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的安全谁来保障？ 富人也是弱势群体

　　观察记者：徐友龙

　　1月22日，一则关于富人的消息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山西富豪，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于办公室，凶手当场自杀。

　　对于杀人动机，直到截稿，记者从闻喜县公安局刑侦队长马海龙处获得的最后结论仍 然是之前的普遍说法：凶手冯引亮因欲把地高价强卖给海鑫集团不遂而杀人。

　　2月12日，在北京经营市场、身价数千万的温州乐清富豪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人刺杀，身中14刀。此案目前还在警方的侦查之中……

　　2002岁末和2003年初之交，企业家或富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不法侵害的事件时有耳闻，针对富人阶层的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被中国公安部公认为治安最佳的杭州城，1月份当地的两个刑事案件同样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收到一封敲诈信，信里还夹了子弹。”1月9日晚，杭州高新区浦沿镇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章先生走进当地公安局，手里拿着一封信。上面写着：“当年，你让我进去，现在我回来了，明天(1月6日)上午9点补偿我40万元，你我就谁也不欠谁。不要报警，我这子弹可不是买的，要不，就要你全家的命。”5天后案子告破。

　　1月13日，杭州某建材市场的老板娘章某和小姐妹张某，被一对刑满释放人员以做生意需要面谈为名骗出。嫌犯逼迫章某交出银行的借记卡以及身份证和密码，取得23600元钱后又将她们杀害。很快，警方于1月22日将两嫌犯抓捕归案。

　　在民营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刑事案件侦破率连续5年列全国一、二名的浙江省，2001年以来，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放置爆炸装置、寄信(有的信中附有子弹、毒物等物品)、打电话、发手机短信等方式要挟，对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大肆进行敲诈犯罪。在公安厅内部的一次通报上，被形容为“呈泛滥之势”。

　　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赵加俊接受采访时指出：当前，“侵财”案占了刑事案件的近90%，针对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正逐渐加大。

　　而且犯罪分子的心理也越来越复杂，有些称是从影视及其它媒体传播中学来的“致富捷径”；有些绑匪还没拿到赎金就已经撕票；甚至有人还辩称自己是“劫富济贫”……

　　财富英雄：强者还是弱者？

　　任何一个生命个体的消逝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新生的富人阶层中的是李海仓、周祖豹等人的死即便只是偶然，但当富人因为拥有大量财富的特殊性而招致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时，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富人的生存状态。

　　我国从孔子时代开始积淀“不患贫而患不均”，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人们仍是“以穷为光荣”。而到今天，如果说民众骨子里“患不均”方面的思想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挑战，才可以在心理上接受富人越来越富的情况的话，则另一方面已经显而易见：没有人再以贫穷为光荣，取之有道时，君子都爱财，君子也当爱财。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吹响中国人勇敢、光荣创富的号角。到今天，财富、技术、文化知识等一切可以“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已经不可能再精确统计出中国有多少富人，而实际上对“到底有几百万财产，或者上了千万的先富者才能跻身富人阶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也没有标准。从可信度或许并不高，但声称“通过公共渠道获得”、并在中国产生爆炸性影响的《福布斯》排行榜来看，第一百位中国大陆富豪的身价已经是0.84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对中国富人致富的原因进行过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普通民众所希望和认可的致富原因首先是依靠“文化资本”，即通过文化知识、技术水平等智力因素赢得财富；其次是“经济资本”，即通过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原始积累；而人们不能认可和痛恨的则是运用“权力资本”，即通过不正当的灰色交易而挤身富人阶层的致富方式。

　　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产生的第一批富豪中，主要依赖“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抓住了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机遇而掘到第一桶金，进而迅速膨胀，其中不排除“权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过作用。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杨建华接受了观察记者专访时指出：“我国的首批富人主要不是依靠‘文化资本’，也较少发挥‘经济资本’，这种致富形式在民众中的认可度并不高。”

