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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域成
我是怎样“发家”的？
记者：关于您的“发家”，外界说法很多。
吴一坚：其实，做生意也好，搞企业经营也好，起步这个阶段都是循序渐进积累完成的。企业从无到有，财富由少到多，不可能一下就有一桶金。
我现在想不起来当初自己怎样完整地赚到了第一笔钱。1983年我从部队退伍，开始做生意是1984年，1985年才正式知道什么是经营，屈指算来，已有18年了。
刚开始在广东、上海、海南一带搞家电、服装的经营，是个体户，那时只有一个很朴素的观点：做点生意赚点钱，过点好日子。
记者：然后呢？
吴一坚：1986年、1987年在海南，那时家电市场非常火爆。有了前几年的积累，经营开始有了规模。
记者：从小到大应该有几个阶段吧？
吴一坚：这个，现在记不清楚了。把一个小企业做大，这中间的反反复复、起起落落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轨迹，带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你要我做一个划分的话，应该是从财富的尺度来讲——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1年。在这之前，经营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差异性，因为是看到市场上缺什么，就到市场去调或采购这个东西。1987年以后，我主要是经营家用电器的生产、制造，这个阶段把经营相对地固定在某一个行业，而且做到一定规模。这个阶段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初级阶段游击性经营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7年，开始懂得并尝试资本运作了，企业走向成熟。管理层从一个人、几个人，发展到企业有了一个相对健全的班子。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以后到现在，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企业在这个时候有了巨大的飞跃：产业结构也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从相对简单的产业向科技含量较高的方向走，企业的规模、人数、产值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与此同时，企业走向诚信、规范经营，金花股份作为一家公众公司进入了资本市场。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企业不仅走向了正规化，而且按照行业标准进行审核，企业文化的充实完善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成就一个大企业，必须要凝聚很多有能力的人，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记者：您觉得您的每个阶段彼此有哪些不同？
吴一坚：这得看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1984年到1991年这个阶段，对市场没有什么认识，还没有想去做一个企业、企业家，那时相对的简单化、现实化。我不管什么情况，能做做一点，我也不管是哪个行业，有机会就去做一点。
那时，我非常现实，创业条件也非常简陋。应该说，第一个阶段给人的感觉是既非常盲目、又充满活力。虽然艰辛，但利润空间很大，也非常灵活。
到了第二个阶段，不同之处在于人相对地成熟了。一是缘于对市场的认识。同时接触到很多有知识、有财富、有经营阅历的一些老板以及政府官员，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萌发了，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有了成就一番事业的决心。
当然，在第二个阶段，我学会了思考，于是也感到了思考的压力，要做什么事，怎样才能做成，社会需要什么，要做多长时间等等。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成就一个人，是要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容才能做到的，还要有一个社会群体和社会环境的支持。
我也发现自身存在的缺陷和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事物本身欠缺分析能力。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事业，他的背后需要多么大的支持。我对这种支持力量的认识是相对模糊的，有时决策还很冲动。另外是在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带有简单和不全面性。
第三个阶段，就跟目前一样，我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共同推动的事业；另一方面，成就一个大企业，必须要凝聚很多有能力的人，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良好的政治制度是保证是基础，这才知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不容易。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五大”以后，能够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么多人都要富强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于是做事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觉得很多财富应贡献给社会，而不是个人，我们创造的财富应该回馈到社会中去。
我现在的财富不是个人的，一旦脱离了“为人民”这个准则，那么财富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从我们来讲，要想报效国家，惟一的途径就是把企业办好，办一个能赚钱和能解决更多就业的大企业，才可能给股东和社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一个篱笆三个桩
记者：比较明显的标志或代表是什么？
吴一坚：从我本人来讲，这个不同点体现在：人的法制观念、社会责任，以及对整个事业的使命感，逐步加强。
记者：在每个阶段都遇到哪些困难和压力？
吴一坚：没有太具体的压力。在第一个阶段，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有什么压力。说句难听话，那个时候经商，那么大的世界还能没有我们生存的地方？
在第二个阶段，说句心里话，企业做到这么大，我觉得自己在专业上、知识上、社会阅历上特别的匮乏，因此有一种非常想把自己包得很紧的感觉。要做那么多事，带那么多人，从内心感觉自己总是那么小，那么年轻，怕被别人看不起，怕因为决策失误，带来损失以后脸面无光。或者说，自己遇到困难时，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怎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觉得非常尴尬、被动，这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到了第三个阶段，我觉得非常轻松。这是因为：一是经营规范了；二呢，认识到“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自己是“桩”，也是“篱笆”，失之淡然，得之亦淡然，没有负担。
这种失落，使我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和周围伙伴发生不一致了，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的伙伴、合作者不再和你同舟共济了？
记者：您有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
吴一坚：哎呀，这个太多了。倒不是因为失败而刻骨铭心。我觉得，在整个经营和决策过程中，有时候对我刺激最强烈的倒不是失败，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与合作者共同的合作中，因为价值取向不一致，或认识不一样而分手。这种时候，对我的刺激很深，非常强烈。
记者：大概有几次？
