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血腥渗透

　　稍微了解一点企业门道的人知道，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是当今中国企业界的传奇人物。

　　这种传奇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反差。华为所打造的新锐的网络技术，所建立的是透明而现代化的企业总部，所追求的高度竞争的企业文化，但任正非却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管理华为。革命化的团结大动员、唱军歌式的管理模式在华为是一种有趣的特殊现象。

　　有人说华为就是任正非，而任正非就是华为，也许这只说对了一半。而华为的另一半，或者说是任正非的另一半却一直被掩盖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主流价值的诱惑

　　目睹了父母一生大半辈子由于没有通过思想检查而错失发展机会，任正非得出一个经验，“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文革’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个人则是一次人生的洗礼，这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

　　而在当时的中国，主流价值由工人、农民和军人所主导的，这三种身份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而后来任正非进入军方的研究单位则是最佳的选择。

　　一切顺理成章。任正非参军之后表现一直良好，33岁成为军队代表，并参加过全国科学大会，被领导推荐入党。任正非对当时社会主流价值的理性理解，还使得父亲已提交多年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并且恢复职业成为一所中学的校长。

　　军队给予任正非很多，可以说，任正非的性格特征与这段军旅生涯密切相关。在部队里，任正非养成了宠辱不惊的心态。由于当时受父亲“不清白”的身份影响，任正非从未得过嘉奖，“我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在企业中任正非显现了军人雷厉风行的性格，说话直来直去，态度有些显得暴躁和不留情面。据说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对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而下半句却是，“从水平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经历了多次大环境起伏，任正非对危机特别警觉，在管理理念中也略带“血腥”，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因为狼有让自己活下去的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任正非还有些“狡猾”，他不满足于只像狼，而是要求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或许正是这些凶悍的企业文化，使华为成为连跨国巨头都寝食难安的一匹“土狼”。

　　拒绝“红舞鞋”

　　从1987年任正非创办华为至今，没有一家媒体正面地采访过任正非。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电信设备制造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华为，而种种关于任正非和华为的评说大多是分析和猜测的结果，但无可否认，任正非始终是华为沉默的核心推动者。任正非不但不响应外界对他及华为的批评，也不准华为员工出去和别人辩论。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不是上市公司，因此没有必要向公众披露自己不愿说的事情。

　　作为华为的最高领导，任正非讲究“官兵平等”，就连华为的高层领导也不设专车，在公司吃饭和看病要和员工一样排队，付同样的费用。

　　军人风格在对华为的管理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据介绍，创业初期，华为的每个员工的桌子底下都放有一张垫子，就像部队的行军床。除了供午休之外，更多是为员工晚上加班加点工作时睡觉用。这种做法后来被华为人称作“垫子文化”。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一次华为在深圳体育馆召开一个6000人参加的大会，要求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历时4个小时之中，没有响一声呼机或手机。散会后，会场的地上没有留下一片垃圾，干干净净。

　　在华为的《基本法》中，字里行间更渗透着任正非的性格。在《华为公司基本法》开篇，核心价值观第二条就做了如此描述：“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在华为内部，任正非还有一篇叫“企业不能穿上红舞鞋”的演讲。在任正非眼里，红舞鞋虽然很诱人，就像电讯产品之外的利润，但是企业穿上它就脱不了，只能在它的带动下不停地舞蹈，直至死亡。因此任正非以此告诫下属要经受其他领域丰厚利润的诱惑，不要穿红舞鞋，要做老老实实的“庄稼汉”。但目前华为的另一主要对手中兴通讯在“小灵通”及WCDMA方面的斩获，多少有点像是对华为的“固执”的嘲讽。

　　“高层重大决策从贤不从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贤人治理”原则实际上仍可追溯到军队的管理制度上，它告诉华为人的是：大家都同意的决策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而究竟是谁能代表“真理”，则由任正非最后定夺，因为只有“总裁有最后的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