　　“但富人阶层的快速崛起，是社会分层加速，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无疑，他们是值得尊重的。富人阶层是精英，是财富的英雄。他们不仅是财富的拥有者，也是重要的创造者，起码其税款和为社会安置的劳动力，是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并且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按常理来说，对国家各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群体应是“强者”，然而，就其更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并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作“靶子”来看，富人阶层显然又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

　　无怪乎杨建华所说，当前，富人阶层应该与无业、失业等弱势群体并提，成为社会学所关注的两大重要社会群体。

　　要问富人的安全谁来保障，一个必须清晰的是，普通社会人的安全该有谁来保障？回答是，首先社会要让人人都有安全得到保障的生存环境，其次，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如警察能给予保护，再次是公民自身的自我保护。

　　警察：能给富人特殊保护吗？

　　富豪是否可以向国家特殊部门申请枪支？企业家可以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如警方的特殊保护吗？

　　“在法律和办案程序上，作为警方的保护对象，无任是富豪或者民工都不可能有任何的例外。”浙江省公安厅有关人士这样告诉记者，“当然，从富人更可能会受到不法分子侵害的角度出发，公安部门在内部的工作安排上有所偏重则属于正常的工作侧重点。”

　　这位人士提醒说：“富人阶层自身能低调支配财富，并保证合法经营是其保护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人们可以自由拥有或者申请枪支，富人当然可以通过购枪和雇人武装自己。而在中国，除特殊部门，任何个人不得拥有枪支，否则将获“私藏枪支”罪。浙江省公安厅经警保安管理科长孙志方告知：根据目前公安部的相关规定，我国内地的“保安服务公司”也只面向企业等集体，不允许为个人提供服务，即不能成为租用方老板的私人保镖。

　　显然，警方的保护大多是滞后的，即极端事件发生之后，从长期来说，富人要想得到安全保障，基本上只能靠自身的力量，加强自我防范。在俄罗斯，有人说“没有保镖不算富人”，而悄然中涌现出的中国富人阶层，同样较多聘请所谓的“保镖”或特别助理，负责自己的安全。

　　薛女士是上海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目前正忙着结束生意场上的事务，准备移居海外。作为富人阶层的一员，她是如何保护自己安全的呢？记者与她进行了以下对话：

　　观察记者：薛小姐，你通常自己开车吗？有否雇用“保镖”？

　　薛：在国外，通常自己开车；不过我在内地有专职的司机。我有一个高薪聘请的私人女助理也就是贴身保镖，她曾经获得过全国武术某项冠军，24小时为我服务。

　　观察记者：你的保镖曾经为你出手过吗？

　　薛：三年多时间里，她只出手过两次。有一次是在纽约街头逛商店，一个黑人从后面窜出来想抢走我的手袋，还没抢到手，就被她三两下就地制服了。

　　还有一次是一个误会：去年在启德机场下飞机后，和一个小学同学碰上了，当时我们都带着墨镜，一下子没认出来，同学就一直跟在旁边打量我，当老同学靠近我想打招呼时，保镖误以为他有图谋不轨的迹象，上前一把将他摁倒在地。在同学中成为笑谈。

　　观察记者：你的住所有特别的安全装置吗？

　　薛：有一些，是私人助理帮我装的。比如密码锁的门窗，还有房间周围的红外线报警器，我生意场上的大部分朋友都有安装。还有我自己家里养着两只德国“黑背”狗。

　　邬向东(化名)是一位掌握国家重要知识产权的民营企业家，曾遭到绑架，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山区中度过他认为是“最刻骨铭心”的7天7夜后，被警方在地狱门解救出来。

　　如今，走进邬开办的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大门，宛然置身于戒备森严的军事区域，随处可见身着迷彩服的保安身影。他告诉记者：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无任是企业保密还是个人安全的需要，都应该一支强悍的保安力量。这位军官出身的企业家，身边物色了10多个武警部队转业、身怀绝技的保安，其中两三个专门陪伴他的左右。邬向东坦言：“一想起那次被绑架，晚上还会做恶梦。”

　　然而，仅仅依靠富人自己聘请保镖就能解决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吗？

　　中国的富人阶层之所以是特殊的“弱势群体”，杨建华研究员的解释是：“因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对富人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

