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审计”李金华

　　如果不出意外，李的审计生涯足足可达23年，这种人生履历在现任部级干部中实为罕见

　　文/本刊记者杜亮

　　在国务院的部级干部中，能左右公众注意力的官员并不在少数，但是以10多年来做一项工作而引起媒体垂注的官员可能少之又少。李金华应该算是其中一位。2003年3月，在十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60岁的李金华经温家宝总理提名连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翻开李的简历，可以发现，从1985年起，李金华便进入审计署——从副审计长一直做到审计长。按照中央关于正部级干部任职的规定，李金华正好还可以干满一届，到65岁“光荣退休”。如果不出意外，李的审计生涯足足可达23年。这种人生履历在现任部级干部中实为罕见。

　　连任当然不是李金华受关注的理由。6月25日，李金华以一份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计报告一时成为“焦点人物”。尽管李金华本人认为报告“与往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其中所披露的“建行”、“农发行”违法违规问题依然引致媒体“爆炒”：“审计暴雨将至”、“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等评论一时铺天盖地。

　　如果说审计署和李金华仅仅因为一份报告“一夜成名”可能有失偏颇。曾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姚振炎表示，“委员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审计工作这几年一直在加强。审计署的同志敢于揭露问题，工作很努力。”尽管可能出于“避讳”的考虑，人们对于李金华个人评价显得相当慎重。就连李金华本人也正告与其关系甚密的朋友，“要谈他的情况必须经过他本人‘批准’”。但是通过记者的追访，李金华隐约可见的人生脉络依然逐渐浮现眼前。

　　曾是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

　　“尽管他在电视上很直率，但是说话是有分寸的。他对自己约束的比较严。”有李金华的同学如是评价。搞审计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使。也许正是具备了这种素质，李金华似乎注定就与审计有缘。

　　1962年，19岁的李金华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当时金融系有两个班，李金华被分在1班。“李是他们班的干部。”中财金融62—2班的一位同学回忆说。“他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比较认真，显得比其他同学成熟。”

　　这位同学还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1班和2班的‘性格’差异比较明显：1班持重，而2班活跃。”

　　在当年中财62级以及上下级的同学，除了李金华外，还有两人活跃在当今中国政坛：一个是现任财政部部长、曾任国税总局局长的金人庆(财政系)；另一个是现任天津市市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63级会计系)。与金、戴二人的同学关系，李金华也曾对媒体提及。

　　与很多部级干部比，李金华的从政经历相对简单。在到审计署工作前，几乎一直在学校和企业工作。

　　1966年，李金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西北财经学院(陕西财经学院前身，现已并入西安交通大学)当教员。1971年，李告别古城西安，来到了原航空部572厂(现为中国航空第二集团的成员企业)工作。572厂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汉中—这里至今仍是中国军工企业云集的地方。李从会计员干起，直到1982年，被任命为572厂厂长。1983年—1985年4月，李被选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其后，李重返西安，被任命为陕西省经贸厅厅长，正式开始从政生涯。但这个时间只持续了短短3个月。1985年9月，李进京受命担任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时年42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

　　在担任副审计长期间，李金华的政绩多为外界所不知。回顾起来，李在1988年参与的打击“官倒”、整顿“五大公司”(中信、光大、康华、工商、农信)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事件。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审计署兵分5路，李担任了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1988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经听取了吕培俭(当时的审计长)和李金华的工作汇报。

　　粮食系统审计开整肃风暴先河

　　有人曾经把李金华和戴相龙做比较，发现这两个上下届的同学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中都“背叛”了自己原来的专业：李是学金融的，但是后来搞了审计；戴是学会计的，多数时间却在银行界做事。职业上的交叉似乎不能排除性格因素的左右。“我的心比较‘狠’，手段比较‘铁’。”作为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友，学校曾经请李金华回去讲课，但他回来就组织人马审计母校，“因为讲课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足见其铁的一面。

