。对于流言，何燕一笑置之。
何燕
我的财富属于创业团队
《新财经》：您以前从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外界对您的感觉都很神秘。
何燕：从我们企业来讲，产品不是大众产品，客户是行业用户，而且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不需要太多宣传，我始终认为即使宣传也要宣传“国腾”，而不是我本人。另外，中国的企业及企业家都还处在一个待成熟的阶段，多数企业处在成长期，国腾也是。我们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也没有什么值得宣传。再说，国外的企业家也很少对自身宣传，而更注重对企业形象的塑造，谁知道西门子的老板是谁，谁知道诺基亚的老板是谁，但企业照样发展得很好。
《新财经》：这一次国腾被调查，想必您也承受很大的压力，能不能谈谈您的感受？
何燕：美国、英国的企业有一两百年历史，照样存在问题，而我们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十多年的时间，法制体系及配套制度不完善，怎样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和人身安全，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对我们正在成长的企业家阶层和幼年的企业，大家更需要多一些爱心、关心和支持，让我们更快地发展赶上他们。国外刚开始认同我们的企业家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家会怎么想？人家会认为你这个地方投资不安全，对国家也不一定是好事。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成长不起来，如何推动国家的经济，国家如何发展？国外一直都关注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至于压力，对于处在“摸着石头过河”时代要开拓前进的人和企业家，自然将面临和承受种种压力。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为国家创造了这么多财富和税收，比起那些把国有资产挥霍一空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
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将来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国民待遇。如果我们再发展50年，将来人治的东西少了，大家可以踏踏实实按照规则去做事。
有些企业家的违规行为，我是不赞同的，但情况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性转变，这中间走过的几个重要阶段，比如放权让利、商品经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等等，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发展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常出现政策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的情况，所以，看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我认为，人人都是向善的，谁不愿意做一个好人呢？谁愿意做一个坏人，整天背着骂名？但企业要发展，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新财经》：但是国内的确存在很多上市公司掏空国有资产、掏空股民的把戏。
何燕：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早期一直不想上市的原因。我觉得不可以不对股民负责任，我们还没有做好这种思想准备。现在虽然控股了一家上市公司，但我们也只是作为一个股东行使应有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收购旭光股份之后，刚开始也是很有雄心，比如要做一些收购等等，后来考虑先把实业做好，再考虑其它发展。我们可以有很多融资渠道，在我看来，股市融资成本是最高的，因为要考虑股民投资回报。我们不能陷入某些上市公司的怪圈，一定要知道钱拿回来有什么用。否则是种负担。
《新财经》：怎么看待您在《福布斯》榜上的财富？
何燕：对于《福布斯》，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不一定代表人们的真实财富。要说个人财富比我多的人就太多太多了，其依据只有《福布斯》才清楚；但是起码表示世界在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这是中国的希望。同时，企业家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麻烦。对于我在《福布斯》榜上的财富,我认为那不是我个人的财富，而是我们整个创业团队的财富。
《新财经》：您的员工都说您在商业上非常敏锐，请您谈谈您的用人之道？
何燕：我的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最喜欢用的人是渴望成长、勇于挑战，同时又不自我膨胀的人。这么多年，我没有开除过一个高层。
前几年公司有一个高层，很年轻，做得很好，结果膨胀了，拉了我们公司的人出去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他在出去之前来找我，我说，“你要尽快作出选择，否则对公司也不好。出去之后，大家都成了老板，还有合作的机会。”但同时我还提醒他，“现在你所有客户和你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和国腾的，不是和你自己的。我给你一年时间，你成功了，祝贺你；不成功，国腾的大门向你敞开。”后来出去之后，他做得不好，后来回来了，我也给了他一个公司，结果他做得比以前更好。
后来我检讨这件事，当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公司的时候，为什么我不给他一个公司呢？我觉得整件事情错误在我，因为当他有能力的时候，我没有给他创造一个舞台。我们作为高科技公司，科技人才是公司最宝贵的资源，公司只有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对人才才有吸引力，才能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我现在深深地感受到做人、做事、做企业，都应该具备一种包容的心态，这是成功的心理基础。
《新财经》：外界传言你们国腾一直有政府高官相助，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何燕：应该说企业有好项目，肯定都会得到政府领导的关注和支持。政府要发展经济，增加税收，还要解决下岗和就业问题。早期省市领导多次现场办公，在股东们股权纷争、董事会瘫痪、不扩股、不担保的危机时期，也是省、市领导介绍企业界朋友，借款支持。国腾不仅承接了近1/3的市场建设份额，同时平抑进口产品的价格，为国家公话建设节省了几亿美元，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到国腾视察，赞赏“国家腾飞，民族强盛”的愿望，并给予鼓励和期望。这也许就是所谓的“高官相助”吧。政府官员关心民营企业的发展似乎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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