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行：自嘲运气好 愿做普通人在沪低调前行

　　与这一段时间不少民营企业家频频亮相媒体相比,名声在外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显得默默无闻。东方希望的新闻主管说,他们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了。刘董事长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低头做事,把业绩进一步地做上去。

　　潜身上海

　　现有总资产40多亿人民币的东方希望集团,是1999年受上海市领导的邀请,从成都把总部迁到上海的。因为当时的上海缺少大型民营企业,同时,由于1995年刘氏兄弟分家后,刘永行的饲料产业版图被划分在长江以北地区,从成都出发到工厂路途相对遥远,而上海在其产业版图上则处于中心位置,来去非常方便。所以差不多是上海的邀请一发出,刘永行就下定了把公司搬到上海的决心。

　　由于东方希望集团的名声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刘永行的东方希望迁沪十分顺利。"因为我们集团的工厂本来就分布于全国各地,所以员工对在全国范围内的调动有心理准备。迁沪也只是总部的搬迁,决定做出以后,总部200多人只有几个人因为家庭问题要求留在成都,其余全部都随公司到了上海。"刘永行说。

　　事实上,刘的迁沪决定与他的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得恰逢其时。自1989年刘氏兄弟把产业从最早的鹌鹑养殖转向饲料生产,到1999年正好完成了他们在全国的工厂布点。1999年,也正是刘永行前期投资饲料工厂的资本大规模回笼的时候,但由于饲料行业的竞争此时开始迅速加大,利润被迅速摊薄。东方希望需要实施多元化发展来满足大量闲置资金的投资要求。刘永行说,东方希望的闲置资金最高时达到过10亿元人民币。

　　而作为金融中心,正在崛起的上海给了刘永行最大的机会。到上海以后,刘永行很快在一个银行家的介绍下,认识了光明乳业的老总王佳芬,从而有了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一笔对外投资,成为光明乳业的股东。“3000多万元的投资每年可以产生20%以上的分红,这样的投资机会是太难得了。”刘永行说。

　　不仅如此,到了上海使得刘永行一直希望在金融界有所涉足的想法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东方希望集团到沪之后,先后在光大集团、民生银行、民生保险等金融领域重拳出手,构建了一个除饲料主业以外的金融投资体系。刘永行认为,金融是国家监管严格的一个高门槛领域,但迟早要对民营资本开放,如果能够在这一领域先站住脚,除这些投资本身产生的利润分红之外,一旦金融开放,民营资本大量涌入时产生的溢价也将是东方希望的重要收益。

　　异地控制

　　由于饲料产品运输比较困难,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一直强调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所以在饲料主业方面,异地控制一直是个大问题。

　　“在迁沪之前,我一直把企业管理置于建厂布点的后面。虽然集团内部也有人不断投诉各个企业的管理问题,但由于产品的高利润,尽快在全国布点,把产品布向地图上的空白点是最重要的。而到了迁沪之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了管理上。”刘永行说在四川的时候,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看着地图去建工厂。“一个工厂的运输范围是200公里,200公里范围划个圈,没有被圈到的空白地区就是下一个工厂的范围。所以到了1999年,我们的集团就有了几十个工厂。每个工厂都是独立法人,所以总部控制起来比较困难。”

　　到了上海以后,东方希望首先在南汇建立了一个预混料厂。“相当于可口可乐的浓缩液厂,”刘永行说,“这是整个集团的利润中心,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利润率。”

　　然后,刘永行在整个集团范围内大规模地实行管理改造。“从诸侯管理到垂直管理,加强总部的控制能力,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也是走得很早的。”

　　刘永行推行的总部控制包括:在人事上,每个独立的工厂法人代表都由总部人员担任,厂长只是单纯的管理者,服从总部的调派；在质量上,总部有质控中心,直接对每个工厂的产品抽样,进而实现质量控制；在财务上,以产品的利润率出发,绕开原料和产品的当地价格变化,控制住了工厂生产过程中的利润总量。

　　以这一整套的管理体制,刘永行驾驶着东方希望这条大船,避开了很多民营企业发展到全国范围以后由于管理混乱和产品薄利同时出现带来的危机旋涡。“早期的民企实际上是‘游击队’,打下一片江山以后在‘排座次、论功劳’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危机。但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上升到了‘正规军’的水平,不会出现这种危机了。”刘永行说。

