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家的权利主张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级管理班上，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Professor Dick Vietor问大家，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哪个国家的金融秩序最乱，有的说中国，也有的说是印尼、阿根廷；哪个国家的金融家职业生命最不确定，大家一致说是中国；哪个国家的政府对银行管的最严最狠，大家说是中国。教授用手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说，为什么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呢？

　　中国银行业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国际银行界所罕见的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越来越大的案件。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似乎监管较弱的时期，真是撤了一批，抓了一批，关了一批，杀了一批强金融监管者的时期。这个时期，管理当局对银行的强硬态度和强硬的方针以及政策，在国际银行界当中是很少见的。

　　文/蔡重直 王巍

　　金融家大批落马的十年

　　王巍：我感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来说，政府的管制在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方向都是逐渐的有所收敛，企业家们有越来越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令人遗憾的是，金融界却始终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进入市场经济十分缓慢。特别是最近10年，在各行业都纷纷松绑的时候，金融界的管制实际上是一种强化的态势。金融界负责人的行政地位不断上升，从部长到国务委员到副总理直接担任中央银行行长。金融界很多措施，甚至不是很重大的，常常是高层领导直接操盘运作。政府对金融界的控制，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回顾几个大的金融管制事件，如20世纪90年代初国债回购期货市场的创立到崩盘，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信用社集体经营体系被国有化，近两年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反复，以及我们金融界历历在目的信托投资公司整顿，证券公司融资功能的随意阉割或者金融机构审批权的收收放放等，这一系列的变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中国金融管制往往是缺乏章法的，和整个中国经济放松管制的大趋势是反向运行的。

　　蔡重直：关于这10年的问题，有几个现象很有意思。第一，说起银行的不良资产，好像是建国50多年的历史包袱。我查了一下，到1992年底四大银行的贷款余额是2.3万亿。假定这2.3万亿中也有45%的不良资产，是1万亿，那么四大银行中的近3.5万亿不良资产中有70%以上是在这10年产生的。而这10年正是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逐步放松到退回完全管制的时期。

　　第二，中国银行业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国际银行界所罕见的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越来越大的案件。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似乎监管较弱的时期，而真是撤了一批，抓了一批，关了一批，杀了一批强金融监管者的时期。这个时期，管理当局对银行的强硬态度和强硬的方针以及政策，可以说在国际银行界当中是很少见的。记得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上高级管理班时，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Professor Dick Vietor问大家，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哪个国家的金融秩序最乱，有的说中国，也有的说是印尼、阿根廷；哪个国家的金融家职业生命最不确定，大家一致说是中国；哪个国家的政府对银行管的最严最狠，大家说是中国。教授用手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说，为什么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呢？

　　第三，在这10年，中国的最高金融管理者是一批自建国之后，比较专业化和具有改革创新精神，也了解西方的。可是，正是在这个时期，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初，政策上没有给银行家们更多的市场权利，也没有给更大的改革空间，也不大容忍银行家的创新和银行界的“噪音”。

　　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呢？简单一句话，政府要有限地管制，不要管的过多，更不要实行对银行业的全面管制。因为这会发生一个管制的恶性循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把银行看作是一个企业和产业。其实，银行除了经营的产品与其它企业有特殊性之外，就其本身来讲，与其他企业没有任何区别。不能仅把银行看成工具，看成是管理和稳定经济甚至社会的工具。希望这支金融大军听招呼，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让它从什么地方撤下来，一个命令下去，就全部撤下来。

　　王巍：我觉得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任何一个产业都有一大批的民营企业活动，都有一大批企业家群体出现。唯独在金融界却是万马齐喑，从没有听到中国金融家的声音。我觉得一个产业里面没有企业家群体的活动，这个产业不是产业，是政府机关。

　　我们时时听到金融是特殊的行业，金融市场是特殊市场。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只是特殊，没有看到它仍然是市场，仍然是产业。须知，我们无论金融界再特殊，仍然是受市场因素所左右，这个产业仍然是产业，不是事业单位。我们这个方面，不断强调这个特殊，反而抽掉了市场的精髓。

