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仍健在的106岁的陈翰笙、99岁的薛暮桥、90岁的杜润生、88岁的于光远，可以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长青树”
本报记者沈小雨庞湖
薛暮桥：两本书了结宿愿
今年6月，中国价格协会开启了“薛暮桥价格研究奖”的第三次评选和颁奖，预计年底评出。这项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项，可以说是中国价格研究的最高奖项，奖励那些对中国价格理论、价格政策以及价格管理工作的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论著。该奖曾于1998年和2001年两次颁奖。在该奖1998年第一次颁奖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专门写信给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同志，对这一奖项的设立给予充分肯定。
实际上，在中国，以仍健在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项并不多见。今年已99岁高龄的薛暮桥曾是新中国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他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实际问题。数十年来，他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时，一直坚持理论研究，政绩卓越，著作等身，成为被经济学术界仰慕的一代宗师。
但从1999年7月起，严重的帕金森病已使薛暮桥成为北京医院的长期病号，4年多来，薛暮桥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参加会议，用经济学家吴敬链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但病房的监护仪器告诉人们，薛老仍在思考，他的脑波仍在活动……
薛老的女儿薛小和告诉《财经时报》记者，令人欣慰的是，在父亲重病之前，他已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和《薛暮桥晚年文稿》的出版工作，了结了一生的宿愿。
据薛小和介绍，1986年，当时薛老的秘书李克穆(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就曾萌生为薛老撰写回忆录的念头，此后，吴敬链以及薛老的学生吴凯泰(《薛暮桥传》作者)等也都劝薛老写回忆录，但当时薛老尚在一线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一直没有重视。秘书就手持一台录音机，抽空就请薛老回忆往事，并由女儿小沂、小和协助李克穆整理成稿，这应该是回忆录的第一稿，但后来并没有采用。
1989年下半年，改革形势出现曲折，面对理论界争论，薛老不想重复说过多次的观点。一天中午，小和看见应该午睡的薛老站在窗前沉思，就走过去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薛老没有说话。但几天后，薛老坐在桌前，摊开一摞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薛暮桥回忆录》出版于1996年，这本回忆录从他85岁那年开始动笔写作，87岁时因身患帕金森病，在别人的帮助下予以修改，前后历时7年。写作过程中，有人认为薛老是学者，但也有人说薛老是政府官员，而这实际关系到回忆录的取向。对此，小和曾问父亲如何定位，薛老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小和告诉记者，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也许还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不擅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如果让圈外人看，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
而《薛暮桥晚年文稿》则是在吴敬琏建议下由三联书店于1999年出版的。薛老曾是当年三联书店前身——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其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就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而他的最后一本书也由三联书店出版，算是一件非常圆满的事情。
这本书收录了薛暮桥晚年所写的20多篇重要文章、信件、报告，其中最关键的是他1990年9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这两篇文章把有关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本书出版后，薛老的家人向薛老以前曾工作过的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以及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薛暮桥毕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薛小和说：“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在护理他之余，我时常看着他那弥陀佛般安祥的面容想，他还在想什么呢？想起克穆说的，薛老是神仙级的人物。神仙的意境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平静如水的生命状态？”
杜润生：特殊方式贺90
7月18日，是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90岁寿辰，他的门生故旧很多人都想给他过这个生日，但杜老都谢绝了，他告诉大家：“毛主席讲过，不赞成给活人做寿，我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但盛情难却，最后还是开了一个农村问题研讨会，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以及经济学家温铁军、林毅夫等都出席了会议，以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恭祝杜老的90寿辰。
90岁的杜老目前每天上午仍坚持到办公室上半天班，他的助手余展也仍称杜老为“杜主任”——这是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头衔。而他在建国后还担任过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科院秘书长、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搞“包产到户”、刮“单干风”时，曾提到邓身边有个“摇鹅毛扇子的人”(指出主意者)，说的就是杜老。
