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荣敬本：我们从1990年代开始介绍比较制度分析(CIA)。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呢﹖最近青木教授在他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归结了5个优点：第一，制度变迁是内生的，不是外界强加的；第二，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第三，制度具有互补性(complementary)；第四，制度变化是信息诱导性的；第五，制度变
化是互动的。
林毅夫：在过去近20年里我做的研究，不管是农业、国有企业，还是经济管理方面，都跟制度有关。如果我们用制度分析的方式，以比较乐观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从路径依赖与制度内生性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过去沿袭过来的。中国提出了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方式，这种方式在最初遭到国际学术界的反对，但事实证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回顾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国家保持对原国有企业管理上的控制，放开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世界银行的《转轨10年的经验教训》一书正式肯定了这种双轨制。
不过，这种双轨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也有问题，必然出现两种体制的摩擦和不配套，既有国家控制企业、也有干预银行的问题，同时压制了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发展，因此会出现改革中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问题：银行呆坏账、贪污腐化、地区收入差距、人均收入差距等。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青木昌彦：林毅夫教授所谈到的双轨制与日本的情况类似。很多人认为是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但我不这么看，实际上，十年中有很多新的东西在生长。关于守旧是否合理不能一概而论，政府保护已经丧失竞争力的产业是不应该的，但如果是汽车产业这样的经过调整在国际上仍然有竞争力的产业，传统的日本模式仍然可行。
谢平：日本银行体制改革对我们有几点启示。
第一，主银行体制在慢慢衰退。商业银行有一种理论认为，关系贷款(relationship loan)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因为关系贷款相互比较了解，有信任感。现在看来，固定的企业和银行关系条件可以放松了，可以没有一种严格的约束条件。
第二，银行主导制度在慢慢走向市场导向。不过，市场融资体制和银行主导融资体制的替代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它的过程可能非常慢。目前来看，大银行在现代社会当中还有一定的优势，仍具有生命力。大银行主导体制也会逐渐适应制度演变的过程。
第三，关于不良贷款的处理，日本的方法是慢慢处理，而且日本的情况让我们看到不良资产背后隐含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在日本的例子中，银行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确实非常大。
青木昌彦：我同意谢平先生所说的，日本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是政界、工业界、金融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谋，在建筑商和零售业之间特别严重。另外，主银行体系对于那些存活能力很强的企业并不那么重要了。
张春霖：青木教授提到，在任何一种制度转型面前，有人可以从中得到利益，他会推进转型；而有人会遭受损失，他反对转型。我们也注意到存在第三个集团，如果制度转型进行得非常顺利或非常完善，第三个集团就是输家；如果制度转型进行得很慢、很糟糕、很不完善，第三个集团就是赢家。用青木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制度转型从一个稳定均衡向另一个稳定均衡过渡的过程中受到阻碍，发生各种各样的混乱，那么第三个集团就会成为赢家。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的寡头(Oligarchs)。国家的制度转型究竟会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或遭受多大程度的失败，甚至于带来灾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个集团在这个国家中有多大势力，起着怎样的作用。
青木昌彦：旧的、新的、中间的状态共存竞争，中间状态具有某种效用utility。在日本，谁来扮演这种中间角色？政府，即官僚机构。官僚体制有守旧的一面，试图保护对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利益集团。同时政府中又有另一派，试图在原有体制中引入新的元素，如对电力工业放松管制，打破垄断，把电力行业分成不同的模块，让不同的模块(公司)相互竞争。实际上机构的变迁永远是和政治、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认为日本今日的机构和政策变迁是朝向一种统一的机构，而认为这将导致更加多样化的制度和体系，从组织结构、政府结构各方面，包括金融体系都是如此。
张春霖：公司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日本的公司治理很有特色，我想日本的公司治理恐怕也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在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演进？
青木昌彦：日本正走向多样化的公司管理体系，可以使用两种而非单一的公司管理体系。第一个选择类似于美国模式，这些公司必须成立主要由外部人士组成的一些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任命CEO、监督会计政策、确定和调整薪酬等等。另一个选择是经过修正的传统日本模式。成立审计委员会监督财务问题和董事会，后者必须包括很大比重的外部董事。目前日本大公司都在努力决定选择哪一种，比如索尼公司决定选第一种。在公司治理的结构方面，很多公司的所有权并不是集中的，而是分布在中小股东手里，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下降了。(本报记者张帆整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