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企业家独特现象：九成浙商为何“草根”生

　　日前，浙江省给非公企业排出前百名。鲁冠球、徐文荣、王均瑶……观其履历，人们发现，

　　　百强里的老板竟有90%出身“寒微”。尽管“英雄莫问出处”，但人们仍难免好奇，为什么———

　　人物名　出身 企业名 2002年销售额或营业收入

　　鲁冠球 打铁匠 万向集团公司　118亿元

　　徐文荣 农民　横店集团　　　94亿元

　　南存辉 修鞋匠 正泰集团　　　81亿元

　　吴鹰 教师　UT斯达康公司 71亿元

　　胡成中 裁缝　德力西集团　　71亿元

　　楼明 军人　广厦建设集团　70亿元

　　李如成 农民　雅戈尔集团　　69亿元

　　郑元豹 工人　人民电器集团　62亿元

　　郑坚江 修理工 宁波三星集团　54亿元

　　汪力成 临时工 华立集团　　36亿元

　　　

　　无须过多罗列，因为后面的90位企业家，不是农民就是弹棉花的，不是裁缝就是修理匠。在浙江，90%的民企精英出身非常低微，创业初期的文凭大多是初高中文化。不少经济学家把浙江现象比喻为“草根”经济，“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

　　始于穷而思变

　　第一桶金里装满了血汗

　　咬牙拔出锥子，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南存辉含泪为客人补好鞋。

　　回忆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代，他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

　　刚刚高中毕业的义乌女青年周晓光带着母亲一句话：“会做的不如会算的。”上东北挑着货郎担卖绣花样去了。那是1978年，她17岁，家里有5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家十口人，任凭母亲怎样“会算”，要图个温饱也是困难。于是，她步行了6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义乌火车站，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车去闯世界了。事隔多年后，周晓光坐飞机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犹如家常便饭，但回忆起当年坐火车时的心情，依然激动不已。

　　凭着勇气和自信，她用母亲借的几十元当本钱，做起了“跑码头”生意。一个女孩子出门自然比男孩子困难得多，挤火车，赶汽车，为了不耽误时间，经常是白天摆地摊做生意，晚上坐车赶路。就这样，六年间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她只拿着一本中国地图，沿着公路、铁路往前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能使家里人过上好生活。

　　六年闯世界的结果，周晓光赚了2万元，掘回了第一桶金。1985年，周晓光嫁给了同样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丈夫到广东进货，她在义乌练摊。以后的故事就极为平常了：几年下来，他们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下了新房，在市中心朝阳门买下了店铺。1995年7月，夫妻俩毅然拿出700万元投资办饰品厂，这是义乌市较早的饰品生产厂。几年时间，这家饰品厂以连续翻番的速度发展，并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现在，周晓光有了上亿元资产，成为中国饰品行业的“大姐大”。

　　和“饰品大王”周晓光一样，浙商的“第一桶金”不少是靠艰辛的血汗挣来的。同样是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位辍学后走街串巷为人补鞋的温州少年，稍不留神，补鞋的锥子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他咬牙拔出锥子，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为客人补好鞋。

　　这位修鞋匠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亿万富豪，他就是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回忆自己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代，南存辉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1984年，南存辉与刚刚20出头的裁缝胡成中合伙，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后来这家厂一分为二，一个是正泰集团，一个就是今天胡成中麾下的德力西集团。

　　相比起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周晓光、南存辉等人，当47岁的宗庆后1987年还在拉着“黄鱼车”奔走在杭州街头推销冰棒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0多年之后，由他一手缔造的娃哈哈集团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去年娃哈哈集团销售收入88亿元、净利润达到12亿元。而他的创业也很简单：从卖冰棍起步，靠一种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谈及自己的创业经验，宗庆后的回答很朴素：“创业靠的就是感觉，我可能感觉比较准确吧。”

　　成于冒险创新

　　没有靠山更要发奋成功

　　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话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

　　“我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灵感一闪念，王均瑶就这样叩开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尝试解读浙商的财富“密码”：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白手起家，节俭、勤劳、精于算计，等等。

　　以鲁冠球为例，他的身份演进过程是这样的：先做农民，后做打铁匠。1969年，他受宁围公社领导邀请，担任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负责人。10年时间靠作坊式生产，拾遗补缺，生产犁刀、铁耙、万向节、失蜡铸钢等五花八门的产品，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1979年，鲁冠球调整战略，放弃次要产品，集中力量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1983年，他承包了万向节厂。1988年，他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的股权，组建了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1990年万向集团公司成立。1993年11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至2001年间，鲁冠球又一口气吃下了3家上市公司。就这样，鲁冠球在中国证券市场悄然构筑了一个“万向系”。这个证券市场上的“万向系”不仅仅只在中国扎根，鲁冠球还在逐步推行他的全球战略。1997年8月，万向集团的万向节正式敲开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门，成为向通用汽车公司供应产品的第一家中国内地企业。2001年8月，鲁冠球又成功完成对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的收购，开创了中国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有研究者认为，鲁冠球这样的农民成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老板，花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身份不断变化，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却贯穿至今，即掌握稀缺资源的能力。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稀缺资源的内涵各有不同。