杜老是山西太谷人，口音比较重，《财经时报》记者感叹他乡音不改，杜老伸手捋着双鬓，笑答“乡音不改鬓毛衰，都90岁的人了”。接着又对记者讲了一个笑话，他身边的同志为帮助他整理材料和回忆重要事件，搞了一个计算机语音系统，但因为杜老口音较重，电脑无法识别。对此，杜老笑言：“计算机都不认识我。”这件事只好作罢。
这次见到记者，杜老很认真地说，要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融入全球化要有自己的底线”。我们要接受拉美国家的教训，不能无条件地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要充分利用加入WTO[微博]以后的准备期，建立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既要对外开放，又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使之顺利成长。应该是实行有条件的自由贸易，不能让外国货把我们压垮，现在应保持进出口大体平衡。总之，必须防止简单地理解全球化。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就是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政治民主要提倡毛主席提出的“群言堂”，反对“一言堂”，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共产党是人民的核心力量，但在核心以外还有大量群众，要把他们团结好，团结大多数的途径就是民主。要创造除国家以外的“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把群众组织起来，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联，农民要成立农协。
杜老说他以前讲过一句话：以市场激励群众，以民主团结群众。他主张有限政府，不提倡万能政府；提倡服务性政府，不提倡强势政府。政府要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如言论、结社、集会、处理自己财产、追求幸福的自由。还有一种自由，就是免于恐怖的自由，说错话也不用害怕，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见分歧。开放言论是考验民主程度的一项尺度，应该允许报刊及新闻媒体反映群众意见，监督政府。
杜老说，现在经济形势不错，基础搞好了，就要搞上层建筑，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现在要用上层建筑的改革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是“经济发展要提倡人文关怀”。他解释说，人文关怀就是关怀人、保护人，重视人的价值，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他提倡一种“责任伦理”，在决策时不要以牺牲大量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不能重复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老百姓的错误了。
他对记者背诵了恩格斯的一句话，“将来要建设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条件”，并嘱记者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他认为，注重个人发展，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要把这些放在第一位来考虑。观念上要有人文关怀，不能见物不见人。尊重人的价值，经济发展才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三个问题谈完，杜老问记者还想聊什么。记者问他这次为什么不谈他最擅长的“三农问题”。
杜老沉吟片刻，似乎有些无奈地说：“想来想去，觉得提高农民收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一贯主张减轻农民税赋和负担，最好将来农民只有一种税，就是个人所得税，其他税种一概免掉。但现在还做不到。温家宝总理说一定不会重复黄宗羲定律，希望他拿出精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杜老还向记者介绍说，去年十六大时，他曾向中央提出5年内农民免交税费，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意见。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富裕农民有两条路：一是到本世纪中期，把1.5亿农民向城市转移就业；二是实现农业工业化或产业化，把农产品加工搞好，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吸收劳动力。同时提高农产品质量，达到出口水平。
陈翰笙：106岁的人瑞
薛暮桥99、杜润生90、于光远88，与一般人相比，他们可谓高寿，但与一个人相比，他们又显得年轻，这个人就是被称之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的陈翰笙，今年106岁。
而关于这位人瑞经济学家的报道已几乎绝迹于媒体，记者遍查最近一年的有关资料，发现最近一篇有关陈老的报道，是上海《新民晚报》今年4月发表的一篇题为“百岁经济学家陈翰笙”的忆旧文章。但作者也只是回忆了上世纪70和80年代与陈老交往的片断，对于其近况则没有涉及。
文中提到，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的陈翰笙，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受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微博]任教，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产生动摇，有人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结构，西方经济传入中国后中国会自动变成资本主义方式。
陈翰笙为破除这一理论误区，决定在中国农村做一系列社会调查，用活生生的现实来证明中国社会性质。为此，他找来一大批进步青年，一边为他们讲解和辅导《资本论》，一边组织他们去农村做社会经济调查，这其中就包括了同样也是出生于无锡的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以及江浙一带的其他青年，如孙晓村、吴大琨、千家驹等。而这些青年日后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文中还提到，粉碎“四人帮”后，80多岁高龄的陈翰笙一面做社会科学院的顾问，主编几百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一边给十几个青年补习英语课，其中，包括刘少奇的两个女儿。而他的生活也非常简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家里还没有电视机，而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妹妹说，在阿哥这里住要六根皆净。他则幽默地说，岂止是六根皆净，是七根皆净，指自己的头发也早都脱掉干净了。