　　商业合同缺少约束力

　　蔡重直：我理解支撑市场经济的是两大基石，一是产权，二是商业合同的约束力。第一个问题谈的很多了，我认为，中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商业合同缺少约束力，而商业合同缺少约束力的根本原因是对政府缺少约束。

　　海南是中国金融的重灾区，几十家信用社全倒了，十几家信托公司全倒了，海南发展银行破产了，就是连活下来的四大商业银行至今还亏损，几百亿信贷资产成为呆坏帐，国家损失惨不忍睹。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当时大部分海南的行长、信托公司老总、信用社主任，现在这些人逃的逃、撤的撤、抓的抓、判的判，没剩下几个人。就我所知，海南大部分行长、老总和信用社主任原本并不是坏人，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批人发生了集体性的违规、违纪和违法呢？1993年，央行突然宣布了不许这些金融公司和信用社拆借，也不允许银行拆借给他们的通知，并宣布，谁违反就撤谁，甚至追究法律责任。在全世界的银行中，由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哪家银行在货币市场上没有Credit line(信用呢)呢，哪家银行不向中央银行贷款呢，全世界找不到一家自己不做最后贷款人还不容许别人贷款的中央银行。不让这些公司和信用社拆借就等于让他们死，因为在他们的负债中有50%甚至到70%是拆借。问题是，他们认为，办信托投资公司和信用社是与政府有合同的，拆借是其中的一项，这写在营业执照中，商业合同不能没有约束力。摆在他们面前是两条路，一是守法等死，二是违法求生。为了企业的生存，大多数也可以说全部的金融公司老总和信用社主任们都选择了后一条路。自此，什么假拆借、假担保、假回购、假信用证、假承兑汇票、甚至趁着给国家发债券印一部分假债券。这一切的铤而走险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企业生存获得资金来源。这些人干了这么多违规、甚至违纪和违法的事情，心里不塌实，一部分人自然地开始想“后路”了，个人的经济问题就产生了。在我们前面谈到的几万亿不良资产中，应该有几千亿是由此产生的。因为，资金的运行是一个债务链，一笔资金断了，会引起一连串的损失。所以我说，政府首先要有商业合同的约束力是保障金融秩序的第一要义。

　　王巍：中国金融界应该是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而且也是市场经济改革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不当的政策管制操作的最有利的平台。因此，金融产业危险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这个产业必须要认识到这样的现状，可以有几千条措施，几万条措施，但是首先在大局观上必须了解金融产业首先是产业，金融家首先是企业家，然后才增加特殊性。因此，在这个产业里面，或者说这个企业家群体里，应当和政府有一个对话的机会，应当要政府和银行各自岗位回归。金融家群体和政府都是平等的市场参与主体，尽管职能不一样。

　　“银行家的私心”为什么能够得逞

　　蔡重直：从全世界银行家来说，一般面临六大风险，是利率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金融犯罪风险。由于政府的全面管制，使得这六大风险中的大部分或基本上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那么，中国的银行家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呢？是这六大风险之外的政治风险、政策法规风险和人事风险，这是中国银行家面临的首要三大风险。由于政府的全面管制导致中国银行家所面临的不是银行家的经典风险，而是一些其他风险，为了生存，中国银行家开始变异，就像SARS病毒一样不断的变异。就是说，你想做国际标准的银行家，你在中国生存不下去，你必须要变异，要变的会防范政治风险，会防范政策和法规风险，会防范人事风险。如果你要固守经典银行家的品行，就要被淘汰。许多问题都是辨证和互动的，你不明晰私人产权的同时，国有资产就流失，你只强调银行的特殊性，银行家的特殊性就被抹杀。

