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交所之梦：访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

　　□林刚

　　2002年初，北京明确提出发展首都金融业的概念。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讲：“首都经济是知识经济，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领头羊就是金融保险服务业。”

　　2002年2月，北京市计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指导意见》，其中提 到，要加快金融保险业发展，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接轨，鼓励业务创新，积极拓宽金融服务领域，促进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融资租赁等现代金融业务发展。

　　最近，为防SARS空降北京的王岐山和北京正在酝酿的一份发展金融产业的调研报告引起业内各方人士关注。王岐山作为出色的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熟谙金融业务。他在人行、建行、中金公司工作的实战经验与业绩，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北京未来金融业发展中一定会有所作为。他的到来，对期盼北京金融业发展的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随着北京SARS危机逐渐平息，记者走访了北京的两个产权交易机构，开车路过大运村，入口处量子银座的墙上，悄然出现的“中交所”三个大字十分醒目，好奇心使我和熊焰总裁坐在了一起……

　　记者：中国现在产权交易机构有多少？

　　熊焰：全国每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两个技术产权交易所或产权交易中心，目前大约有一百多家。北京有两家，一家是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另一家是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即中交所。

　　记者：北京两家都设在中关村的产权交易机构有什么区别，中关村的特殊地位在发展中有什么不足？

　　熊焰：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主做国有资产交易，做国企破产比较多。中交所侧重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和资本市场创新，同时也做国有产权交易。北京现在有一个著名说法：“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跨世纪看中关村。”深圳、浦东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我认为，第一，有特殊政策。第二，有资本市场。北京若不发展资本市场，中关村要想发生突变，上台阶，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三大增长区：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得益于资本市场，环勃海发展势头不足，也与缺少一个成规模的资本市场有关。在新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环勃海及北京若不发展资本市场，必将处于劣势。记者：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是否专做技术产权交易，发展资本市场有严格的金融管制，“中交所”是经批准的吗？

　　熊焰：所谓的技术产权交易，“技术”是形容词，核心是“产权”。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是国有事业单位，它承担的责任、自身的能量，难以推动北京资本市场创新发展。“中交所”是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的综合性产权交易机构。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单位出资6500万元注册成立。中交所作为北京市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创新为手段，以市场为导向，推动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促进北京市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对接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北京有建设资本市场的内在需要。中国幅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千差万别，完全靠中央统一集权的管理模式，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

　　记者：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给企业带来生机、活力，也给资本市场发展创造了空间。

　　熊焰：十六大最具创新的要点之一是国有资产体制的管理改革，由原来一个所有权行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变成280多个，中央、省、地三级管理，行使出资人权力，有权管理处置资产。资产管理的分权，必然会要求资本市场有较强的地域特色。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层次单一，在A股挂牌约1300家上市公司，而中国的工商企业有1200多万家，平均1万家企业才有一个上市公司。债市，也是为那些超大型国有企业服务，中小企业还是得不到发展所需资金。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应是主板、创业板及区域性新板市场并存。

　　记者：中交所的定位和发展模式是什么？

　　熊焰：中交所就是瞄准、探索在北京地区搞一个低层次的资本市场。希望建成一个促进投资进入退出机制的区域性、非公开权益资本市场。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思考，虽然国家现在还有明确的监管限制，但我们认为这是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出现区域性柜台交易市场，因为这符合“三个代表”精神，符合企业发展要求。

　　中关村，是科技创新的热土，企业成长的摇篮；资本，是科技创新的血液，经济增长的源泉；中交所，要做资本与企业对接的通道，并购与重组操作的平台。我们想做探索人，我们愿为之不懈努力，因为我们有一个梦……

　　记者：改革创新要付出代价成本，当政策条件不具备时，你会勇往直前吗？

　　熊焰：这个平台之所以选我来挑梁，也是因为某些领导和股东认为我不是金融圈出身的人，但有执著的创新精神，在把握政策尺度、节奏方面比较稳。我们没有必要在条件不成熟时逞匹夫之勇而成为烈士，这对事业也不负责任。我们会审时度势，目标坚定不移，循序渐进，整合各方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促进发展。

　　记者：北京多年一直期盼成为金融中心，最近正在酝酿的北京发展金融产业调研报告引起各方关注，中交所在业务配置上有什么考虑？

　　熊焰：北京对建立资本市场梦寐以求，曾几度擦肩而过。在金融发展上北京向来慎重稳健，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发展金融业的口号，现在意识到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基础是经济，而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全面发展经济离不开金融产业。东京、伦敦既是首都也是金融中心。北京发展金融业就要在门类齐全上做足文章，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应是多层次、多体制的。中交所在业务配置上排了三条线：第一，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资；第二，服务于北京及中央在京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和产权交易，因国家规定国资产权交易必须入场交易，市政府以120政府令的方式授权中交所进行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第三，我们希望在新兴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做某种突破。

