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别人做“嫁衣”：金丽红讲述出版的故事

　　1991年：《王朔文集》

　　1995年：姜文--《一部电影的诞生》

　　1997年：《中华文学通史》1998年：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

　　1999年：吴小莉--《足音》

　　王朔--《看上去很美》

　　2000年：白岩松--《痛并快乐着》

　　陆幼清--《生命的留言》

　　2001年：崔永元--《不过如此》

　　2002年：余秋雨--《行者无疆》

　　唐师曾--《我在美国当农民》

　　海岩--《平淡生活》……

　　这些读者非常熟悉的书籍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出自同一家出版社-华艺出版社，都出自同一个编辑之手，她就是金丽红，华艺出版社的副社长。也许这个职业天生就是为别人做嫁衣的，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金丽红是何许人等，但在出版圈里，她却是一个"名人"，有人赞许，也有很多人说她破坏行规、哄抬物价。

　　2002年的岁末，金丽红坐到了我们面前，讲述着自己出版的故事。一本书就是一个故事，并不晦涩、并不深奥，娓娓道来中，一切变得清晰可见。

　　2000年年底，有一个人引起了很多关注的目光，他就是陆幼青，一个与癌症做着不懈斗争的人，在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开始用笔记录下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他的这本《死亡日记》一经刊出，就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也成为了各家出版社争夺的焦点。

　　时牧言：陆幼青当时好像是说了这么一句话，看到金老师以后，当时和黎波先生一块来的，她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承诺，或者别的什么，但我就是感觉就是金老师那种很爽快，很诚恳。很人性的话语打动了他，当时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金老师当时带了一个小小的采访机送给陆幼青，就是那种可以录音的。放小录音磁带的那个小录音机送给陆幼青。虽然没有跟我说这个事，但事后也跟我说金老师想的都挺周到的。

　　金丽红：我个人是被他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最早我是在北青报上看他的一篇连载，是说他选墓地的那篇文章，当时我就非常非常震撼。我觉得，哟！这年青人可真是，他是三十六岁嘛，因为说实话我原来在医院工作过，待了十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这个人能够面对死亡，那么年青的一个人，那么坦然。而且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同样是幽默感，他通篇看不出一点死亡的气息，你会随着他笑。他里面有大量幽默的语言，而且文字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平静，那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在和陆幼青夫妇的接触中，金丽红的果断拍板使得华艺出版社最终拿到了这部书稿，事实上，做出这个决定多少有些冲动，金丽红并不讳言这一点。

　　金丽红：小陆呢!而且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坦率，这是我后来也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不避讳说要出书而且希望比较高的稿酬。这些稿酬要留给家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他有夫人有女儿。特别是女儿，他希望不但给女儿留精神财富，还想给她留部分物质的东西。希望她们母女在他身后能够过的好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不应该回避的东西，他都非常坦率的说出来了。我们就明确给他讲说我们可以起印量比较大，起印十万本，当时他们两口子都比较惊讶。能感觉到。这时我第一印象就是其他出版社可能没谈这么高的印数。

　　做这本书的时候，金丽红做出了很多违反惯例的决定，比如提前公布书名、比如在作者去世之前出版《死亡日记》，其实，即使是运作这本书，她也曾有过犹豫，毕竟这件事已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不免有跟风炒作之嫌，但是此时的金丽红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金丽红：不做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很好的一本东西，人家看不到，做是什么结果呢？人家觉得就是炒作。我必须选其一。我一定去选择做。肯定你要背上个说法。还有更难听的说法就是说你挣死人的钱，但实际上我们选择来选择去，我觉得他的很多做法会给很多的癌症病人或者健康人一些启发。这事是必须要做的。但后来我们有些做法可能是，比如说我去了五次上海，包括社里有些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开销太大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超出做书的想法了。后来他夫人提出来他不能写了，他是到了应该是三个月吧，八十多天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写了，完全没有自制能力了。不能写的时候夫人提出来，包括陆幼青提出来：能不能生前出？这个当然我也是出乎意料的。包括社里一些同志也觉得，既然是《死亡日记》详该是死后在出。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不能考虑这些了。

