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猛人

　　⊙撰文/司马春秋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年，成都市新津县曾出过两位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一个身份是国营工厂的厂长，一个是靠鹌鹑养殖致富的个体户，当然，当时这两个人曾经都是轰动性人物，远近知名的。将近20年过去了，不知还有没有人还记得他们――林左鸣和刘永好，巧合的是，现在他们又同时出现在本期的《新青年☆财富》杂志的“企业猛人”全辑里。当本 刊从那么多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中筛选出最重要的“中国最强势45位企业家”后发现了这段往事时，不禁对发生在近20年前的新津的这件往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找遍所有可以查找的资料，却不能发现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进一步线索。是啊，在那样的时代，又是在那样一个小地方，两个那样年轻的“厂长”，又没有现在这样丰富的传媒资源。

　　刘永好和林左鸣在十多年的企业生涯里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个一直隐身国有大型企业，而且是大型军工企业，兢兢业业地由厂长变成“职业经理人”，当然尾追着他的还有一个不断前进中的“级别”，这其实是外人对他最为羡慕的地方，那程度大大超过人们对他个人在经营企业中的作为和能力的关注，很多人说林左鸣是一鸣惊人或平步青云。刘永好是个幸运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他的幸运不但是因为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选择了一个可以飞黄腾达的行业，还因为他能出生在一个拥有几个抱负远大的兄弟的家庭，这个青少年时代甚至都没穿过鞋的人人们说起他也只不过是他现在有多少钱，人们只会对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这一点最感兴趣的。

　　王军和荣智健，都来自背景深厚的家族，虽然他们长期被关注，但作为企业领袖的作为其实与他们出身的家族并没有最直接的关联，王军进入中信集团时已是人到中年的38岁，而荣智健去香港创业时是36岁，加盟中信已经是44岁，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人能够像现在的青年人一样有所谓“创业”的条件，至于他们是如何从政治化的教育环境中得到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人的启示的，而且能力上又表现得那么卓越――这两位猛人去年都已过了所谓的“花甲之年”，事业和激情却如日中天――我们一定要从新的角度来关心这两位大人物。

　　鲁冠球1969年就开始创业，何享健的创业年代则更早至1968年，那既是一种超前意识，也是生活所迫，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这两位企业家，我觉得研究他们的现在比从前更重要，是什么力量引导他们能够将自己的事业一直发展到现在，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不断学习并适应了更新的生存环境，让“6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

　　华为、联想和力帆没有过国有企业的背景，任正非、柳传志和尹明善的成功来历中却都无法抹去中国十多年来成长中的政府意志的色彩，他们甚至比政治家更能准确地把握政治，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际的，他们是更早的和国际同业真刀真枪较量后获利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对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的超前敏感来自于切身的体验，也来自那些特殊的成长范围。

　　非常人物的背后都有非常手段，非常手段的背后又都会有非常内幕，我敢肯定这群由非常时代造就的“中国企业猛人”不管他们是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作为和他们用作为制定下的标准，都是不可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