　　记者：中交所产权交易业务怎样，如何收取交易费用？

　　熊焰：今年3月1日我们刚开始经营就遇到了SARS，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完成了几笔交易。在收取手续费方面，我们与北京产权交易中心是价格联盟，收取总成交额的千分之一。收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委派交办的业务，象征性收一点儿费用，另一种是按市场化标准收费。

　　记者：成交的是否有大企业？中交所在交易中起什么作用？

　　熊焰：开业以来我们已做成七八家企业产权交易，但没有著名大企业。目前没有大单生意，都是国有企业卖股权模式。产权市场实际是并购市场，并购市场其实并不一定要有有形市场。我国产权市场设立的初始动力还是要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从交易理论讲，有场，对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监管是有利的。产权交易的是一种特殊产品，信息搜索成本高。就像北京当年许多人买卖古董，恰好买卖双方能碰上，于是有人给政府出主意建了北京古董大厦，所有买卖古董的人都聚集那里，场的设立对市场起了积极作用，价格发现选择空间加大了，中交所实际就相当于古董大厦。

　　记者：中交所自己做中介服务吗？感觉这里挂牌交易的企业数量、品种不足，人气不旺。

　　熊焰：我们不做中介。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律师等都是我们请进场的，就相当于古董大厦的字画、古玩鉴定师，我们就相当于业主收取摊位费。入场的中介机构，我们优先向客户推荐，但客户完全有自主选择权，也可以自己找。现在入场的还没有外资中介机构。中交所是经纪人信息化社区，席位都是虚拟的，主要通过网上交易模式。我们倡导经纪人业务要专业化细分，经纪人就是我们的会员，交易在经纪人撮合下完成。现在经纪人数量不够，卖的多，买的少，但最终决胜还是要靠好企业、好项目，如果我们将中关村的好企业、好的科技项目备足，不可能没人来买。

　　记者：所谓高科技项目真有高科技含量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熊焰：我曾在高校工作多年，应当承认中国原创技术太少了，但应用型高科技项目还是很多。高科技主要是整合中国制造业成本低的优势。小平同志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可从更大范畴来理解。在生产要素中，技术是最难测定的，有时会出现非计算价格规律，为什么前几年一说科技股就能吹起那么大的泡沫，就是科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交所往往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是技术市场，说白了它应该是个资本市场。

　　记者：产权交易核心是价格，价格评估谁说了算？

　　熊焰：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就是价格，评估只是手段，最终永远出资人是对的，关键是要公开，要竞争，市场认可的价值就是真实价值。处置国有资产很大的难题就是定价机制，共和国多年积攒的家底别给贱卖了，但每一个买家都想买到便宜货，卖家总想卖高价。

　　记者：有外国投资者来过吗？

　　熊焰：我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参与竞买竞卖，美国一个投资公司来人转了一圈。我们现在推出的货只有200多家，离市场要求差距很大。虽然也有一些国有大企业和证券公司来挂牌，但未成交。交易最终还是买方来评估，出资人永远是对的。我们国有资产管理就应循着产业波动发展，在高位时把它卖掉，低位时买进，投资人在取得企业经营分红的同时，谋取资本运营的收益。

　　记者；招商局秦晓董事长讲，“我不会赚到最后一分钱”的股权转让理念。中交所有高于报价成交的吗？

　　熊焰：这个理念是对的。前一段我们成交一个企业，卖方报价100多万，成交价是200多万，因为买方看准未来增长空间，接过拉力棒他还能赚钱。所以好企业卖好价钱，坏企业卖低价。

　　记者：前面讲到对梦的探索，中交所具体是怎么考虑定位的？

　　熊焰：我们主要是想对新兴市场探索，做类似美国OTC那种柜台交易的资本市场。客户主要集中在未上市的股份公司，因他们不够上主板、香港创业板的条件。中国资本市场应分三个层次，主板、创业板、柜台交易市场。企业可根据自身规模和成长发育阶段自主选择市场，我们希望中交所能成为区域性资本市场，服务于规模在1000万~3000万，融资额在千万左右的企业。

　　记者：市场细分有利于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中交所与中关村管委会是什么关系？

　　熊焰：中国现在只有一层资本市场，就如同教育背景一样，要么是一群博士生，要么就是连小学文化程度也没有，不是梯次受教育模式。我们许多事情往往是政府钦定而不是由市场选择和培育，这对企业发展限制非常大。中交所是中关村管委会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平台，服务于中关村建设与发展，不是行政上下级关系，管委会金融处的处长是中交所独立董事。