　　1998年，李金华接替郭振乾出任审计署审计长，开始全面负责审计工作。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审计署作为国务院的组成机构，直接对总理负责。

　　在被外电形容为“铁面总理”的朱镕基领导下，审计署和李金华的压力自然不小。

　　1998年5月，李金华上任不久，国家审计署便受命联合财政部等八个部门对全国粮食系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专项审计行动，目标直指“骗取国家补贴、贪污挪用公款”等违法犯罪行为。从5月到9月，共审计了30850个粮食企业、2499个农发行分支机构、2681个粮食主管部门和2594个财政部门。审计机关有5万多人参与，成为审计署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审计行动。根据1999年披露的审计报告，在1992年以来粮食企业新增的2025亿元财务挂账中，非正常损失达559亿元。

　　粮食清查行动过后，国务院对农发行制定了粮食资金“封闭运行”的铁律，以防止国家政策性贷款的“跑冒滴漏”。在今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审计署对于农发行私设“小金库”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不依不饶”，严厉指出了“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的问题。有委员评价称，审计署这5年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揭露问题，而且是对于出现问题的单位采取持续关注、持续审计的办法，以使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多年来最好的一个审计报告”

　　据考证，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从1985年就开始了，但是在最初，审计是“围绕增产节约和增收节支”进行的，而且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审计主要是针对地方财政和企业，基本上是“审下不审上”。

　　1995年，根据当年颁布的《审计法》，审计署开始审中央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审计机关审财政部，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原审计署审计长郭振乾回忆说，“1996年首次向人大常委会汇报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后，国外媒体的评价相当高。”那一年的审计报告披露了财政部、外经贸部等43个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对海关总署、国税总局的审计情况。

　　对于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尽管媒体有诸多美誉，但实际上是审计署的工作真正引起“轰动效应”还是源自1999年的报告。

　　1999年6月26日，当李金华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完《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情况》的报告后，“掌声四起”。全国人大新闻局的一位同志回忆说，“常委会上的报告引起这么大反响是极其罕见的。”当时，《中国经济时报》在事后援引部分委员的话用了“多年来最好的一个审计报告”的评价。汇报前，朱镕基向审计署批示：“这次要把问题如实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向人民反映。”因此这次报告一反往年谈问题时“温和”、“笼统”的措辞，对于中央预算执行和各地各部门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直接的披露，诸如“水利部弄虚作假、动用财政资金办公司、建楼堂管所；天津蓟县国税局虚开增值税发票，截流和侵吞国家税款；原煤炭部社保局隐匿地方上缴的社保资金947万元，并将其中610万元长期借给私营企业”等等。

　　接下来的讨论中，委员们频频使用“触目惊醒心”、“难以置信”、“胆大妄为”的字眼。特别是对于报告披露的水利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委员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虞云耀委员称，“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也反映问题，但是镜头往往对准基层，而今天的审计报告对准了国务院的某些掌握权力的部门，敢于向人大反映。”

　　常委会之后，为了有利于监督中央预算执行情况，高层决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预算工作委员会”，由刚刚从审计署卸任的郭振乾担任主任。

　　“以后的报告都不及这一次有影响，特别是近两年的报告，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姚振炎认为。

　　未来5年

　　7月4日。审计署按照惯例对外公布了今后的“五年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审计工作将以中央预算执行为重点，实现以收支审计并重向以支出审计为主转变；同时在继续坚持以真实性为基础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效益审计，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有媒体称，“效益审计”被前所未有的高调提出，许多民间声音认为这是一次“审计变法”。而从审计的领域看，“财政审计仍是第一重点”。“去年中央财政支出大约是13000亿，其中7000亿在中央本级安排，其他的6000亿由中央向地方转移。我们就是要审清这些钱用的到底怎么样。”李金华称。

　　“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在解释审计的职能时，李金华喜欢用这么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

