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银行家面对权力的诱惑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自朱小华、王雪冰事件以来，一些银行家接连出现问题，这使人们不能不考虑：银行家如何面对权力的诱惑？

　　首先，商业银行在国际上属于传统产业甚至夕阳行业，其客户群体的扩展是相对稳健 的，很少会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局面。对于老牌跨国银行而言，少犯错误比多做冒进重要得多。但中国的国有银行则不同，新官一任，需要出成绩，最好的成绩当然不是相对平稳的数据，而是资产的扩张、利润的飙升和坏账的迅速冲销等。加之行政官员任期相对较短，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中国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较之“稳健乃至于保守”的理念相去较远，而和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只有一墙之隔，银行容易出问题就相当自然，回顾王雪冰等事件，都不难看出做好数据、做大规模的急切心态。周正毅案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陡然之间成为产业巨子，其本身是问题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奇迹的可能性，但却依然获得了巨额的银行信贷支撑。

　　其次，有没有阻止银行冲动的市场化约束？有，但残缺不全。例如一笔银行贷款是否应该发放，当然可以用分级的行政授权，也可以将风险贷款集中到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来审批，但这不是规避风险的基本措施。

　　对于一个规模大、赢利能力强、银行信贷记录优秀的企业的一个亿的贷款风险，并不见得比给既不能提供抵押物又缺乏在银行系统连续的信用记录的小企业100万元贷款来得更危险。因此在一个企业提出贷款请求时，银行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企业所处的区域经济和行业的发展势头，类似规模、存续年限和赢利能力的一系列企业的信贷数据，以及这个企业自身的一些特质，然后才能评估合理的信贷额度和可能损失。这需要国有银行内部和彼此之间要有很强的历史数据处理、评估、风险识别和信息共享平台。

　　而现在的一些国有银行，要么对风险的认知和防范不够充分，要么即使有这样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也敌不过上级领导的一席话或一纸签字，要么银行扛不住为企业不断说情的地方政府官员，结果，一笔不该发生的贷款就有可能发生。

　　再者，就是既扮演银行家又扮演政府官员的角色冲突问题。作为国有银行的银行家，需要他具有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对可能的物质收益及损失的激励约束都很在意，并且关注本银行的长期生存发展。作为国有银行的行政官员，又要求他具有刚正廉洁的品行和党性原则，但同时却必须对行政晋升和调降非常敏感。这也许就是谢平先生戏称国有银行的一些官员“要委员不要美元”的缘由。

　　在官本位激励约束的背景下，作为国有银行的银行家往往市场化的激励是不足的，他们的银行家才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有时甚至因为行政升迁还需要主动放弃在原任职单位可以合法取得的股权期权激励。作为国有银行的行政官员则往往行政约束是不足的，他们为了和地方官员、企业家保持融洽的关系，国有银行的庞大资金往往被作为可以换取强化行政地位的“牌”来使用。

　　因此，无论作为银行家还是作为行政官员，少有人能抗拒直接干预银行贷款发放的诱惑。明智的银行家也许会并不直接管理银行内部的信贷业务，而将其置于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去进行，但如若将资金作为未来仕途和交际圈润滑剂的冲动过于强烈，那么违规越位审批的错误就随时会发生。

　　最后，银行就是经营货币并承担风险的单位，一切贷款皆有不确定性风险，不过高低有别而已。在官本位激励约束机制使得一些国有银行领导人的行为难以持续地既取悦于市场，又得宠于仕途时，最终起作用仍然是行政体系，但行政约束并不能抵抗市场风险。没有一个市场化的信贷官员能够保证其所有贷款是不失败的，或者说，无论作为银行家还是作为政府官员，没有人能保证其行为的廉洁是抵御市场风险的有效手段。因此如果不加速银行业的准入和国有银行向彻底的商业银行转轨，行政约束下的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将会越来越向集体负责制，也就是无人负责制倾斜。

　　朱小华、王雪冰等人的落马，不光是银行家的悲剧，也是制度缺陷的悲剧。邓小平曾经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缺乏好的国有银行改革思路，和落到实处的市场化约束手段，那么再有才华者也可能会落入齐人入楚、南橘北枳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