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明善：中国“参政”民营企业家的政治主张

　　我不赞成提“富人政治”

　　主持人：今年1月，你和浙江省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先后当选为省级政协副主席，首开民营企业家“参政”之先河，一石激起千层浪，你们的当选引发了中外媒体的热烈报道，身处事件之中的你感受如何？

　　尹明善：我是诚惶诚恐！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非公经济人士把企业做得很大，参政议政的能力也比我强，而我并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和所谓的“政绩”。我是以非公经济人士的身份当选的，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本人甚感责任重大、压力巨大。

　　主持人：听说你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后曾一度萌生卖掉力帆、专心“从政”的想法，当时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现在想想，产生卖掉力帆的想法是否过于草率？

　　尹明善：我当时的确有过那种想法，干脆将企业卖掉，以利自己集中精力专心“从政”，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但是有关部门不同意，告诉我说，你作为非公经济的代表，不仅要把政务做好，而且还要把企业经营得比以前更好，如果不做企业了，你也就没有“代表”意义了。从那以后，我决心努力把“从政”、“经商”两件事情都做好。

　　主持人：十六大后不少民企老板进入了中国各级立法机构和政协任职。新华社电文里就有这样的表述：“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一批非公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对于中国非公经济人士正逐步进入“权力通道”，民众最大的担心是你们会不会以手中之“权”谋个人之“私”？

　　尹明善：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把大好的事情搞砸了，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怎么办？最好就是先搞制度建设，能不能探索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而又不会以权谋私，但现在这个制度还没有，还需要不断探索，争取早日找到。希望大家监督我，看我是否以权谋私。个人一定要警惕警醒，但单靠自律的警惕远远不够，还要靠严格的制度监督。官员没有监督就会腐败，老板没有监督就会堕落，没有制度监督、约束是很可怕的事情。

　　主持人：非公经济人士进入“权力通道”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维护自身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还是为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鼓与呼？

　　尹明善：有媒体说“中国私营企业终于强大了，他们要有自己的代言人，要发表自己的主张。”这绝对是错误的。我对党怀有很深的感情，当面背地都拼命讲，我们民营企业家决没有和党唱对台戏的意思。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民营企业家必须意识到当前分配不公、收入悬殊的客观存在。我们在广大民众挑剔的目光中生存，骄奢淫逸、为富不仁只能引起社会不满乃至对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得到社会的认同，这样才会赢得好的发展环境。确保非公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障非公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这也是我“上任”后致力的两大任务。

　　主持人：十六大以来非公经济人士参政议政热情高涨，被喻为进入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质疑之声，伴随着非公经济人士大量进入“国家权力圈”，会不会出现事实上的“富人政治”？

　　尹明善：从政治上划分富人、穷人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是社会主义政府。政府永远是全民的政府，它要为每一个阶层谋福利。政府用权力进行调控，以保障社会的公平公允，随着富人的逐渐增多，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是势所必然，因为从前没有富人阶层，我们听到的都是无产者的声音。政府以前听富人的声音听得少，可以让富人进来一些，什么时候感到富人多了就一定要按法律制度进行调控，让穷人的声音能够上达。我不赞成提“富人政治”。只要政府功能健全，只要国家法制健全，什么事实上的“富人政治”就一定不会也不应该出现。请关注“离制造业现象”

　　主持人：你这次带来的提案之一是“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这是包括你在内的众多民营企业家常思常想、密切关注的话题，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是否已经显得相当迫切？

　　尹明善：这些年我看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看到了财富本身的社会性和企业家对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作用，所以我呼吁要发展民营经济。民企还在受不同程度的歧视，我对民营企业运营环境的思考使我的参政议政工作慢慢定下了基调。今年我又写了一个发言稿《请关注“离制造业现象”》(即远离制造业的现象，编者注)。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的生存之本，出口占了90%，可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政府政策、利益分配都让制造业受

　　歧视，我觉得应该为它呼吁。有人说老尹傻，说大家挑好的干，你也挑好的干啊。如果大家都挑好的干，国家还能发展吗？

　　主持人：你怎样看待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你认为在民营企业的运营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尹明善：有人认为政府在企业的经济运行中只要当一个裁判员就可以了。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政府孵化、哺育，例如重庆市政府给每个下岗职工2万元贷款，再给办一个执照、三年免税，这不就是政府对小企业的孵化吗？改革开放20来年，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无论数量、速度、规模，都是世所罕见！那是因为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世所罕见的机会。中国民营企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跟党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分不开。

　　主持人：自十六大确立了按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以来，私产保护问题一直“高热不退”。身为一位民营企业家，你对此有何认识？

　　尹明善：由于长期以来对私产保护不力，有些民营企业家感到对自己的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现在有相当多的资金外逃，有人讲每年有多少外资进入，差不多就有多少资金外逃。究其原因，是资金拥有者感觉得不到合法的保护。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外逃资金大都乔装打扮，穿上外资的外衣又回到中国，因为资金的拥有者认为中国是个发财之地，还因为故土难离、故国难忘，所以说这些资金外逃只不过是为了求个保护。这一去一回要花掉多少交易成本？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我认为此现象是私产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的直接结果。创业、守业如同“革命”与“执政”

　　主持人：很多像你这样的民营企业在行业中取胜靠的是“后发中的先发优势”。在你进入的摩托车行业中，不少国企干了很多年，而你由于机制的灵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但随着企业不断做大，你会受到其他人的冲击，一些后发中的先发优势也在不断减弱甚至丧失。像你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如何确立自己更牢固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

　　尹明善：创业时，我们是在冲锋、在进攻，不然就抢不来市场份额，等我们做大了人家拼命冲我们、抢我们，怎么办？这是一个创业和守业的过程。创业容易守业难，最后还需要守业，关键是创业后怎么守？十六大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即我们已经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我一琢磨，企业创业和守业刚好相当于党的革命与执政。革命党和执政党有什么差别？革命党依靠的是一群对旧制度不满的人，方式越不规范越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执政党一切都要讲规矩，要讲法制，否则就会有人把水搅浑。做企业也一样，我认为民营企业要从创业型改为守业型，一切都要讲规则，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创业期过去了，创业的热情很少了，那你就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企业。

　　(主持人本报记者 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