　　二次创业

　　不过,从1999年以后一直萦绕在刘永行心里的一件事是东方希望的第二主业问题。

　　刘永行一直认为,所谓企业家就是一种让钱生钱的职业。如果不能让钱生钱,产生效益的话,企业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说,虽然东方希望对外投资总的来看相当不错,但就企业发展而言还不够。所以到上海以后,刘永行给自己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到全国各地去寻找投资机会,他想继续做大。

　　2002年1月,他在观察了3年以后终于出手了。在山东聊城,东方希望集团投资8亿元,与当地的一家热电集团一起建立了集发电和炼铝为一体的铝电综合体企业。刘永行说,“对这个企业的两端,东方希望都寄予厚望:发电方面,因为中国有最便宜的煤和人力,所以电价成本较低,以我们严格的管理方式可以把电价降低；在铝冶炼方面,由于市场的需求量在日益增长,而市场终端方面我们也有优势,所以整体上我们是可以取得在这个行业的立足之地的。”

　　对于这个二次创业,刘永行有过很深的思索:“东方希望是不是可以赚更轻松的钱?比如说,曾经有很多券商看中过我们的闲置资金,邀请我们到资本市场去投资。应该说我们的闲置资金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如果要在证券市场上做把庄什么的,资金方面肯定没有问题。就是退一步说,当时券商给我们理财的条件也很优厚,短期内肯定比我们辛辛苦苦做实业的回报要高。但我觉得社会赋予我的职责不在于此,我是个实业家,当实业家的钱都到了资本市场里的时候,资本市场的回报率肯定高不了。因为创业经历让我懂得,这个社会的高回报率永远存在于短缺方面。资本市场当时的资金供应太大了,不短缺。反而是实业的资本短缺。我永远只做投资于短缺的事情。”

　　刘永行的这个经验,来自他早期的“下海”经历: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因为经济困难,有一年过年为了让家人能吃上肉,不得不通过修理电器来赚点外快。不想因为过年的时候电器修理店都不开门,而周围的居民都想修好电器过年,所以他几天之内就赚了一个大数字----200块钱,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穷大学生而言,这着实不是个小数字。从此之后,"只做市场上没人做的事"成了刘永行的生意格言。

　　至少到目前来看,刘永行不涉足股市投资的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目前,很多曾经把资金给证券公司委托理财的企业,现在连本金都收不回来,而我们不存在这个烦恼。”刘永行说。

　　低调生活

　　虽然连年进入《福布斯》杂志推出的中国大陆首富榜,但刘永行的生活却简单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他一直说自己“不抽烟,不跳舞,一定是个二百五”,不过却似乎很惬意于这种生活。在一次接受国外记者的采访时,他说起自己身上的衬衫,“因为我的个子大,总是找不到合适尺寸的衬衫。有一次在超市看到一批大尺寸的棉布衬衫,一下子就买了10件,才花了400块钱。”到上海以后,他尤其高兴的是可以陪太太在城里逛来逛去。“在成都就不行,希望集团在成都有点名气,不少人都认得出我们四兄弟来,因此在外面游玩的时候经常要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很不舒服。到上海我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高兴。”为此,刘永行在上海媒体采访他的时候都戴眼镜,和平时区分开来。

　　作为一个工厂分布于全国的公司决策者,出门是刘永行的常事。正常情况下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出差中度过的,不过他乘飞机几乎只坐经济舱。在成都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秘书没有给他订票,他就自己跑到机场去买机票。售票小姐看了他的身份证,认出了他是希望集团的老板,对他说:“你是希望刘家的老二吧?”刘永行说:“是的。”小姐就怀疑地问:“你要普通舱?”刘永行老老实实地说:“是的。”售票小姐一边出票,一边嘴里嘟囔着说:“普通舱,普通舱,我看也就是普普通通嘛,大概运气好一点吧。”

　　刘永行记住了这句话。以后每当有人问他创业后的感受如何这样的问题,他就把这个故事说给别人听,然后大笑着告诉问话者:“刘永行就是个普通人嘛,大概运气好一点吧。”

　　《上海证券报 资本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