　　黎波：我们当时就从反盗版的角度考虑，如果早出来这个书盗版肯定能拿到。因为你现在防不胜防。老金说宁可让它盗版，宁可让它有这种危险，咱们也要把这个书操持好。先出。让作者生前看到。

　　时牧言：当时有好多家出版社来找我们，但他只跟金老师谈了一个小时不到，就毫不犹豫的把自己这本书交给了金老师，让我觉得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种评价和信任。然后其实陆幼青出在书里面也提到过一句：华艺出版社金老师他们是非常知道文人的心思的。就是当时会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把那本书赶出来让他能够看到。

　　《生命的留言》开印以后，金丽红让社里先抽出来两千册，拉到装订厂去装订。突击赶制出来以后从中选了十本，送到了上海。

　　时牧言：我记得拿到书的那一天是11月11号，那一天是正好离陆幼青写作那一天是整整一百天。我估计书是要到下午一两点钟刚刚拿到，黎波先生就乘飞机下午四五点就赶到了上海。那天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来了好多记者，陆幼青也是非常激动。因为很早就等着了嘛！那天刚刚捧到书的时候，我的朋友曾经就了这句话：就好像看到自己第二个孩子一样的感觉。而且那时候陆幼青是基本上是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大家挤进病房的时候，就是把书捧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俩控制不住的都哭了。我觉得里面包含着太多太多的内容。

　　对于金丽红来讲，《生命的留言》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选题了，这里面包涵了太多的感情，在书出版以后，金丽红仍然没有忘记专程去上海看望陆幼青。

　　金丽红：12月8号去了趟上海。一个是补签一个合同，一个是看看他吧！但我没想到他是两天以后去世了。当时我到医院看他的时候，我觉得精神还可以，但是肿的已经是不行了，脸是看的都有点透明。当时我就跟他讲，在他身边吧！"小陆，你真了不起。你的这个(呜咽)现在想想还是有些激动。因为我确实觉得他挺了不起的。我说：你全部药费都是你自己挣的。因为我知道他家里确实比较困难。生前人家也说他挣了房子挣了车，他还有个老母亲。当时我说这话确实比较激动，就是我发自内心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在生命最后，不需要国家不需要家庭来给支付这些东西，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金丽红非常真诚地对待每一位作者，陆幼青曾经说过，和金丽红谈话没有做生意的感觉，很多人都有同感，也许这就是对她最好的褒奖了。

　　时牧言：陆幼青病重的时候，也是这样，金老师也是常常来看他，话不多，每次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坐在那边就不想走。就是看着陆幼青。我觉得到后来我们跟出版社的关系，我觉得我们是很少带着那种很商业的成份。有很多个人的感情都溶在里面。比如天又吧，她不一定对别人敞开心扉，但是每次看到金老师就是话特别多。

　　金丽红：我做书都成朋友了，不是说单纯为做书。包括无论是余秋雨还是一般的一些作者，都是这样。我觉得生意肯定是要做的。你说不做生意有点装蒜。但是人和人相处一定是有人情的，是有感情的。

　　回顾金丽红的出版生涯，人们会清楚的发现，几乎在出版界每一次的轰动事件中，都能够看到她的身影。

　　早在1991年，金丽红出了一套今天仍然让出版社受益的书--《王朔文集》，这在当时曾经引起过巨大的争议，事实上在出版以前，这个选题曾经让她反复斟酌。

　　金丽红：我们曾经征求王蒙的意见。就问王蒙老师：你觉得王朔怎么样？王朔算不算作家？他的作品算不算文学作品？后来王蒙非常坚决，就是发自内心的讲：王朔当然是而且是好作家。后来我们就确定把他放入作家大系。那是开始。后来出他的文集呢，那是92年。出他的文集那个争议就非常大了。在这之前的时候，所有的文集应该是盖棺定论的一些老文学家，就是属于泰斗级的，比如说老舍、比如说郭沫若、曹禺，就没有给青年人出文集，这首先是一个大的争议。

　　黎波(华艺出版社发行部主任)：出王朔文集的时候，老金当时根本就不在乎：你就是年轻，我不给你出全集，因为你没有过世，我给你出文集总可以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年轻出文集的先河。

