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 】：决策者们可能认为不必马上说出刘金宝离任的真正原因，甚至以为在给出含糊说法之后，让市场具有某种负面想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胡舒立/文
时值5月底，中银香港(2388)总裁刘金宝突然去职一事，在香港市场上闹得沸沸扬扬。
以新任中国银行行长身份接替刘明康担任中银香港董事长的肖钢告诉香港记者，是次人事变动是“平常事情，CEO调来调去很正常”，刘已在港工作六年，调回去是工作需要。
然而，市场对肖的解释并不认可。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应当给刘金宝留出在港公开进行新旧交接的时间，操作上更接近于六年前刘金宝接替其前任羊子林；而此次刘金宝离职仓卒已极，甚至来不及参加行将召开的首次股东大会，显然事出蹊跷，让人觉得更像四年前的朱小华去职光大集团(参见1999年8月5日本栏目文章《光大启示》)。
事实上，在刘去职的同时，市场已经有了“上海首富”周正毅因为从中银获巨额贷款一事被要求协助调查的传言，而刘金宝现任中银香港总裁及前任中银上海分行行长的身份必引致诸多猜测，香港报纸对此之议论沸沸扬扬。刘在此时突然离职，相关问题实应给予更多解释。否则，就为市场留下一个谜团。
决策者们可能主要把刘金宝的离任看成高级金融干部调动(正常与否再另讲)，不必马上说出真正原因。甚至以为在给出含糊说法之后，让市场具有某种负面想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中银香港毕竟是去年7月刚上市的蓝筹股公司，其上市本身曾在冷清的香港资本市场成为一桩盛事，公司也一直被寄予较高期望。而此番刘金宝突然去职，大股东中国银行对于其中的原因定是清楚的，却并不肯按市场的通行准则，公开透明地告知持股21.74%的众多小股东，其实是无视小股东的应有权利。这对于小股东是极大的不公平，表明这一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惟一的上市公司虽然在上市之前曾信誓旦旦，但尚未真正学会将小股东同样视为公司主人的市场规则。国际投资者会将此事看得很重，视为投资风险，进而举一反三地对国企股进行再评估。
刘金宝的个人命运如何，是另一个舆论关注点。但在当前，“刘金宝之谜”出现，则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究竟应该依据何种原则方式，来选用国企上市金融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市场的方式，还是传统的方式？
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整体滞后的情况下，中银香港去年7月的成功上市，曾被看成一项重大的改革突破，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不欣羡之至。今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在不同场合提出近期或中期的上市构想，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犹为积极，已经拿出分拆上市的方案(参见《财经》2003年4月20日号文章《建行、中行上市加速》)。但中银香港的此番人事震动足以表明，在高级管理层选用沿用旧制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纵使债务剥离、重组成功，进入资本市场，仍难以按现代公司的原则独立运行。应当将重组与改制结合起来，坚决地改变上级组织部门选派管理层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按市场原则选用管理者，按市场通行的方式对其进行激励约束。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真正收改革之效，赢得资本市场的长期信任。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在人事任用办法上其实与中银香港无二。但有几个原因，使中银香港这样的金融类上市公司按市场原则选用最高管理层更为迫切：其一，是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因为金融人才相对稀缺，以传统方式选人用人往昔已多有失败，因而更需要以市场原则来进行资源配置；其二，是金融改革的整体滞后性，因为直到今天，国有金融机构还未完成公司化改造，其资产管理体制也未进入“党政分开”与“政资分开”的组织框架。当前既然有关当局有意以上市重组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理应在此过程中同步进行用人制度改革，在CEO等高管任用上采用市场机制。这种做法看似激进，其实完全具备可操作性。资本市场的现实和投资者的压力，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下决心。
刘金宝走后，接任者为原中银香港副总裁和广北。中银香港不久前公布管理层最高年薪550万港元，此数目此次可能会移至和氏名下。不过对中资企业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所谓550万港元，至多只是名义工资。因为和广北与刘金宝一样仍属于体制内的“派出干部”，其激励约束自另有一套体制性办法，但绝不是高薪，也不是市场定的。
如果期待中银香港不再出现“刘金宝之谜”，应当从现在起改变用人办法。面向市场选用人才，550万港元不能再是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