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百万富翁”的三种境界

　　在SARS时期成为“百万富翁”的我，经常感到一无所有

　　金雅克

　　100多年前，旧金山的两位富豪兄弟在闲聊中忽发奇想：假如一位除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以外一无所有的外地人，而且他还没法证明这张大钞是他的，会不会饿死或者进监狱？ 对此各持己见的兄弟俩为了证明各自的理论，就到英格兰银行买下了那张世界上惟一的百万元大钞，把它交给了一位穷小子……

　　这个《百万英镑》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的本质，似乎也告诉了我们百万富翁的本质——即便在100多年前，100万英镑无论在真正的富豪，还是当时尚很贫穷的作家马克·吐温的眼中，都只能是一个游戏道具，而在如今的这个社会，拥有100万(人民币)，就更算不上什么大的成就。

　　不过，当我在几个月前发现自己不经意间也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时，还是想起了大思想家王国维用三句古词比喻的古今之成大事业者必经过的三种境界。

　　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与如今的多数白领一样，我在读大学时才开始真正有自己支配的收入。1994年秋，外语系三年级的我通过为广交会担任翻译，获得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笔收入。至少在大学期间，我们还是让其他一些专业的同学感到有些羡慕，因为可以用自己的专业获得收入。

　　但短线而狭窄的外语专业，在毕业之后却“钱”途有限。其实，大多数报考外语系的学生，当初都是抱着学一技之长，日后衣食无忧的念头，并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何况我主修的是欣赏价值远大于使用价值的法语，这时的法国和法语就如西风碧树般地正日益凋零，如果当时真的有过要赚100万元的念头，那也是钱途“慢慢”，望尽天涯路。

　　在这条路上的前行者中，至少也有，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位孤独的百万富翁，便是从上海外语学院法语系毕业的管金生。尽管他和他缔造的万国证券一起毁灭于8年前的那个春天，但他在“3·２7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能量和气魄，却使无数师弟妹们看到了一个似乎更有想像力的前途。

　　我就是通过这次事件知道了管金生。那一年的5月初，此前就已经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浓厚兴趣的我开始入市，在几天后的“5·１8”井喷行情中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那次行情，正是由于管金生，由于“3·２7事件”而关闭国债期货市场所引发的。

　　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大学时，我在个人财务方面一直使用两个账户：一个是理财账户，来自打工收入，并全部投入股票账户；另一个是生活账户，来自于家庭供给，由于当时家境还算不差，因此大三开始，每月几乎都有4位数收入的我，并没有因此减轻父母的负担。

　　1996年毕业，我继续坚持使用两个账户，只不过后者变成了工资账户。虽然此时的工资收入甚至还没有在校打工时高，但我一直宁肯生活拮据，也坚持工资和股票泾渭分明。

　　我的工作却和股票密切联系起来。毕业时去了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该公司原先打算在非洲某法语国家投资办厂，等我报到时该项目却取消了。全无可用的我便被安排到有价证券部，那年，火热的股市使经理决定将一部分资金投入二级市场。由于整个部门所有的普通职员中只有我炒过股票，于是，大学刚毕业两个月的我便当上了操盘手。

　　我是一个真正的操盘手，因为我惟一要做的就是按经理的指令敲键盘。因为报到前以为要远赴非洲，只能进行长期投资的我将个人账户中所有资金都购买了长虹、深发展等绩优股，而在1996下半年的那波恶炒国企大盘股的行情中，它们毫无表现。同时，我刚为公司操盘便遇上了那篇《人民日报》“12·８”社论和因此引发的大盘跳水，我股市生涯的第一次亏损很不凑巧地出现在了工作中。于是，我更加人微言轻。

　　喜欢坚持己见的我，在几个月后，终于和经理发生了争执，我坚决反对经理“全部清仓”的指令，于是我听到经理对总经理说：“我们部门有一个傻瓜。”

　　我知道无论是我错还是领导错了，特立独行的我都不可能呆下去了，同时已初窥股市“逆向操作”心法的我也已明白：在股市中只要比大家都聪明或比大家都傻都可以赚到钱。于是几个月后，手里的绩优股已暴涨一倍有余的我，向因踏空而很是懊恼的经理提出了辞职。

　　辞职后，我将更多的激情投入到股市中。1996年之后几年里的中国股市，充满且最需要的正是激情和想像力。2000年春天，我的账户资金虽然只有50万元，但已身入“百万富翁”之列，因为我被证券公司请入了需百万元才能开户的大户室。

　　此时我的职业是一名导游，这项没有太多前途但颇有“钱”途的工作，使我的工资账户开始出现盈余，但坚持理财和生活账户分离的我，始终未向前者注入资金，一个原因是，股市的钱随时可能化为乌有。而我也从来没有挪用股票账户中的钱用于消费，因为这时在某著名佛教圣地工作的我，潜意识中认为那是些“不义之财”，用于自身会遭“天谴”，我倒也因此拥有了“手中有股，心中无股”的心态。

　　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2000年夏，已在股市搏杀了五年的我，和已经上涨了六年的股市，都越来越感到一种激情与能量耗尽的疲惫。同时，在股市中投入过多的精力，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事业和生活品位，我开始寻求新的事业与生活，于2001年春来到北京。

　　来北京的前一年，我在望京新城购买了一套价值60万元的住宅，其中贷款20万元。我首次成为“负”翁，同时也首次动用股票账户，加上装修款十几万元，刚好将股票全部“清空”。

　　但我的理财生涯并没有结束，因为房子装修完后便立刻租了出去，所有的租金收入全部兑换成了美元打入了我新开的B股账户。我购买的是价格低于价值的经济适用房，而望京地区由于韩国人聚居而形成的消费偏好，房租价格却远高于价值，因此，我意外地获得了10%的收益率(5000元／月)。不出意外的则是股市，在这两年里发生了十年内最大一次熊市(B股除外)。由于我购房仍然是用于理财，并没有因此担心“天谴”。

　　但人类在今年春天却确确实实遭受到了“天谴”。在SARS疫情发生时，住在人民医院旁边的我，赶走了我的房客，第一次住进了自己的房子。由于失去了租金收入，还要承担每个月数千元的按揭，为了避免收支赤字，我一次性付清了剩余的贷款，同时为了出行安全，一次性付款购入了一辆价值近10万元的FIAT。

　　我的工资账户和理财账户终于第一次合在了一起使用，使得一向没算过总账的我不经意间发现：由于北京房价的猛涨，我的住宅已升值为近90万元(含装修)，加上车子等，我拥有的资产居然已达到百万元。

　　但我的两个账户也实现了“双零”。其实是“三零”，因为我几乎所有的资产、房子、车子，甚至手机，都是用拥有北京户口的一位亲人的名字买的。成为“百万富翁”的我因此经常感到“一无所有”，就如《百万英镑》中的那位“百万富翁”——除了100万以外一无所有的外地人，而且他还没法证明这100万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