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表神”矫大羽：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

　　收藏手表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曾经红极一时的国产表，如今在旧货市场上已经很不值钱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不妨现在就开始搜购“苏州牌”手表，注意：其中有6块“苏州牌”手表是用来向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报喜”的，那些表的后盖上刻有报喜者的名字。如今，那位报喜者已成为“中华表神”！

　　机缘巧合

　　矫大羽人生的第一个路口出现在1958年他12岁时的某一天，那天他拉开了家里的一个抽屉，那里躺着几只老怀表。他拿起其中的一只把玩，发现它是坏的，已经不会走了。于是，他动手把它拆开，很想修好它。那一瞬间，这些精细的钟表元件，向这个少年散发出奇妙的玩具一般的魅力。

　　12岁的矫大羽从那天开始，鬼使神差地把钟表作为最过瘾的玩具。每当放学经过小街拐角处的修表摊时，他都要留心修表师傅的修理过程。为了讨好修表师傅，他还将家中原来盛放印泥的玻璃缸送过去装汽油。

　　这个12岁的少年抱着“只要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弄好的”信念，开始把家里的那几个“玩具”拆拆装装，用火油和细砂纸把铜锈去掉，用钳子和锤子把变形的零件箍直、敲平，终于那些老古董又发出了“滴答滴答”的声音——它们的复活唤起了矫大羽更加浓厚的兴趣。

　　苏州有举世闻名的园林，是因为那里是中国历朝历代达官显贵云集的去处，其实，在苏州的各个角落里，还留下大量的古董宝贝，其中不乏式样精妙的古董表。矫大羽的同学和朋友们知道他会修表后，把一些老古董经常拿给他修。虽然有修理不好的时候，但大多数老表还是被他修好了。

　　“古董表是我的老师，我从那里学到了几乎所有的钟表知识，”矫大羽对笔者说：“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懂得了古董表，它会带给你一切！”

　　敢做敢为

　　1965年底，矫大羽中学毕业了，他被分配在苏州机械厂做模具学徒工。因为会篆刻，厂里把他派到上海学习金属雕刻技术——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的技术被派上用场：雕刻像章模具。

　　矫大羽可能是“文革”中参与像章模具雕刻最年轻的人，那时这项任务比天还大，他被苏州市邮电局像章办公室请到小洋楼里，用一个月的时间专门雕刻像章。得意之余，他竟然大胆地在一个像章背面留下自己的名字，更奇怪的是，这像章竟然通过了审查，流向了社会！

　　1970年5月，这个23岁的苏州小青年，完全靠自己的手工制作出了一块机械手表！矫大羽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当时苏州市毛泽东像章办公室主任，也是苏州市轻工局第一把手的吕德轩主任。后者亲自把表拿到苏州市石路中南表店去鉴定，在场的老师傅们认定这是纯手工制作的，而且走时十分准确。吕主任大喜过望，很快确定成立苏州市手表筹备处，不久，由苏州手表厂生产的“苏州牌”手表销往大江南北。

　　尽管这个小伙子能干，但在此后的10年间，他也一直是苏州手表厂的开模工兼技术员。

　　移民香港

　　1980年3月，矫大羽随夫人移居香港。开始了孤身闯荡的生涯。当时香港发往内地的商品中，手表仍然是最大宗的货物之一。其中有一个名叫“格林纳”的品牌卖得很火，那是由瑞士机芯和台湾表壳混装的杂牌货，凭借自己在苏州手表厂的经历，他接到了一份合同：将300多万个零部件装配成50万只“格林纳”，每只可挣1.2港元。

　　这是矫大羽来港后的第一个际遇——他们全家足足干了一年半，挣到了自己宝贵的“第一桶金”。

　　矫大羽的第二个香港际遇出现在1983年。这一年，他加入了美国古董钟表收藏家协会。通过玩表，他结识了香港汇丰银行老板沈弼。借中英商谈香港回归时香港地产大滑坡之际，从沈弼手中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一间店铺，要知道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找到立足地，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矫大羽把自己的古董表铺命名为“天仪轩”。

　　“天仪轩”开张不久，一块“百达翡丽”彩绘珐琅地图世界时间手表鬼使神差地出现在矫大羽的面前。那是几个表贩子拿来“考”这个“新人”的，原因是在表盘上的一个字母“E”上有残缺。矫大羽把它接在手中，尽管从未见过此表的资料，但是，根据它制作工艺上的几个特征，他脑子里已经认定，此表定是“百达翡丽”原厂作品无疑，前后不到3分钟，他买下了这块“尤物”。那些人还在嘲笑他买了假表，而以后的事实让他们后悔不迭，也令矫大羽一举出名：那块表很快就被矫大羽用很高的价格出手，而且后来又创下了身价过千万港币的拍卖纪录，如今它已经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手表之一——这就是矫大羽的第三个际遇。

　　2001年10月，笔者第一次访问矫先生时，他曾言道：“并不是我聪明，也不是我能干，几十年来我每天工作都要持续12小时——我是认真呐！”