　　现在再回过来说产生这些大量不良资产的原因，我认为，一是政府的全面管制和过多的干预，二是银行家的“私心”，而银行家的“私心”只有在政府的过多干预下才能得逞。

　　我们先有一个命题，一个银行家，只要按照银行通行的贷款管理方法，所产生的坏帐是一个大数定律，也就百分之几。这个管理和判断的方法，经过世世代代银行家的总结,美国人给概括为六个C，1C是Character(品质)、2C是Capacity(能力)、3C是Cash(现金)、4C是Collateral(抵押)、5C是Condition(环境)和6C是Control(控制)，每一个C又有不同的等级，假定，6C(控制)可以依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从强到弱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是6C1、6C2、6C3。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矩阵，在这个矩阵中有多少个组合呢？是729个。实际上，银行家的贷款是在现有资源下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我只有一百亿，我只能在这个约束条件下从729个组合中判断出一组最优的组合。政府的干预出现之后，使得银行家的判断发生变化。政府的干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指令性的，一种是要求银行支持，例如，支持开发区建设，支持外贸出口，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支持抗洪救灾等等。政府的干预也分为两种，一个是正干预，就是要你贷的，再一个是负干预，就是限制你、不让你贷的。在政府正干预下，6个C3(表示条件最差)也能贷，；在政府负干预下，6个C1(表示条件最好)也不能贷。我们知道，第一，政府干预只影响一部分贷款，而不是全部；第二，政府干预的都是不符合银行贷款的基本判断标准，如果要符合的话，政府就不必要干预了。所以，由于政府的干预，使得银行家判断贷款的标准要修正，使得一些原来不能贷的款变成能贷的，一些原来能贷的款变成不能贷了。结果使得全社会贷款质量下降。银行家的“私心”是不良资产产生的另一个原因。银行家的“私心”是如何在贷款中实现的？按照银行贷款的6个C标准，银行家的“私心”是很难得逞的。这个“私心”需要一个外来因素，来打破这现有资源下的最佳组合，政府的干预就是最好的外来因素。看看这上万亿不良资产的贷款报告，看看那些塞进银行家“私货”的贷款报告，头一段话都是，“根据国家的信贷政策”，“按照政府的要求”等等，就是只字不提银行最经典的6个C标准。所以说，政府的干预使银行家的“私心”得逞。

　　我认识一个刚下了大狱的行长，给我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就喜欢政府干预，有了政府干预就没有章法，就会乱。如果按咱们银行老规矩办事，咱们那点私货就装不进去了。”

　　王巍：政府的干预源自高尚的道德起点，却造成了企业家道德水准恶化的结果。反过来这种道德水准的恶化，给上层主管一个信号，需要加强干预，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很有意思的。这实际上可以构成我们目前金融改革过程当中的一个悖论，干预道德悖论。在市场经营过程当中，政府和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应当是完全平等的，无非职能不一样。现在，政府把银行家给挤到市场主体之外了，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帮助银行家回归到市场，来参加这个市场规则的运作。我想这个起点就是要明确中国金融家的权利和责任。

　　中国银行家的权利和责任

　　蔡重直：我举个实例来说明银行家的权利问题。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香港经济很不景气。同时，内地一些金融机构和窗口公司相继倒闭，使香港的银行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香港的媒体，包括金管当局都非常关注每家银行对国内的放款有多少。而且把这个比率，看成是衡量这个银行的资产质量好坏的一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在中国内地，政府肯定要发出一个指令，严格控制往内地放款，谁新增加就要撤谁的职。但是，尽管香港金管局非常注意这个比率，但他没有说出一个字，你们不应该向内地放款，因为这是一个银行家的判断和权利问题。当时，我们手上有广州越秀公司3个多亿无抵押的贷款，广东省的粤海公司已经在进行清算了，广州市政府的公司就更困难了，它不仅还不了本金，连利息支付都难，在这时候我们又贷了它4个亿。原因很简单，这4个亿要了十几个亿的抵押品，抵押包括从深圳到汕头高速公路的部分股权。这4个亿放出去之后，变成我们对越秀7个亿的贷款，而我们手上有十几个亿的抵押品。你说这笔生意是好还是不好呢？从当时大的形势来看是不能再往内地放款了，不仅舆论界监督，股东也监督你，但是每一笔贷款的组合太多了，太复杂了，必须要由银行家来判断、决定，政府不要简单下结论。