　　记者：中交所是按现代企业模式构架，考虑经营者持股和上市吗？专家顾问团队都有谁？

　　熊焰：中交所是按现代企业制度设立的，也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在适当条件，启动管理者持股经营。我们有上市的设想，也希望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在做着这样的梦，并为此锲而不舍地探索。中交所有一个专家顾问团队，一些专家学者，如：刘纪鹏、周其仁、曹凤岐、王国刚、石晓敏、朱武祥……，遇到问题可经常请教。

　　记者：你认为国外资本市场对中交所创新有什么借鉴？创新方面有多大自主权？熊焰：美国由于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以网络交易模式为主，他们企业股份制改造比较彻底，自然形成了主板、纳斯达克、OTC多层次资本市场。我们希望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中的新军，打破原有单一的资本市场结构。统一监管控制的模式缺乏活力，改革太难了。市场创新不是某个人的事，中交所是北京市政府金融改革重要试验田，但要种什么(特殊)庄稼必须经老板批准方可操作。

　　记者：中交所是哪个领导主抓？您怎么挑起中交所重任的？王岐山市长来京对北京金融业创新发展是重大利好。

　　熊焰：中交所的决策是原市长刘淇同志一手推动的。我是2002年3月开始上手这件事，当时的北京科委主任范伯元(现副市长)同志对我托付，让我帮助出一个方案，我当时是某投资公司的总裁。春节期间，范主任到公司调研，谈起要改造原中关村技术交易中心，我就说起中关村并不是缺技术市场而是缺资本市场。他说；“你懂点儿技术，懂点儿投资，又是从政府出来的，你给我出个方案吧。”我就参与这事的策划，最后把我自己也策划进来了。

　　刘淇同志对中交所建设非常并注，曾做过五六次批示，总调子都是“同意”，“请加快办理，力争××时间完成”，刘淇同志于2002年10月22日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在10月21日下午5点召开的市长专题办公会，讨论建设中交所。今年3月1日中交所开业，刘淇书记等领导都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王岐山同志到北京工作，他是省市长中最懂金融的专家型领导之一，等他将SARS问题理顺后，他在考虑北京未来发展战略时，肯定会打金融这张牌，资本市场的突破与北京金融改革创新，将是王岐山同志主政北京的一大亮点。

　　记者：人们对王岐山的金融专业素养寄予过多厚望，但有些政策一时会难以突破。

　　熊焰：政策也是人促成的。人们的认识总会有个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市场管制也要顺应发展要求，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资本市场十年后怎么样，没人能说清楚。无数个探索实验，不乏领导者专业素质的突破作用。

　　记者：你有文理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背景，这对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熊焰：我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不是这个圈里出来的，坏处不用说了，不太懂行。但好处是逼着我不断学习，而且条条框框、恐惧感少一些，比较敢想。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如果只是中央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管理模式，往往顾此失彼。十六大后，中国新一轮的资本格局正在缓慢发生变化，这必然要求我们的政策法规、市场也要与之相适应，在全国大市场框架下，区域市场的划分是有其合理性的。记者：你对梦憧憬时想到过风险和挑战吗？

　　熊焰：我做这事开始只是帮忙，后来逐渐由门外走到门里，感觉这事很有意义。我在董事会上讲，我是属那种心宽体胖的人，很少有什么事能使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做中交所以来，我经常半夜从梦中醒来，脑子里全是中交所。这个年代，很少能找到让你愿意为之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和工作。胜败不太重要，关键是我搏了一把，我感谢董事会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一不求官，二不求财，我已是局级干部了，钱够花就行。我知道这件事是众矢之的，每年我准备接受审计，我会规规矩矩做事。我就求在这件事中搏一把，什么事都得有人去突破，我愿当这个尖刀班。成了，是为北京、中关村做了点事；败了，我主动承担责任。我们有一个团结实干的经营管理团队，大家都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将要出现新一轮机遇，在机遇与挑战中，区域性多层次资本市场终将浮出水面，希望我们梦想成真。

　　编后：

　　这些年，金融业在北京经济中的地位正变得举足轻重。北京目前只有9家市管金融企业，2001年，北京金融整体实现430.2亿元，占北京GDP比重15.3%；2002年，金融业产值达485亿元，占GDP15.5%，比重居全国首位。

　　北京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一行三会”，国家所有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门都在北京，北京有其它地区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是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密集地，四大商业银行的业务占据中国银行业业务总量的60%以上。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再保险三大保险公司的总部都在北京，中国保险业70%以上的资金也在北京统一运作。

　　1700米长的金融街汇聚一大批金融精英，聚集了中国五六成的金融资产。国资委直接监管的196家企业，拥有6.9万亿元净资产，占整个国有资产总量的60%以上，这些企业多数总部设在北京，可以说国有资产的总量有一半以上是由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所控制。

　　北京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已积蕴了深厚的经济实力，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资源为北京金融业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