　　跻身世界

　　1990年4月，矫大羽首次离开香港，以一个古董钟表收藏家的身份前往“钟表王国”瑞士，参观一年一度的世界钟表盛会——巴塞尔国际钟表博览会。当一个玩表30多年的表迷置身于荟萃了当今世界最花哨的钟表作品展览时，他会是一种什么反应呢？矫大羽在展厅里足足泡了10天。这10天的时间，为他的人生之路指明了又一个关键的路口。

　　首先，这个收藏家的野心开始膨胀：他弄懂了TOURBILLON(中文译作“陀飞轮”)在世界钟表发展史中的地位，能否制作“陀飞轮”表，是一个国家，或一间工厂制造钟表水准的一个标志。TOURBILLON是由瑞士人于1795年发明的，由于其精密细巧的程度非常高，200多年来一直是西方人垄断的技术。

　　现在，一个东方人开始惦记着对它发起挑战了！然而，这个东方来的“野心家”在巴塞尔受到的最大震撼还是一本1981年版的“百达翡丽”手表图册。在这本图册中，赫然印着中国900多年前苏颂制作的“水运仪象台”外貌全图。

　　矫大羽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时说：“这是我首次接触到国际钟表界对水运仪象台明确的评价。当时我是欣喜若狂的。我环顾展厅四周，在富丽堂皇、高贵而又典雅的西方钟表产品中，我不能想象作为钟表和计时器分野标志的擒纵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不就等于说是中国人发明了钟表吗？顿时，我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起来！”

　　1991年7月，第一块标有汉字符号的东方“陀飞轮”手表在香港诞生！矫大羽把自己的头号作品命名为“天仪飞轮”NO.1！这个消息立即被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专业钟表杂志当作轰动性新闻报道。

　　1993年12月，矫大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把传统的“陀飞轮”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改良，他的第8号作品，取消了传统陀飞轮里的“旋转框架”和“固定支架”并命名为“神奇陀飞轮”(KIU''S MISTERY TOURBILLON)，还申请到了国际专利。

　　“我做的陀飞轮是目前最轻的一种，”矫大羽对笔者解释道：“世界上只有过三种陀飞轮，如果把它们比喻为房子的话，第一种是瑞士人原创的，有梁有柱；第二种是德国人改良的，是没有梁有柱，第三种就是我做的，没有梁也没有柱。所以，它是最轻的，其水准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

　　另有使命

　　矫大羽目前忙碌的事情，有一个很突出的主题，那是他自己提出的一句口号：“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或者说“钟表是中国古代的五大发明之一。”他把这些口号印成极大的红布，从东京带到北京，从深圳、香港带到日内瓦。总之，他在利用一切机会，为此奔走呼号。

　　中国的钟表人物至今被世界公认的，只有两位：宋朝苏颂和当代的矫大羽，而他们之间相差着900多年。中国的历史书中，还从来没有记录自己民族“匠人”名字的习惯。所以，当矫大羽发现连瑞士人、英国人、日本人都知道是中国人发明了钟表的心脏擒纵器的时候，他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不遗余力地开始在国际、国内大声疾呼。

　　国际上对他的这个口号采取了既不反对，也不认可的态度。

　　这句口号对它的倡导者来说，其实是一种异常执著的信念：“钟表都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们现在做的钟表为什么不行了？过去不行，现在不行，明天也许能行！我们如果精心制作，推出自己的高档品牌，别以为打不响，一定打得响！”这是矫大羽逢人便常说的话。

　　矫大羽坚信，中国人开创钟表史，这个概念迟早会被写进孩子们的教科书里。“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他不无惋惜地说。

　　笔者也曾接触过不少国内的钟表界人物，其中很有些人对矫大羽的提法不以为然，“钟表还是人家瑞士的传统吧，人家发明了那么多东西……”等等类似的观念，依然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起着作用。

　　不过，瑞士人的勇气和包容能力却是很强的——他们的钟表学校已经把矫大羽先生的收藏品专著《TIME IN POCKET》(中文名称《袋表世界》)定为自己的教材之一。

　　人物面对面矫大羽

　　当代世界唯一一位亚洲籍国际著名钟表艺术大师、钟表历史学家、古董钟表收藏家、钟表鉴赏专家。

　　1946年，出生于苏州市。

　　1970年，在自学的基础上，运用独特创造的工艺，用手工方法制成了其生平第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主夹板没有三基孔的手表，正式投身钟表制造行业。

　　1978年，成功研制出无叉式擒纵系统，为亚洲首创。

　　1980年，移居香港，开设了“天仪轩”，并逐渐在古董表收藏、鉴定、修复、贸易等方面取得成功。

　　从1991年开始，矫大羽成功制造出亚洲有史以来五个不同设计的天仪飞轮手表，打破了只有欧洲杰出制表师才能独立制作飞轮表的神话，成为东方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能自行设计和独立制造天仪飞轮手表的中国人，开创了亚洲制造最高级机械手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