　　王巍：我想提出一个比喻，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我们这个政府管制就是一只闲不住的手。它闲不下来，一定要弄一点事。这么多年，政府太不习惯无所作为了。中国银行家应当集体性发出声音来，告诉政府我们是平等的，你要求我治理，首先要处理好政府的治理，管一管你闲不住的手。如果中国银行家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主张，他就不会很好完成自己的责任。反之亦然。

　　蔡重直：其实，这是一只闲不住的手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较劲。远的不说，我们就讲这个非典，在世界上有四个国家和地区是比较严重的。有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个地区除中国外，没有一家管理当局出来说银行要支持抗非典的斗争，银行要支持受非典影响的行业，这是为什么呢？还有，银监会的主要工作是促使银行降低不良资产，还是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在公平和公正前提下的有效的竞争市场？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回忆这二十多年的金融改革，我们往往把政府对市场的尊重和对商业自由的保护寄托在当政者的政治偏好和经济价值观的取向上，而没有从法制上对此加以探讨。

　　王巍：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多元化之后，中国的经济利益多元化是大势所趋。经济利益多元化，必定要形成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一定要有代表。一个整体的利益发展没有形成自己的代表，形成不了一个载体，就是中国金融家的利益集团。

　　银行家利益集团的形成

　　蔡重直：香港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银行公会，每个星期五有一个午餐会，各家银行来磋商一些银行界关心的问题。金管局出台的政策，银行公会如果反对的话，会受到很大的压力。2000年的时候，金管局受到内地的启发，提出香港银行业高级经理人员要报金管局批，这么一个征求意见，遭到了香港银行界的全体反对。媒体还给上纲上线，什么刚一回归，政府就开始脱离自由市场经济等等。大家一反对，金管局就把这个建议收回去了。他们认为，当人们发现政府的政策法令不符合整体的经济效益的时候，任何宪法都有规定人们有合法的反抗权力。我们是不吱声的抵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个道理。

　　凯恩斯有句名言：“把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因素单独提出来，都和利率有一定的关系。”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有逐步放开的迹象，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越管越紧。其实，这个时期是难得的进行利率改革的时期。各方面都市场化了，只有利率不市场化是不行。实际上，有哪家银行没有过高利率呢？最起码是有变相的高利率。在一次饭局上，几位行长和金融公司的老总谈到如何躲避人民银行的利率管制，有位行长说，凡是有关高利率的存款和贷款的报告他都不签字。大家问他，那怎么控制风险？他说，同意的就在报告的左上方捏个角，不同意的就在右上方捏个角。大家笑着说，你都快成慈禧了。当一个管制政策与经济现实发生很大矛盾的时候，不改革会增加很大的社会交易成本。

　　王巍：显然，在目前的体制下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的金融家首先必须是政治家，如同多年以前的中国企业家一样。令人鼓舞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交易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改造成为企业家，至少在中小企业群体中，市场规则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底线。我们对于一大批政治家正在转变为金融家的前景是乐观的，资本市场的规则也应成为或正在成为金融家的生存底线。最近的上海周正毅事件以及正在牵连出来的一些银行家们就突出地表明了，不按市场的规则出牌，可以打几副好局，却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在入世一年后的今天，金融界应当向其他行业学习，形成利益集团来主张权利，要求政府高抬那只“闲不住的手”，停止不当干预。

　　蔡重直：我觉得我们必须对政府的必要管制和必要干预做肯定，否则不全面。现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有失衡和失效的时候，需要政府有限的干预。我还在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H.Coase)的“科斯定律”，还不敢完全苟同在此定律基础上的关于“一切毋须政府参与”的结论。我还是比较赞同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西蒙(H.C.Simons)的观点，政府应该为经济运作建立一套既有干预而又不失经济自由的制度。我们批评的是全面的管制和过多的干预，而不是必要的。

　　蔡重直：原香港中信嘉华银行总裁兼CEO。

　　王巍：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