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松岳解密浙江经济活力的源头

　　今天，我们《中国实录》报道组来到了浙江。来之前，一个同事从法国回来，送给组里每个同事一个打火机，说是特地从法国埃菲尔铁塔下买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浙江温州生产的。而且全世界90%打火机都是从这儿生产的。说起来，我们每个人家里多少都有些浙江的产品，像钮扣、电源插座、服装等等。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商品成了浙江经济的主力军。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当省长肯定有些不同。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浙江省省长柴松岳的切身体会。

　　沈冰：我们都很奇怪，像浙江这么一个经济大省，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一样搞一些航空母舰，搞一些大企业大工业，为什么就对这些小商品情有独钟?

　　原浙江省省长柴松岳：我觉得浙江的传统文化，浙江的资源小省，还一个浙江在建国以后，国家就没有大的投入。

　　沈冰：所以您的意思是好像有一点被逼出来的感觉。

　　柴松岳：对了，所以你听我说，浙江人文化素质比较高，经商意识比较强。那么再加上本身他投资成本又比较低，那么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敲敲打打的用家庭作坊式的，就这么开发一个商品，又抓住了当时我们国家短缺经济的现实。

　　沈冰：而且像浙江的话它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像绍兴那边有花旗布是吧，然后永康那边是小五经。

　　柴松岳：对。

　　沈冰：非常非常出名，那么我们记者在来之前，也是到永康那边好好看了一下，然后了解了一下它现在的一些情况。

　　陆永江是个地道的永康人，他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不小心就做了老板，开了公司。最早以保温杯起家，1999年他去美国参加世界五金博览会，一件东西触发了他的灵感。

　　陆永江：当时有个小孩子，推着辆滑板车在骑在玩。我一看，这产品非常好玩，然后我就跟这小孩子说能不能让我玩一下？玩的很过瘾，当时我就决定要做。

　　花了190美金，陆永江把这个滑板车背回了浙江永康，他把滑板车的84个零部件仔细琢磨了半天，最后在10多个协作厂家的帮助下，小小的滑板车三个月就实现了本地化生产。

　　陆永江：我的朋友说，你花190美金买有没有市场?我说我不要卖190美金，我只要卖190人民币就行了。

　　2000年陆永江带着自己的滑板车参加了广交会，在会上他的产品以35美元的价格一炮打响，外商纷纷定货，在生产最忙碌的一天就能生产出两万多台，用他的话说，一天净赚一辆汽车的钱。船小好掉头，精明的永康人以其灵活的生产方式紧紧地抓住了国际市场。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家庭作坊式企业也要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永康市政府规划了五金科技工业园区。

　　永康市市长楼朝阳：产业集聚度非常高，我们到园区择优录取，排队录用。

　　现在永康的地价已经相当与上海郊区的地价。但即便如此，要求入园的企业还是排起了长队。铁牛公司是一家由8万元起家发展到目前总资产为2亿多元的高新技术企业。去年投入了8000多万元买了地，修建了新厂房。记者注意到，其中30%的土地都建成了绿地，光这一部分企业就要多负担500多万元。

　　铁牛公司副总经理：所以说非常值得。由于我们企业品牌上去了，企业的形象上去了，很多的信息都进来了。

　　永康三星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红飞：以前是家家户户都在搞小五金，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大五金，走向世界。

　　浙江目前形成了鲜明的区域块状特色经济，已有年产超亿元的区块500多个，其中乐清低压电器、海宁皮革、嵊州领带、诸暨袜子等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区块200个，区块经济总产值2001年底达到5990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

　　沈冰：体现出来小商品虽然小，但是非常非常灵活，是不是?

　　柴松岳：对了。我给你打个比方，欧洲统一了货币——欧元，新欧元它实际的纸皮比原来欧洲通用流通的又宽1.5公分。那么新的欧币一出来以后，原来的钱包就不适应了，放不进去了。浙江人马上发现了这个现象，立即组织生产，可以说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将一百多万浙江钱包，投放了市场。

　　沈冰：原来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低小散是吧，那现在新的模式，您会用哪三个字来形容?

　　柴松岳：最明显的现在我们是精了专了，精、专、高。我们现在提倡叫是工业园区，我们现在抓特色工业园区建设。

　　沈冰：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说浙江经济有点像是一种小狗经济。说其他地方的经济，他可能是狮子经济，或者老虎经济。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柴松岳：我同意。别的地方虽然很强，但是他是一只老虎，或者几只老虎或者几只狮子。浙江如果是狗的话，它是一群狗，几群狗，上百群的狗，这力量就强大了。现在我们浙江人考虑的市场是全球市场，全方位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想法应该是，既有狮子老虎又有狗。

　　沈冰：那是一个动物园。

　　柴松岳：就是说如果在市场导向下，能发展成老虎狮子我们大力扶植。

　　沈冰：其实我们说是小狗经济也是个比喻，其实是说民间的投资非常活跃。那么从浙江全省的情况来看，民间投资它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有多重要的地位?

　　柴松岳：今年我们用于工业技术改造大概要达到900亿左右。我们估计，民间资金达到或超过70%。

　　沈冰：我记得您在1998年刚刚上任的时候好像是许下了一些诺言，还有一些心愿是吧?那这些是不是您觉得也是您在任期之内应该做的事情?