　　未来五年，李金华将如何续写自己的“审计人生”？“审计暴雨”会不会持续？也许这次报告可以视为又一个新的开端。

　　李金华简历：1943年7月生于江苏如东，196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1966年9月参加工作，任西北财经学院教员。1971年起历任航空工业部572厂会计员、财务组长、车间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厂政治部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1982年任航空工业部572厂厂长、中共陕西省委委员。1985年5月至8月任陕西省经济贸易厅厅长、党组书记。1985年至1998年任审计署副审计长。1998年3月任审计署审计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四届中纪委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附文1：李金华全面负责审计署后，接连查处数宗大要案

　　1998年，全面清查粮食系统违规违纪问题。立案2268起，130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7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1998年，审计华夏证券、国泰证券、南方证券等88家券商。查出君安证券原董事长张国庆等人虚假投资、转移账外利润5.25亿元的违法犯罪事实。

　　1998年~1999年，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查处“大庆联谊”董事长等人私分500万内部职工股，贪污行贿的问题；

　　1999年，审计三峡移民资金和移民建镇资金，挤占挪用现象严重。其中重庆丰都市国土局原局长黄发祥共贪污移民资金1556万元。黄后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

　　2000年，审计16个省市自治区1999年国债重点建设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发现一些地方和单位挪用国债资金4.77亿元。

　　2001年，审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查出严重违法违规和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54件。涉案金额27.9亿元；

　　2002年，审计12户中央管理的骨干企业。查出原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欧阳忠谋等人违规为两家公司提供进口货物信用证担保，由银行向境外垫付的信用证本金和利息7.16亿元全部损失；

　　2002年，审查中国建设银行2001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查出广州地区8家支行在提供楼宇按揭时，发生10亿元虚假按揭；

　　2002年，查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委托某公司购买固定资产，有8.1亿元被用于投资股市，所获收益去向不明。

　　(以上为本刊根据历年审计报告及相关报道整理)

　　附文2：“立法型”模式叩门审计体制酝酿“巨变”

　　文/本刊记者杜亮

　　自1983年以来实行的审计机关对国务院负责的体制有可能在今后的几年中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获悉，一个关于涉及未来审计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已经提交给有关部门。而其核心内容就是围绕“审计机关对谁负责”的问题展开。

　　“目前，中国的审计体制与大多数国家的不同。我们的审计署是国务院组成机构，对总理负责，而国外的审计机构是对议会负责。”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向记者表示。这种体制的弊端是“由同级政府审计部门来审计政府本身，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对于审计结果公布的程度和如何查处带有较强的人为因素。“很多时候，人大得到的是挑选后的结果”。即使对于外界反映比较好的审计报告，在人大内部也有为此，“褒贬不一”。其根本问题在于人大本身没有审计机构，虽然在1999年建立了“预算工委”，但也只能依靠政府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来监督预算执行情况，这样势必影响人大预算监督的全面性和权威性。

　　今年两会，作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叶青联合33名代表提出建议，“使人大由现在的直属政府，改为隶属人大。”而1982年的〈宪法〉规定的是“由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原本是要就此提议案的，但是后来发现要改这个体制，必须先提修宪动议。而按照规定，修宪议案至少需要500人具名。由于是第一次参加人大经验不足，所以就改为建议。”但叶青表示，明年他会争取更多代表的支持。

　　据叶青称，以前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相关议案。而现在适值政府刚刚换届，修宪的呼声较为强烈，对于审计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契机。

　　探讨建立“立法型”审计体制在以前一直是个“禁区”。而据记者了解，从去年底开始，“禁区”开始被悄悄打破。去年12月，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内部研讨，主题就是如何改革现行的审计体制。今年，审计署更组织了几个省的审计机关进一步研究审计体制改革。“报告已经形成，交上去了。”

　　“这项改革绝不单是审计机关的事，还牵扯到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乃至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缜密而有前瞻性的安排。”有关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