　　他指出：“富人阶层安全状态的不容乐观，以及社会普遍表现出的‘仇富’心态，也呈现出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打造一个和谐、均衡的生存环境以适于富人阶层的安全。”

　　治安问题及背后的社会问题？

　　观察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的情况看，在当前，富有者遇刺杀的事件越来越多，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您认为这是治安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杨建华：富人遭遇不测首先是治安问题，带有偶然性，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较一般人复杂，由于各种原因受侵害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于拥有大量财富的特殊性，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当作获得财物的靶子。

　　他们安全威胁还不能被夸大为必然，但我觉得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启示性因素应该值得重视，那就是社会关系紧张使然，所以也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作为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国际警戒线，贫富的差距不容乐观。同时，在社会的上下层流动方面，我国在文化教育、户籍、城乡、性别、年龄等方面还存在人为的限制，这在客观上造成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加深。

　　社会对边缘人员，尤其是无业或失业者的关心和保障的不够，也有可能导致他们对社会进行报复，对富人阶层形成以金钱为目的安全威胁。

　　观察记者：李海仓作为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显然是被官方所认可的人物。但舆论对他的被杀给予同情的太少。枪杀案发生后，在一些网站关于该案的跟贴中，“李海仓肯定也不是好东西！”“富人死了活该。”等说法比比皆是。排名《福布斯》大陆首富第6位的刘永好感慨：“很多人不认识他，但对他的评价蛮负面。”民众对于富人的仇视偏见还是存在的？

　　杨建华：“仇富”心理的存在。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主要在后者。

　　历史上，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沉淀有“劫富济贫”等对财富忌恨的心态，是不健康、反文明的思想，将为市场经济社会所淘汰。

　　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造成人们对富人有偏见的根源可能还是人们对富人“财富品质”的怀疑，我已经说过：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产生的第一批富豪中，致富形式在民众中的认可度并不高。实际上人们应该端正：不必考察他们过去在市场经济转型期，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各种手段，而主要看在现在和未来，富人阶层能否给国家作出贡献。

　　同时，这批富人的文化素质相对不高，一部分人在致富后，摆出一副“暴发户”的不得体形象。如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某地酒店轰动地要推出38万一桌的“极品人乳全宴”，这种奢侈只怕富豪才挥霍的起，为人们所痛恨。所以，富人自身也需要提升文化素质，树立良好形象。

　　观察记者：正如您所说，富人阶层是财富的英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希望他们为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富人阶层的安全如何保障呢？

　　杨建华：社会不可能动用公共力量来保护富人的安全，但可以通过各种机制的实行，减轻或消除社会紧张，打造一个和谐、均衡的社会关系。这样将从根本上减少富人阶层受威胁的可能性。

　　首先是制定法律、法规，切实保护私人财产，让它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目前，我国的《物权法》正在抓紧制定中，这是“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前提。

　　其次，要完善按劳分配、按文化分配、按技术分配、按财富分配等多种分配机制，壮大富人阶层、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打造更广范围的小康群体。同时，通过国家力量做好全社会的“二次分配”工作，保障民工阶层、无业和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权益，扩大社会保障面，消除社会紧张。

　　比如，减轻对社会流动的严格限制，消除或减少对户籍、城乡、文化、生理、年龄上的限定。同时，鼓励所有人发挥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合理、合法地致富。

　　再如：像美国教科书里的话：死亡和纳税，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情。比尔·盖茨给国家创了多少税收，还解决多少员工就业不说，据统计，他还得每年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资金已超过两百亿美元，占盖茨总资产的一半。

　　税收是国家的命脉，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一个杠杆。我们也完全可以引鉴国外通过税收的杠杆作用，把富人向社会捐助金额的多少作为国家税务机关缴税的一个依据，如果富人不划出一定的捐款给社会，对他的税率就会比较高，这样富人就会自觉地拿出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用作对弱势群体捐助，实现二次分配后社会的相对均衡。

　　社会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针对富人的犯罪行为，却能为富人的安全生存创造和谐的环境，是一种环境上对富人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