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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姚海鹰上海报道
一位原《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的生存现实
黄广明5月底辞别《南方周末》来到《上海侨报》时，没料到自己告别的不仅是一张深爱的报纸，也告别了曾经作为职业记者的新闻理想。
综观《南方周末》到上海的记者，如陈涛、杨海鹏、余刘文、张平等，大都已成沪地新创媒体的主力骨干，普遍斗志昂扬，新闻理想犹存。
只有黄广明悄无声息地蛰伏在《上海侨报》，这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报纸。黄广明不愿多谈他目前在报社的情况，但他却希望记者帮忙联系广告版面。
“华中地区你跑得多，遇到熟悉的开发区，帮忙谈谈广告，整版6万，最低可打5折，提成还是不错的。”黄广明说：“报社没有硬给我创收任务，关键想挣点收入。”
第一次听到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谈经营创收，多少让人难以适应。
9月6日，记者在和黄聊天时又谈到了做广告的话题，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生存是第一位的。”
现在，《上海侨报》是黄广明作为一介落魄书生，在上海滩惟一挣钱谋生的平台。
像许多打工记者一样，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黄广明不甘在《湖北法制报》虚度时日，1999年到《南方周末》做记者，一腔正义满腹热情，幻想改变现实。但到头来发现，做新闻不过是用自己的青春在赌明天，除了留下几篇稿子可圈可点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现在比较现实，要适应，适者生存！”
9月8日上午，黄广明在电话中突然告诉记者：“已向报社递交了辞职报告，主要是处理不好复杂的关系。”
现在，黄广明和他刚到上海的爱人一起，又开始为新的工作而奔忙。
赵世龙的危险来自何方？
近段时间，全国很多记者都牵挂着赵世龙的安危！
35岁的赵世龙，现为羊城晚报机动部记者。他在广州已做了整整10年的打工记者，因其众多有影响力的报道而闻名，是打工记者中罕有的功成名就者。
可就在8月初，赵世龙却在“记者的家”网站上发了可能遭受迫害的呼救贴：“面临着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问题”。“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所为。”
今年3月，赵世龙领衔报道了广州长洲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的黑幕。
就在央视《新闻调查》播出《阿文的噩梦》之后，7月30日，参与贩卖戒毒女的所长罗贤文，竟然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赵的刑事责任。
9月7日晚，赵世龙告诉记者：“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视《新闻调查》都报道了，他们还敢这样嚣张，公开和暗地威胁我。”
据赵世龙介绍，最近一段时间，频有搔扰电话找他，有的还威胁说“难道你就不担心你以后的安全吗？”
赵世龙意识到了自己身为打工记者的危险处境，决定出去避难：“我最近决定出去躲躲，权当云游四方吧！”
“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记者揭了这么多黑幕，有记者轻易被告的吗？”
赵世龙苦笑：“我是在流浪中找新闻理想的人，多年来一直过着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档案、没有固定住所的‘三无’记者生活，甚至连正牌记者拥有的记者证都没有，靠报社发的工作证采访。”
秦斌：记者是吃青春饭的
9月7日下午，秦斌终于离开了《楚天金报》，在武汉天河机场登上飞机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无比轻松，他此行是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专业。26岁的秦斌，辞职赴北影深造的目的是为远离记者这个行业，这与几年前他在武汉大学为做摄影记者而苦学专业的初衷背道而驰。
秦斌告诉记者：“北影毕业后我想开个人影楼，或者学DV玩玩记录片，不会轻易再去做报社记者了。”
秦斌在《楚天金报》做了一年摄影记者，之前在《新经济报》做了半年。初到报社时，秦斌在报社不愿花钱买好相机的情况下，自费买了一部佳能5点对焦的专业相机，加上必配的镜头算起来有两万多，但直到现在离开报社，也没有得到补偿。
“这部相机都用得差不多了，一年来的工资收入只能满足日常开销，几乎没有节余。”秦斌说。
此次北影的学费对秦斌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秦斌自己算了一笔帐：“学费每年10000元，再加上每月租房和生活等费用至少要2000元，两年下来就是7万。”
秦斌的父母是普通工人，5年前就退休了，为筹集高昂的学费，两个老人很费了一番脑筋，但他们就是支持秦斌离开报社。两位老人觉得“让孩子在报社混没有指望。”
和报社正式员工相比，秦斌的确什么都没有，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等，想都不敢想，报社也一直未与他签正式合同，他只是众多记者中的一员。
“谁知道什么时候报社就把你给开了。”秦斌说：“记者的流动性太大，大家都没有任何稳定感。”
秦斌供职的报社是日报，记者深夜加班到两点是家常便饭。秦斌虽然每天都玩命地工作，但工作以来还从未生过病。可越是这样，他心里越不平静：“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到时候只有叫天去！”
所以，秦斌不愿再继续这种酸楚的打工生活，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真实：“记者是吃青春饭的，记者干不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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