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 资本港湾的引水员

　　○蒋天一

　　胡祖六是这样一个人：出生中国内地，风华正茂时求学海外，顶着洋学位，在财富500强中搏击多年，拥有令人艳羡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迎接全球化的努力中，他以跨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身份成就了自己，并成为这一巨大变革中的重要力量。

　　胡祖六，中国最英俊的经济学家，收入最高的投行经理之一。自1997年他加盟高盛后，中国乃至亚太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会议，胡很少错过，而他的言论和文章常出现在美国《华尔街日报》、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以及《财经》等杂志上。

　　胡祖六繁忙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多重身份：高盛亚太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分析师、投资顾问、一些中国高层的宏观政策咨询专家、中央企业工委160家国企特大型企业老总的讲师等等。

　　23年前，湖南湘阴县山里的少年胡祖六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天空这样广阔。

　　投资银行家的成长历程

　　17岁时，胡祖六的第一个机遇降临，那一年中国恢复高考，他说：当时不知道有经济学，那时科学救国很流行，于是他就报考了力学，天资聪颖的他一下考中清华大学。并在清华获得了工科硕士。

　　在北京开阔了眼界之后，胡祖六逐渐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而当时中国非常匮乏。80年代中，中国向美国公派了几位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就学美国哈佛大学。胡祖六从百里挑一的选秀中脱颖而出。那一班博士中，有一串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响亮的名字，包括许成钢、李稻葵、樊钢、王一江等人。而如今已是世界银行顾问，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的王一江，在为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文版所作的“走近曼昆的世界”的序中，也赞叹他的中国同学现在“享有盛名”。

　　在胡祖六看来，枯燥的经济学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是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尽管如此，胡祖六还是感到巨大的压力。首先是语言关非常难过，因为他以前学的是工科英语，而经济学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要求非常能言善辩；其次是文化传统的障碍，当时从中国出来的他们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而同班的犹太学生有着语言的天然优势，加上感性的直觉非常好，给他们几个中国同学很大的压力。

　　“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几个都非常玩命，互相激励。”胡祖六说，于是一场中国学生和犹太学生的竞赛展开，胡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甚至四点睡觉，在夜晚的安静中揣摩数理模型，推导演绎，几乎从来没有吃过早饭。

　　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哈佛几大经济学家的弟子身份，博士毕业的胡已很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

　　1996年，瑞士达沃斯风景如画，非常美丽安详，那一年，年轻而英俊的经济学家胡祖六33岁，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1991年至1996年间，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

　　但胡觉得非常寂寞。欧洲太安静了，而他的故土中国、亚洲却热闹非凡，当时“亚洲模式”正风光无限。深受导师萨莫斯入世风格影响的胡祖六，怎可能拒绝如斯诱惑。

　　恰在此时，一位在高盛工作的同学向公司推荐了他。正欲开拓亚太、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高盛投资银行对他非常感兴趣。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只有你有足够的话语权，才能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让别人坐下倾听你的声音，然后被你说服，让你替他在资本市场服务，然后收取佣金。而在高盛的眼中，胡显然已经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而且年轻、精力充沛，还是中国人，这显然非常理想。双方几乎是一见钟情。

　　1997年，刚赴任的胡几乎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狂风暴雨。东南亚各国汇率极度动荡，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在一夜之间被称为倒退10年。正值世人震惊困惑之时，各种经济学纷纷抛出假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这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时期。胡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遇。

　　亚洲金融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到下之后，加之中国出现了广信事件，世界经济界自然产生下一个猜想，即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西方的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对中国的很多不利分析的背景下，胡的良好预期给中国高层留下了初步印象。事后，市场证明了胡的正确，胡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开始具有话语权。

　　而胡给中国高层的深刻印象是1999年4月，那时，朱总理带着中国的诚意到美国，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在双方已经达成了全面协议后，最后签字时，克林顿产生了动摇，没有签字。胡祖六闻知后，立刻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猛烈批评了美国政府，文章开头就写到，200多年前，英国公使向清乾隆提出了通商要求，被拒绝，清朝由此失去了一次重大机遇，而今天历史倒过来了。这篇文章在美国朝野引起震动，胡祖六从此在一些中国高层心目中拥有了地位。如今胡祖六要给中央企业工委160家国企特大型企业老总们讲课。

　　引领国际资本投资中国

　　近年来，全球主要的机构投资者都在胡祖六的游说下来到中国。他们被安排与财政部、证监会的主要官员进行交流，并在北京与联通、中石油、联想等大公司亲密接触。胡祖六还经常精心组织这些公司的老总与投资者们面对面对话。

　　胡祖六非常乐意担当中外金融界沟通的桥梁，他经常说：“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国内，更多讲问题，讲差距”。

　　一年来曾多次呼吁中国应及时推出QFII(合格的外国投资者)制度的胡祖六在QFII制度出台后随即表示，QFII的推出对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和开放、加强公司治理与监督、改善投资理念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从吸引外资的角度看，三五年内难见效果。

　　这位在中国资本市场有着较大影响力的投行界人士在北京对记者说：“3至5年后，外资参与中国股市的比重才可能达到10%—15%，否则，我会很吃惊的。”不过，他接着补充说：“应该是愉快地吃惊”。

　　在QFII推出前后，胡祖六曾游说包括CAPITAL、坦伯顿基金等在内的国际资本市场巨头，希望他们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结果是无功而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90%的CEO都对中国资本市场持谨慎乐观态度。”因此，胡祖六认为，尽管QFII的推出，海外机构对中国政府的开放决心持肯定态度，但却在短时间内难以吸引大量投资。“希望外资因为推出QFII而蜂拥而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胡对自己的判断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是A股的价格。虽然经过一年多的调整，目前A股的市盈率仍有40-50倍之多，而H股则只有12倍。“这是不可忽视的显著差别，也是国际投资者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望洋兴叹的主要原因。”这位工程师出身、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投行家，用他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口气用了3个成语。其二，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股市信息披露不充分，公司治理不规范，透明度不够。其三，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真正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凤毛麟角。