　　柴松岳：对了,1997年我们基础设施很薄弱，反应在还债的能力也很低。所以我觉得政府就是要从过去具体管企业，琐碎的事物出来以后，要重视带有基础性的，导向性的，全局性的，甚至带有决定性的，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了。所以我当时第一就是海塘。

　　沈冰：三门会议上，虽然说心里没有底，可是您决心下了很大。您还记得您当时怎么说的吗?

　　柴松岳：在会上我是豁出去了。你政府就是要拿出实际行动出来帮助我们办实事。我说我是下了决心。

　　沈冰：多大的决心?

　　柴松岳：我说如果我任期内，浙江一千公里高标准海塘如果修不起来，我无颜面对浙江父老，也无法向老百姓交帐。

　　沈冰：那你准备怎么办?

　　柴松岳：我说那我就自愿下台，以谢百姓。

　　沈冰：差不多离那个时候，已经快五年了。您觉得您这个承诺，这个赌誓兑现了没有?

　　柴松岳：完全兑现，而且超额两百公里。今年9月6号，14级台风登陆温州，登陆的台风的强度跟那次温州1994年死了一千两百多人的强度一样。台风一过去，第二天，我就赶到温州去看了，这么粗的电线杆全部都折断，这么粗的树切掉。但是海塘因为标准高，虽然水进来了，海塘没倒，安然无恙，经受住了考验，经受住了14级台风的考验。

　　沈冰：这个海塘修的好，这个成效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么牢固的海塘想必资金投入肯定很大?50亿，50个亿钱哪里来？

　　柴松岳：中央给了我三个亿，地方财政加起来的话大概一半吧。所以政府大概出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是社会集资，另外我们还采用改革的办法，就是刚才我讲的，用市场的手段出租，把出租来的钱我来修海塘。这个也筹集了很大一笔资金。另外我们这几年，机关干部集资，企业集资，那也集了不少。包括我本人三个月工资。

　　为什么还有这种情况?可见我们政府的工作太浮漂，报喜不报忧。那次我是讲了激动了，他们县里的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任四套班子都在，我那时是拍桌子骂了一顿。

　　沈冰：现在情况怎么样?

　　柴松岳：我从那次回来以后，我跟我们省政府的几位同志商量以后，就出台了一个政府令，政府令是一种行政规章。我觉得扶贫，农村的最低标准生活要纳入到法制的范围。政府对那些困难群体不是可做可不做，不是恩赐，而是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谁如果说没有做好，谁就失职。

　　沈冰：我们来这采访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句好像顺口溜一样的话。说是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这个村又像镇，镇又像村，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柴松岳：从好的方面看，浙江好像城乡差别不大。但是又说城镇像农村,那么从贬的方面看呢，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的发展标准低。城市化之后，第二个问题也说明浙江城乡发展的规划比较乱。

　　沈冰：我记得好像绍兴也是这样的情况，绍兴是文化非常厚重，经济也非常发达，但是呢城市的感觉也不是很浓，但是最近我们的记者也是在今天采访之前，也去了一下那边，看了一下那里的情况。

　　崔桂友一家祖祖辈辈就住在环城河边，由于位于城乡结合部，环境脏乱差一直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为了重现“乌蓬小画船，白玉长堤路”的美景，2000年绍兴市政府提出了经营环城河的概念。老崔渐渐发现自己的生活来了个大变样，旧房子拆了，搬进了新村。同时环城河边建起了宽敞的绿化带和人文景点，就像自己家门口的后花园。

　　崔桂友：现在心情很开怀，现在灯亮了，树绿了，晚上坐在石凳上聊聊天。

　　环城河的改造需要动用资金12个亿，其中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到4%。绝大多数调动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采用了土地有偿使用的办法。第一块土地拍卖时，很多开发商并没有在意其中的商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最早尝到了甜头。由于环境的根本改变，环城河周边成了香饽饽，地价由原来的每亩30万元上升到130万元。周边的老百姓更是得到了实惠，八个免费的公园就像珍珠镶嵌在环城河上，成了他们休闲的好去处。

　　绍兴市水利水电局工程师张坚：集城市防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文化、旅游五项功能与一体，这是一个创造。

　　沈冰：实际上城市化的进程，它也是背后支撑的依然是非常活跃的民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

　　柴松岳：浙江有个很大的特点，这跟浙江人的思想观念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浙江人往往民间他自己能办的事情他都自己办，他也不找人。譬如讲，我们社会办学校，现在社会办医院。

　　沈冰：那您觉得城市化最终的，您理想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最后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柴松岳：城市化的目的提高城市的层次，总的层次，增加城市实力，加快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增加了城市的水平以后，借用城市更好地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最后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使我们浙江从城市到乡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造福于老百姓。

　　1978年到2001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3.1%，有124亿元增加到6700亿元，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四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1%，由331亿元增加到14550元，由全国第13位上升到第四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分别实际增长7.6%和8.7%，达到10465元和4582元，均全国第3位。

　　在浙江采访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政府不仅仅是管理者，还是服务者。看来市场的力量不仅为浙江经济注入源源不断活力，也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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