　　其实，除了上述“秘密”外，勇敢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也是浙商创富的“基因”。　如果给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取一个绰号，相信不少人会奉送给他“冒险王”的称号：从偷偷摸摸搞摩托，到“未婚先孕”搞轿车，到搞足球被别人玩了状告中国足协，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有点“肆无忌惮”，“不知道自己是谁”。

　　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国民营轿车第一人”的拳打脚踢每一次竟然都成功了。摩托牌照早就拿到不说了，汽车牌照在2001年底竟然也让他拿到了。搞足球被人涮了一把后，恼了，闹了，先是把中国足协告上法庭，未果，后又和绿城队的老板宋卫平一起把黑哨给掀了出来。有人因此得出结论：李书福的生存空间正是他胆大包天拳打脚踢出来的，正是因为他比别人胆大，他才能抢先一步，抢得竞争先机，才能一步步地做大，当然他争取的本来就是合理的东西，而那些不合理的制度障碍本身也正在逐步冰释瓦解之中。

　　然而，要论“胆大包天”，恐怕最为恰当的人选是温州商人王均瑶：一个16岁辍学的青年，最后成为让资本“飞”上蓝天的企业家。

　　1991年，一句玩笑改变了王均瑶的生活。

　　那时他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讨生活的温州小商人。那年春节前，他和一帮温州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公里的漫长

　　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话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　“我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灵感一闪念，王均瑶就这样叩开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王均瑶居然把飞机包成了。这是1991年7月28日。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就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预测，王均瑶的胆识和魄力，将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包飞机”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瑶投在了奶业。他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来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喝奶。”1994年，均瑶乳品公司成立。今天，更多普通百姓是通过超市里的“均瑶”牌牛奶，和这个温州商人建立了联系。

　　1998年，他在家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的账是这么算的：让每个到温州的人总能先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到了2001年，王均瑶却以平均每辆80万元价格拍卖了百辆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因为王均瑶明确了发展主业：航空＋乳业。

　　当温州全城人都知道王均瑶是谁的时候，他却在上海买地盖楼，把总部搬到了这里。当他35岁的时候，他又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在新诞生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里，有着均瑶集团18%的股份，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

　　苦于知识不足

　　渴望在学习中创新发展

　　节俭、不愿露富、重视学习，学习的方式更多是观察别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课堂。

　　汪力成想退休后再去读一个社会学博士，好好研究一下宗教与文化，以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当然，浙商们已经尝够了没有文化之苦。当年辍学的王均瑶如今有了个大专文凭，但他还没够，还在学MBA。他以为，不一定要拿文凭，但至少要学好英语。“每周都要与国际经济界的朋友交流，本来我表达的内容很多，但翻译一两句就说完了。我要亲自说……”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挤出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每天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因此，只读过初中的鲁冠球，已有60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发表，成为一个出口成章并著书立论、能写会说的“农民理论家”。

　　记者注意到，浙商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给人印象深刻：节俭、不愿露富、重视学习，而学习的方式更多是观察别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课堂。

　　浙江001电子集团的董事长项青松手上仍然戴着3年前买的一只旧手表，而这只表买来的时候才68元，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也不过是几十块钱买来的。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一家人至今仍然住在公司的仓库里，他认为：“年轻时为了赚钱糊口，我用自行车送客，还去东北三省淘过金，补了三年鞋。而现在钱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没有其他意义。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希望能早日把飞跃建成世界级优秀缝纫机制造企业，真正打响‘中国制造’，所以根本没空去想什么物质享受。如果我一个人出差，没什么活动，一天六七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睡觉是为了补充精力。在这点上，穷人富人都一样。我现在吃饭照样和员工一起在食堂里排队，职工要为我开小灶，我不干。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一家为什么还住在公司的仓库里，其实人睡下去无非就是一张床。”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如今已拥有了杭州大学管理哲学硕士的文凭，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设想是退休后再去读一个社会学博士，好好研究一下宗教与文化，以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不少当初创业的浙江“草莽英雄”，由于年龄、知识等原因，已经或正在悄悄地将企业指挥棒递给自己的下一代。比如苏泊尔炊具公司的帅印已经移交给浙大生物系毕业的少帅苏显泽；横店集团总裁徐文荣曾留学日本的公子已经担任了公司总经理一职，等等。而最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浙江创富精英，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学界骄子。

　　□特约撰稿　崔砺金

　　作者:崔砺金　

　　资料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