而官方对陈老的最近一篇公开报道，还是1996年10月新华社发的一则通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陈翰笙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座谈会，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而对他的职务称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报道称，他经历了从晚清、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出席座谈会的当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在讲话中表示，陈翰笙是中共健在的最年长的党员之一，在他漫长的人生画卷中，刻印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反对黑暗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历程。他学识渊博，十分重视教育，百岁高龄前还写了许多呼吁兴办教育的文章。他襟怀坦白，淡泊名利，为人正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
倒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在去年2月5日陈老105岁时披露了陈老的一些近况。报道称，2001年春天，陈老患肺炎，虽康复出院，但身体已不如前，由于咽东西困难，老人不爱吃饭，也不爱说话了。后改为鼻饲，吃些半流质食物。肚子问题解决了，老人就又有了精神。105岁生日前，陈老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红生带了六七个学生去看望他，他又愉快地与他们谈话了。而前年底，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的童大夫(陈翰笙的外甥女)退休，又增加了对老人照顾的人手。
而于光远在他的网站上披露，今年三四月间，陈翰笙身体状况恶化。于曾和李慎之、陈鲁直等一起研究过106岁的陈翰笙如果去世，他们成立的太平洋学会和太平洋学报如何做好发表追思文章的工作。而就在本报截稿之时，《财经时报》记者获悉，陈老一周前再报病危。我们祝福这位生命力顽强的老人，能够再次闯过生命的难关。
于光远：老夫聊发少年狂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今年7月刚刚度过他的88岁米寿，近日则回到出生地上海休养。《财经时报》记者没有见到他本人。但据与他常来常往的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介绍，于老实在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生性幽默，理论扎实，文字俏丽，思想深邃，还不时聊发少年之狂。但不久前，于老却遭遇了一场虚惊和实实在在的折磨。
原来，今春于老被发现肠内有一个绒毛管腺瘤，怀疑有癌变，遂于4月住进医院并动了手术。结果是虚惊一场，结果不是癌，还是良性的绒毛管腺瘤。事后，于老笑言：“本来做好准备，在手术中做一个多小时的‘断肠人’，结果肠子没有断，只是被切掉了一片。”
据于老的秘书胡冀燕介绍，于老出院后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很不错。他是上海人，喜欢甜食，吃东西也很有食欲。由于年高，远行时需要乘坐轮椅，但也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全靠轮椅代步，在家里，他还是坚持走路，能走几步就一定要走几步。
在公众心目中，于光远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早年他对《资本论》的研究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拓展，很多人都是读着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步入经济学殿堂的。而近些年，他又被媒体称为“老顽童”、“大玩家”，这主要缘于他思想维新、兴趣广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甚至写过《儿童玩具小论》、《玩具(大纲)》。90年代还写过《关于(大纲)的补充》，出席北京国际玩具博览会并讲话……
2000年，《于光远全书》出版，20卷精装本，1200万字，辑纳了于光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方面的造诣以及他的个人经历、传记等。
2001年6月，于光远又在86岁前夕向公众开放了自己的网站www.yuguangyuan.net，并坚持亲自不断更新内容，在这个网站，人们可以看到他的旧著、新书、历史、近况以及生活照，这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可谓绝无仅有。
据介绍，于老接触电脑还颇有一段故事。2000年7月，于老85岁生日时，有人赠送他一台电脑，还有人送他一个掌上电脑，这样，于老开始在电脑上学打字。他用拼音输入法，由于是上海人，普通话说得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字他一开始拼不出来，但他硬是通过死记硬背，顽强地达到了熟练程度。
此外，由于他的右手食指曾动过手术，抓不好鼠标，他就用整个右手“按”住鼠标，用左手食指一个键一个键地“戳”键盘。虽然很难，但他仍认为，这比手写有效率。现在他基本上都是用电脑写作，称之换笔。
而在谈及换笔和上网的体会时，他曾这样写道：“我觉得我不仅在工作上向现代化前进了一步，而且思想上的现代化也随之前进了一步。”
于老这种“赶时髦”的趣闻其实还有不少，比如，他特别爱穿背带西裤；84岁时，他的女婿曾给他一部“大哥大”，他拿着这部“大哥大”，再配上若干年前上海一个产权交易所聘请他做顾问时赠给他的一件红马甲，戏称自己“居然也有了一付现代商人的架势”。
今年7月，有媒体采访他时，他告诉记者说：“直到去年年底，如果不离开家门，我还能保持每天工作12个小时。除去会客、吃饭、睡觉外，基本上都在电脑旁。”
他的社会活动很多，经常现身于各种研讨会和论坛。而他最新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7月初，与朱厚泽、高尚全、萧灼基、陈淮[微博]、杜钢建等2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中国市场经济论坛”，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