吴一坚：有好几次。不过，经过几次以后，我们更注意机制的调整。现在，我既不管财务，也不管人事，反倒使企业运行非常健康。
记者：当时您的心理和感情状态是怎样的？
吴一坚：心理上有很大的失落感。这种失落，使我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和周围伙伴发生不一致了，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的伙伴、合作者不再和你同舟共济了？
记者：那一阶段，您是怎样挺过来的？
吴一坚：靠调整。首先，认识一下我自己做的事对不对；二呢再检查他人，在这些问题上和处理的过程上做得对不对？如果都对，那么这是一种现象，可能原因不在我这。如果有不对的地方，那么要么调整人，或者调整事。
记者：挺过来后，感触有如何？
吴一坚：更健康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我们不仅仅能紧密合作，而且是近距离合作。到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在一起工作，或没有在一起，但大家都能有效地工作，视野更广阔了。
很多人说金花企业集团是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
记者：您重新再经历一次，以您现在的经验又会怎么做？
吴一坚：现在有很多猎头公司、很多企业看中我们企业的人，希望从我这儿挖一些人去。有许多伙伴们或者高级经理有时说：是不是待遇有问题？你看，我们的员工都被人挖去作经理了！
我说，很简单，可以这样想：比如我们的财务人员，如果都被银行挖去作行长了，银行对我们不是更了解了？或者到其他企业去当干部、当领导、当管理者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合作领域就会更广泛。他，可能在我们企业是一个部门经理，职权有限，但他到另一个企业，作为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更广阔，有这样的合作岂不是更密切、更深层次？而且合作的成功机会更多。
现在离开我们金花企业集团的部门经理、员工，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在西安当老总的有6个、部门经理的有十多个、高级经理人员也三、四十个。很多人说金花企业集团是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其实，许多离开金花的人更想念金花，而且更为金花着想。这些人把金花的优良品质带走，而且传播下去，其在金花受到的锻炼、经验，在另一个企业得到更多发挥，传播给更有效的群体，这无形中给金花带来了很大的无形资产。
可以说，这些人也是金花的财富，因为虽然他已经不在金花企业内部，却为企业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在节假日和离开金花员工的生日，人事部门、办公室都会寄去问候。这些离开金花的员工，他们在商业机会上也首选金花作为合作伙伴。我经常听到有人自豪地说：“我是从金花出来的！”
现在在金花的省、市劳动模范、岗位能手、青年企业家有近百人，而且每年都有一批被评选出来。对此，我觉得心情很愉快。造就优秀人才，这也是我们金花值得骄傲的一笔财富。
有了事情去找钱，而不是拿着钱去找事情
记者：每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些很传奇、很机缘巧合的故事？
吴一坚：的确有很多。有人认为是传奇，而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神秘。
人生的机会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机会很多，但对机会的把握和认识是很重要的。很多条件的有机结合，就是一种机会。机会没有明显的标志，能够把握很多机会，并使其产生作用、产生效益，这就是机会的价值。我可能比较注意这方面。因此，往往不太可能的事情，我却做成了；往往在不利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有利的因素。别人看上去很神秘，其实很自然。
记者：比如说？
吴一坚：比如说，我过去搞电视机厂，想建厂，首先就得买地。其实，不一定，我可以去找有土地的合作。当时是，对方出土地，我们建厂，确定双方的合作关系，约定20年后连厂带设备归对方，20年以内利润分成，我们多一些，对方少一些。
有了这种条件和基础，我就开始想第二个问题：建厂也需要有钱，建什么厂要找好市场。比如：建电视机厂，八十年代电视机卖得特别火爆，搞这样的产品，市场一定有很多人想买。确定了这样一个思路后，我去找经销商告诉他：我们打算在多长时间内推出这样一个产品，如果认可这种合作，请提前付给我预付款，给你一个优惠价格，使你有利润空间。因此，经销商非常喜欢。这样就有了预付款。此外，还要有过硬的技术。
有了土地、有了钱，又有了这样的人才，电视机厂建成后，产品如期交付给经销商，这项工作就完成了。
在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中，许多是求人的事情，却一定要变成是被人求的事情，这样成本就很低。
第二，我想讲的是：有了事情去找钱，而不是拿着钱去找事情，经营方式上要有正确的思路。
对我们来讲，很典型的就是世纪金花购物中心。世纪金花开业那一年(1998年)，被人们议论为中国商界的“倒闭年”，当时市场很疲弱。我们则分析，这是一种市场急需要转型的情况。很简单，一个东西卖不出去，你越是打折卖、促销卖，东西越不值钱，别人越不想买。为什么你不想什么好卖卖是什么呢？我们入市也是如此。
及时入市，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效益，更给整个区域经济带来一次强大的冲击，世纪金花带给西安百货业的贡献不亚于一场城市商业革命。
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还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高远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责任感，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记者：在您事业的发展中，您认为您成功的个人核心素质是什么？
吴一坚：在某些人看来，我可能是成功的，但我自己并没有这样认为。因为，现在竞争平台不一样了，特别是入世以后，地球更小了，我自己更觉得尚未成功。成功只能是相对地讲。
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还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高远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责任感，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记者：那您认为：您成功的个人核心素质是领导才能、冒险与胆识、预见性的眼光、思考、执著，还是什么其他的因素？为什么您觉得这些是成功的核心素质？
吴一坚：思考更重要，把计划变成策划，把策划变成方案，直到部门分配，然后通过有效的布置、检查，但对于突击性的工作就要执著。这关键是看哪个方面，不是一成不变的。
记者：米卢讲“态度决定一切”，您怎么看？
吴一坚：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不够彻底，态度可能是一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基础，而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对任何事情，态度决定“干与不干”、为什么干这件事、你想干什么，你正干什么事情。但人家不想干，你的态度就没有用了。
记者：您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富有，您觉得快乐吗？
吴一坚：你这个问题很片面。富有不一定和快乐划等号，富有不一定快乐。我现在的快乐不一定因为富有，可能我快乐但不是因为我富有。我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
做事情如果没有理智，肯定出不了彩
记者：您觉得您是否做过很冒险的事情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那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您是如何处理的？结果如何？
吴一坚：这个很难界定，关键看哪个方面。我需要理智，当时不处理可能是最好的处理。许多东西需要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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