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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锫坚北京报道
关于日本经济的讨论，就和日本经济本身一样，让人提不起兴趣：老调重谈的问题，遥遥无期的解决方案。经济形势十年不景气，政府行动迟缓而犹豫。日本年长一代人普遍抱有“失落的十年”的情绪。
不过，日本经济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对中国年轻人来说，日本漫画、偶像剧和时尚杂志刮起的旋风，恐怕比欧美风潮更加强劲。最近一年来，不少美国媒体开始关注日本文化产业的崛起。《Foreign Policy》去年曾发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名为“日本的Gross National Cool”。而《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也认为，日本正从一个产品制造大国，转向一个“酷”文化输出大国。
日本面貌的这种转变，应该有更深刻的制度背景。在青木的眼里，日本正处于制度大转变的时代，在政治或者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发生着微妙但却非常重要的变化。不过，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质和既得利益的阻挠，转型过程将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
日本的典型制度
“在理解各种各样经济现象的差异时，制度的因素很重要”。然而对“什么是制度Institution”，经济学家们仍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如果人类社会是一个“游戏体系”，相当于游戏规则的法律就是制度。但青木的观点稍有不同，他的切入点是人们对于游戏规则的“共有观念”shared belief，亦即，制度是源自人们共有观念从而具有自我约束功能的政治经济规则。
从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看出两种定义的差别。青木指出，如果认为制度仅仅意味着法律，那么只要通过更改法律就可以改变制度。实际的情况是，在苏联共产党政权下台之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IMF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向莫斯科派遣了许多专家，敦促引进美国式的法律制度，结果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个例子说明，单靠改变法律制度无法改变人们对游戏规则的观念。
在青木看来，日本的终身雇用制、主银行制main bank system、企业集团制、官僚多元主义(bureaupluralism)等制度是人们对某些结果的预期，而不仅仅是法律的规定。以终身雇用为例，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只要没有大的意外，这种雇用关系将持续到此人退休为止，劳资双方都对此认同。这种思维定式规范了雇用者和劳动者的行为，日本人认为突然的、随意的解雇是不正当的。表面上，法院将终身雇用制认为合法，实际上这只是对人们的一般认识的事后承认。同样，主银行制度虽然没有合同规定，但人们一般都认为，在企业业绩恶化时会得到某个银行的救济。
日本另一项重要的制度是被青木称为“官僚多元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有终身雇用这个一般观念，人们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等同。各行业形成的组织团体阻止其他利益集团和新的市场参加者进入，以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样的行业团体和有关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互相帮助的关系，进而发展为“博弈”理论中所说的“勾结”关系。例如，1980年代前期，由于大藏省银行局同银行业、证券局同证券业之间的勾结关系相互制衡，使得旨在消除银行与证券业界线的金融改革未能实现。
行业团体、主管部门和族议员三位一体的关系，其历史根源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的所谓“铁三角”关系，即财界、官僚、政治家的精英分子之间所形成的排他性的勾结性结构，而在议会制度的模式之下逐渐演变成综合性的多元主义形式。
制度变迁中的外力冲击
青木所言的制度变迁或转型，并非仅是政策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制度变化。“制度”这一概念，是指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博弈)的规则、结果，以及游戏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战略。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体系受到技术的、国际的、人口的冲击等等，产生一些均衡，在此过程中有各种参与者，政府也是其中之一。参与者在变迁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试图创新，有的则试图维持现状。日本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一方面，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另一方面，旧有势力尽力维护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在激烈竞争，目前还看不出哪一方将取得胜利。
在青木的研究中，对日本制度变迁发生影响有三个重要的冲击。
首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
对日本经济来说，信息革命最重要的含意是对以封闭性组织为核心的、迄今为止的官僚制模式的挑战。通过信息革命，人们能够跨越原有的界限相互交换信息。美国经济巧妙地让产业结构顺应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硅谷现象，而日本经济一直依靠组织内部官僚制精密细分的信息共享来提高竞争力，由此受到了莫大的打击。
其次是跨国界的冲击。
尤其是中国工业实力的崛起，威胁到日本在某些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个冲击是人口状况的变化。
日本目前劳动力还有增长，但长期来看劳动人口是缩减的：2005年劳动人口将达到最高点，此后将以年均0.5%的速度下降，这将使年均GDP的增长率降低0.3%。
信息革命
具体而言，信息技术革命产生哪些影响呢？
(上接B1版)青木认为，由于统计方面的一些误差，其实日本的一些宏观数据被低估了。
就软件而言，捆绑式的软件和公司内部生产的软件价值在日本不列入GDP统计，而在美国，这些价值是被列入的。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元桥和哈佛大学的乔根森(Dell Jogeson)教授发现，在整个1990年代，日本的投资被低估1%，GDP增长被低估0.7%。就IT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言，日本和美国相差无几。
青木认为，实际上造成日美经济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投入，差异不光是数量而且是质量上的不同。
信息技术的第二个重要影响是模块化概念，青木对此非常推崇。在他看来，模块化对于理解当今科技的特性，尤其是硅谷模式有很重要的意义。简单理解，笔记本电脑由许多模块组成，如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内存和芯片等。模块化对理解生产制造的复杂性非常重要，比如IBM／360型电脑，由三个天才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设计出来。此后离开IBM公司的技术人员开始独立进行研究开发，改进与设计规则相协调的各种周边机器。由于每一模块都可独立于其他模块单独进行改进和改良，提升其技术，人们可以选择最佳的模块，系统创新通过这种方式渐进得以实现。硅谷有很多小企业，它们并不去攻克很复杂的技术，而是充当某种模块的作用。