　　此外，在MSCI的亚洲指数中，中国的权重只有5%，这是影响国外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GDP只有中国1/2的澳大利亚，却占了30%的权重，“这对中国太不公平，中国政府应努力与MSCI沟通，改变被动处境。”MSCI是一种在全球投资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投资价值指数，在业界有“投资指南”之称。在MSCI的英文官方网站，记者看到MSCI声称，全球有1500家投资机构是他们的客户。

　　“尽管MSCI的指数不一定很科学，但它被投资者、基金经理广泛采用。”胡祖六举例说，1991年台湾推出QFII之后，4年没有什么反应，由于台湾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MSCI把台湾的投资权重提高了两倍，结果外资投资台湾迅速增长。

　　外资进入限制太多，也成为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一个制肘。胡对记者说，“QFII推出后，很多公司跟我说，想第一个吃螃蟹，但一看到那么多的限制条件又作罢。”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主要的限制条款时，胡祖六说，一是持有期太长，二是申请手续繁杂，三是交易风险大。

　　关于投资期限，胡祖六认为，这是整个方案中最具限制性的部分，封闭式基金要求3年，开放式基金要求1年，资产才可以汇出中国。“这与他们的公司管理规定相悖，因为在他们看来资金不流动是很危险的。”另外，70%的股权不流通，对外资来讲也是一个风险。因为大股东没有压力，公司治理结构就得不到改善，外资怎敢进入。

　　虽然认为尚有很多可改进之处，但胡祖六对QFII的出台仍然评价很高。“这是中国政府一个重要的开放举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他说，“尽管吸引外资不会太大，但通过QFII外资会带来新的投资理念，对中国股市的散户、对投机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国际投资者一般比较关注一只股票的持久性、长期回报，一旦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权，就会对公司业绩关注，会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这就会对公司管理层形成压力，因此国际投资者的进入，将对公司治理、国企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推动国内资本跨境投资

　　在QFII出台后，胡祖六对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另一面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充满了期待，并尽力积极推动。

　　此前曾有舆论认为QDII会与不久前中港签署的CEPA同时推出，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支持。而最终的结果表明，中央对QDII仍持保留态度。因此，不少业内人士对QDII的最终命运表示悲观。胡祖六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就其与央行、证监会以及外管局等中央金融监管决策部门的接触而言，他发现不少官员对QDII持正面看法。QDII从概念提出到现在不足两年时间，随着QFII的进一步实施，中国证券市场进一步成熟，QDII的出台时机也将不远了，“很有可能在一年之内推出”。

　　作为QDII制度的重要倡导者，胡祖六认为QDII的实施至少具有3大利好。首先，国内投资者可以拓宽投资渠道，由于港股市盈率普遍较A股低，因此可能取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其次，QDII可以进一步巩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随着投资者群体扩大到整个大中华地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将有可能同纽约、东京相媲美。最后，QDII将更有利于国内企业在香港融资。目前在香港上市的H股、红筹股的投资价值可能在国内投资者的参与下再度凸显出来。

　　胡祖六说，要消除QDII、CEPA就是给香港送大礼这一误解。虽然从短期来看，QDII实施将会刺激香港股市走势向上攀升，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内地也必然会因QDII受益良多，就如同改革开放对国外投资者和祖国大陆都有正面作用一样，最终将取得“双赢”的结果。

　　对于“QDII可能会给国内资本外逃提供合法渠道”的说法，胡祖六表示，尽管现在还没有QDII，但资本外逃现象依然相当严重。胡祖六称，这主要是国内缺乏严格的法制规范所致，同时也是国内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下的产物。相反，如果实行QDII的话，国内投资者便有了合法、公开、透明的渠道，可以名正言顺地投资境外证券，这样反而有利于减少资本外逃。

　　胡祖六认为，QDII与QFII一样，只是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初级阶段的一个权宜之计、一个过渡之计。因为在目前国内非常苛刻的外汇管制下，二者均会受到诸多限制，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不过，胡祖六相信，实行QDII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国内投资者而言，能提高投资回报率，分散投资风险。投资者除了投资于国内A、B股、企业债、国债以及存款以外，也有机会投资境外证券；其次是对香港市场而言，能拓宽香港投资者的基础，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除了现有的香港股民和欧美共同基金等投资主体以外，香港市场也需要更多投资者，这对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有很大的意义。

　　胡祖六不赞同实施QDII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危及到上海和深圳的金融地位这一说法。胡祖六认为，QDII实行应更有利于内企去香港融资。目前，香港的投资者群体非常狭窄，在香港上市的内资企业就好比是飘浮在海外的孤儿，其价值体现完全取决于香港和海外投资者的认知程度。相反，如果有了母体国投资者支持的话，在港上市的内企就能得到较好的估值，拥有较稳定的投资基础。胡祖六笑言，如果现时他是决策者的话，他就已经被说服了，会马上引进QDII。

　　至于QDII的风险，胡祖六称，由于QDII的规模太小，几乎不会给国内市场带来什么风险。胡祖六指出，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钱太多了没处投。因此，QDII不会把A股市场的资金抽走，只要在设计上做好外汇设计就可以了；同样，对B股市场而言，QDII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目前，B股市场规模就比较小，已经两年没有IPO了，而绝大部分居民外汇以存款的形式放在银行，QDII影响到的仅仅是极小一部分的外汇存款；还有，QDII也不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因为只要运用外汇储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