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彧铭 北京报道
自本报第35期刊登《留京指标值万元，北广竟发“学生财”》一文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刘洋等学生现在境遇如何？北京广播学院是否对自己的收费行为有了明确的说法？教育部门又是如何处理此事？记者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踪采访。
当记者拨通刘洋的电话表示要作后续报道时，出乎意料的，他再没有先前报料时的热情，更多的是无奈与不愿合作。“现在校方已经把1万元钱退还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留京指标也没有了。”刘洋十分沮丧。如此一来，那就意味着北京广播学院综合排名在50%之后的学生都无法得到留京指标了，他们在北京就业的愿望不是泡汤了吗？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刘洋说：“我还好办，我和那几位披露此事的同学都签了‘新科’公司，户口档案比较好解决，留在北京也有可能。但是另外几个准备签约事业单位的同学就惨了，没有户口档案，留在北京是肯定不行了。”
如此看来，校方已经是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许正因为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收费的事实，所以只能以退钱来堵住学生们的嘴巴。之后，他们又以“公正严明”的姿态出现，将所有综合排名在50%之后的学生拦在了北京城的门外。
事件曝光后，校方由始至终都做得很“得体”。犯了错误就及时改正，乱收了钱财就及时退回，制度摆在了台面上——谁在规定的50%以内，谁就有资格留下，否则，请你走人。
表面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我们的心隐隐作痛。从头到尾，不论学校怎样做，受害的始终是学生。
留京指标标准难寻
回过头来，事件的导火索就是留京指标。然而，记者经多方采访发现，这个敏感的话题，其具体衡量标准既没有量化，也没有具体的条款阐述，这使得各个学校的政策标准千差万别。也就是说，即使学生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为自己辩护。
当记者就此问题采访北京市教委学生处陈处长时，他说：“当然有。现在省会以上的城市都要限定本科生留在在读城市的指标，更何况北京。关于留京指标，每个学校都有一定的比率，但是名额可能会有些变动，因为会出现出国、考研等情况。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按德、智、体、美、劳多方面标准来评优秀学生，然后将之留下来的。”当记者追问“德、智、体、美、劳”具体如何量化时，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留京指标到底标准如何？校方又掌握了多少留京指标的决定权？如果留京指标有了明确的标准，作为学校是否能够坚决执行？作为教委，他们又靠什么来监管学校的行为？显然这些问题还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北广不是乱收费？
对于事件一方的北京广播学院，其行为是否属于乱收费？陈处长是这样回答记者的：“关于北广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入调查，所以现在还没办法进一步评判。如果你问我指标可不可以出卖，我当然说那是乱收费。但是我们必须对‘北广问题’调查之后才能定性，否则我没办法评定此事。”陈处长还告诉记者：“虽然不排除有些学校搞小动作，但是公司自愿捐助是可以的，捐助的钱学校是可以收的。”显然，他对学生们的说辞持保留态度，并未完全相信。如果真是如此，或许北广退了学生的钱，就与“乱收费”划清界线了。更有甚者，也许这件事从此略去不提。
但是，作为事件另一方的学生们，他们怎么办？“难道当初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乱收费’上诉？难道为了‘留京指标’，我们就应该忍气吞声交上那1万元钱？”刘洋的声音久久在记者耳边回旋。北广50%的留京指标政策以公平、公开的姿态摆在那里，但这样的公平、公正学生们无法接受。他们仍然是最终的受害者，学生的利益究竟谁来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