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理为何“钦点”史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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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1年1月，朱总理“钦点”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此为首名港人获任副部级官员

　　本报记者郑小伶香港报道

　　劳拉不是“铁娘子”

　　“你和史美伦可以算是至友吗？”

　　“当然可以。”

　　在香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任行政总裁及创始人的徐耀华一脸笑容地对记者说。谈起旧日的同事和至友史美伦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他说香港证券业的同仁都习惯称史美伦的英文名“劳拉”(史美伦英文名叫lauraChe)，既随和又方便。

　　徐耀华与史美伦在香港证监会同事的时间是在1991年至1993年之间，当时徐耀华在证监会财务、人事和中介团体及投资产品部(IntermediariesandInvestmentProducts)等多个部门任主管，而史美伦是在1991年1月加入证监会的，初期担任负责收购及合并活动的企业融资部(CorporateFinance)的助理总监一职。

　　从史美伦的从业简历看，在加入证监会之前，史美伦在美国旧金山Pillsbury、MadisonandSutro和香港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作为执业律师，年薪相当不俗。香港证监会何以说动史美伦加盟的，据说当时企业融资部的执行董事是外籍人士白嘉道(ErmannoPascutto)，即将合约期满，证监会有关人士向史美伦暗示，她极有可能接任此位。后不到两年时间，史美伦便坐上了这个部门高级总监的职位，1994年获任为执行董事。

　　徐耀华在1994年离开证监会转到香港联交所工作，后直升为联交所行政总裁及上市委员会委员；而史美伦在1998年1月1日出任两年前香港证监会副主席。

　　徐耀华不太认同媒体对史美伦“铁娘子”的称呼，他认为劳拉并不是一个剑拔驽张的人，一向低调，在她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前，她在香港媒体很少曝光。“因为香港证监会没有‘个性化’的事情，劳拉的风格一向专业、清晰，对证监会的宗旨(purpose)很尊敬。给市场一个很好的信心。”

　　史美伦在企业融资部做的改革动作有很多。史美伦1997年在证监会董事会做的一份《上市规则检讨与更新》的报告中介绍，1992年之前，联交所和证监会共同承担上市申请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司工作；1991年11月，证监会与联交所签订《谅解备忘录》，把对上市规则的监管的直接责任移交给了联交所。

　　“联交所成了香港上市公司的前线监管机构。”这种模式，后被史美伦带入中国证监会与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的组织分工架构。

　　史美伦在港任期内重组“上市委员会”也是获得好评的一件事。“上市委员会成为对上市科的一种制衡机制”，纳入来自如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基金经理、律师、会计师及股票经纪等各类市场参与者的代表，确保上市科所做出决定的公正专业。

　　真正让史美伦脱颖而出的是著名的“怡和事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老牌洋行怡和集团旗下有五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地位举足轻重，怡和要求豁免遵守香港的《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并威协如果不获此优待，将撤离香港。1993年，时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高级总监的史美伦“认为这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明确表态不予怡和特殊地位。后怡和旗下公司撤离香港，改到新加坡上市。

　　后有市场人士透过媒体为此对史美伦施以压力，史淡然处之，“下次还会一样处理”。

　　H股引出“钦点”故事史美伦转道北上任职，无疑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突发性的转折。

　　其实，翻看一下史美伦1998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境外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级培训班”闭幕式的一次讲稿，就可以预见，史美伦在2000年1月初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副部级)是早有伏笔。在此之前，香港联交所上市科执行总监霍广文在香港公开对新一轮国企业绩报告的资料披露表示满意，认为“并不逊于香港公司”。但史美伦面对这些香港红筹公司的高管层则提出更为严厉的批评：“在去年(1997年)七八月份，香港股市红筹股急涨，香港及一些国际媒体便大肆报道红筹高层管理人员因持有购股权证而变成了‘亿万富翁’，有评论说这是‘侵吞国有资产、涉嫌贪污’等等，一时成为市场注意的重点，非常有损红筹公司的形象。这一类新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考虑。”史美伦敢于直言的风格第一次被内地市场人士尝试接受。

　　史美伦之所以无畏于“伸手过界”，是因为她对推动H股来港上市和监管“做出了实在的贡献。”

　　1993年6月19日，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共同签署《监管合作备忘录》，这份被称为“五方监管”方案的推出，“开启了H股来香港挂牌上市之门”。具体合作领域包括公司信息发放、停牌、收购合并、中介机构监管以及证券术语标准化等。

　　当年为筹备H股来港上市，面临着内地与香港两地的法律不同、公司来香港上市要遵守香港的法律之外还要遵守内地的法律的问题。为此，香港证监会在上市条例方面，特别为H股上市增加了一些规定。从1993年7月，第一间H股公司青岛啤酒到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至今，已有超过50家H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其中为“中国石化”、“上海实化”和“中石油”等超大型企业香港筹资提供有利监管。

　　据徐耀华介绍，当时“五方监管会议”规定了有关各方每季会晤一次，这种两地高层的直接对话，为内地引进香港监管“专才”打下了很好的印象分。

　　1998年底，刚卸任的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受朱总理之命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2001年1月，朱总理“钦点”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为首名港人获委任为副部级官员；后有香港证监会前副主席吴伟骢出任上海证交所理事、中国证监会受薪顾问；前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徐耀华亦至深圳证交所出任咨询顾问及理事。

　　徐耀华说，两地监管高层的“流动”将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证监会有干部“借调”到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工作三个月；从1998年开始，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将“顾问”、“副主席”等职位引入香港高层专才，“这种做法一直为国际市场认可，香港证监会董事中就有加拿大籍、英国籍人士。”

　　到了第三个阶段，两地高层流动将走向“双向”。从1990年即开始的“内地证券监管赴港培训计划”一直延续至今。每年有二个小组接受培训，通常授课时间为6个星期，每期出面做报告的都是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的高层，其中史美伦签名的毕业证书为一道风景。

　　对于史美伦的去留问题，徐耀华说“不做任何猜测”，但他肯定地说，“很多香港人希望她回来”，因为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劳拉能起到很多正面作用。”

　　徐耀华说了一点个人看法：如果香港和英国一样，有一个由“银行、保险、证监”三方统一的单一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处(FSA)，史美伦来坐这个位置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