实际上，从传统的生产制造模式到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变化非常深刻。日本许多大企业，如东芝、索尼，整个产品体系都在企业内部完成。而模块化生产则不同，这种生产方式由许多小企业选择一个模块，集中进行改良和改进，提升其性能和质量。那么，是传统方式好还是模块好？青木认为答案取决于具体行业和具体技术。
青木特别提到正在崛起的软产业，即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广告……在以往，钢铁是日本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是，日本去年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的5倍，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三倍，达125亿美元。而同期制造业对美出口仅增长了20%。日本现在软产业的生产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
如《时代》杂志所言，新一代的追求已由国民生产总值GNP转向GNC(Cool——酷)。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年轻人，而另一方面，旧有的生产方式仍在与之竞争，如汽车产业，如用传统方式生产电讯产品的NTT。这体现了制度的惰性和惯性。
制度困境与变迁方向
青木昌彦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正因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而且在一个社会领域里产生的平衡与在其他领域里产生的平衡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被青木称为“制度的互补性”。
在整体上改变制度很难，它是一个改变人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观念或称之为游戏规则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你必须对原有的观念进行质疑，在此基础上开始摸索新的规则，而且新规则并非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找到，它形成于民间、政府和议会三方面的战略性相互作用之下。
日本的各种制度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制度的转变会更加困难。但青木看到，目前日本的制度出现了一些松动，如主银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蚀，正在走下坡路，因为更好的融资方式出现了，如公司内部融资、海外上市、风险投资。
此外，日本一些公司将制造中心向海外转移，比如向中国转移。这样，原来的一些制度约束因素不再那么的强大。经济全球化、IT产业发展都对此产生了影响。另外，金融财务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
当然，日本的民族国家形式仍然没有变化。青木对日本政治制度的界定是官僚多元主义：利益集团、政客和官僚机构三方之间的共谋。青木之所以称之为多元主义，因为它包含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
但是，目前利益集团出现了弱化的情况。虽然自民党仍努力维护这一体制，但年轻人已觉得这难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对此不感兴趣。小泉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却受到欢迎。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党都宣称结构改革，要求弱化原有的利益集团的结构，或者摧毁原有结构。
青木认为，日本的确需要一个剧烈的改革，因为日本政府债务已经达到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GDP的150%。如果政府继续赤字财政，利息支付额像目前这样不断上升，将难以为继。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开支、扩大税基等等，但这些措施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反对，如农民、二战老兵等等。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赤字财政的成本肯定要由下一代承担，因此有接近40%的年轻人开始拒绝缴纳社会保险金。财政支付的潜在问题将造成跨代间的冲突。
日本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日本的方向是英美制度、修正的官僚多元主义模式，还是要走向另一种体制？它允许多样化的组织模式和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呢？对此日本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必须反复实验，不断摸索。青木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断改变、适应新的情况。在未来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
日本制度转型正在进行，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而且转型的方向也不是特别明确。这一过程有可能将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
编者按
在一般人的眼里，过去十年日本经济经历了让人失望的萧条期，这种萧条正逐步蚕食着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国民财富和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那么，日本是一个根本变不了、许多矛盾纠缠在一起的社会呢？还是一个处在转型之中的国家？像青木昌彦这样对日本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并不多，通过比较制度分析，这位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认为，日本在过去十年的低潮期里，涌动着导致奇迹再次出现的力量，在经济转型中这些力量将改变整个日本经济的地貌。
为什么要关注比较制度分析、关注转型？在197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改革基本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中国式的渐进式、双轨制的模式；一种是东欧式的休克式。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渐进式的双轨制遭到大多数人的鄙夷，认为中国所选择的是一条比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路径。20年之后，事实证明按照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采用这种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the lost decades)。理论与事实的巨大差异，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制度分析，这样的背离是由于没有把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因素来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作用远远超过它的发源地，因为中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邀请了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来华，他从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描述了他所理解的日本政治经济制度。在中国经历制度转型的考验时，青木对日本制度转型的分析也许对我们会有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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