　　事实证明，《王朔文集》的出版给华艺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直到今天，这套文集仍然在不停地加印、再版，而它带给出版社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丰收，还有观念的转变。

　　黎波：事实证明这个王朔文集卖的不错。我们出版社是不断的再加印。再加印。我们出版社买的第一辆奥迪车就是由卖<王朔文集>挣的钱买的。

　　金丽红：当时至少我们开始迈出了市场的一步，就是首先应该知道两点：一个就是你的书，实际上书是一种消费品。精神消费品，它的消费品是谁？等于像一个产品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是谁？首先那个时候，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感觉。另外清楚你通过做书不是给自己看的，也不是准备压库的，不是仅仅给那些领导看的。就是要为我们读者服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王朔文集》的出版过程中，金丽红遇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那就是"版税"，这个今天已经一种司空见惯的付费方式，在当时却是金丽红闻所未闻的，而提出这一要求的就是王朔本人。

　　金丽红：当时因为只听说过稿费，没听说过版税。我说版税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讲你印多少然后跟定价有关系。跟你的印数有关系。一相乘。这就叫咱们图书界常说的"码洋"，"码洋"的百分之多少要给作者。王朔说一句话就是你卖一本书你得给我一本钱。这让我们觉得特别陌生。他提出来以后呢，当然我们也得算这个帐。出版社至少不能赔吧！因为他当时提出来的想法就是所谓走"码洋"的10%。这后来基本沿袭这种版税了。我们算算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提法是跟国际接轨的。

　　《王朔文集》的走红使得金丽红在圈里名声大震，而这时距离她进入出版行业不过三年时间，在此之前，金丽红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了八年记者。半路出家就取得如此成绩，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金丽红：我进入出版界的时候是88年吧，1988年。那个时候就应该说在全国范围来讲图书界的这种市场运作基本上没有成气候，过去出书还是沿袭那种计划经济的感觉，那个时候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太多的形成一种约束。再加上我刚才讲的，我们社因为缺乏那种先天优势，就必须做市场。我做市场这块基本上没有前车之鉴。等于是你什么可以没有效仿的东西。只有自己去做。在自己做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框框来限制你.

　　记者生涯强化了金丽红对于新闻的敏感性，然而在《王朔文集》之后，华艺的出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1995年金丽红推出了姜文的新书--《一部电影的诞生》，这个堪称是名人出书始作俑者的尝试却受到了市场的冷落，金丽红也遭遇到自己出版生涯的最大的一次挫折。

　　金丽红：你也知道姜文这个人很有个性。他当时的说法就是：我要出《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电影的诞生过程，里面既要有王朔的原著，同时要有文学剧本，还要有他的电影的完成台本。你想这三个本子放在书里有多少人能看的懂？其实我们当时应该非常明白：这个书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但是同时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影视的创作、或者说制作机构、或者一些爱好者会有兴趣。你从专业的角度做成普及本。是可以的。但当时的这个定位非常不清楚，我觉得还是市场意识不太清楚，所以当时把它定成畅销书。所以开印一把就大了，就印成十万本，那么后来发了七万。这本书应该就当时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在市场运作方面特别是对读者的定位、和对读者兴趣这块的研究和感觉还不是很准。就是在制作前的这种把握和决策还是有些失误。

　　尽管这本书并没有亏本，但在金丽红的出版生涯中，却的的确确算得上是一次失败，因为在此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金丽红的眼光确实独到，几乎就在一年以后，名人出书就成为了一种趋势，而华艺出版社则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

　　1996年，几乎在一夜之间，名人出书成为了一种时尚，以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开始，包括杨澜、王铁成、宋世雄、程前等影视界名人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随笔、自传，而倪萍的《日子》一书更在销量上达到了顶峰，此时的金丽红却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了外面。

　　金丽红：吴小莉，当时的判断是什么？我得讲讲我自己的想法，朱鎔基点名是很重要的一个，首先我觉得朱总理他的判断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吴小莉的东西，她台湾主持人和内地主持人不太一样的感觉，倒是一种吸引力。她这种反差会让很多的观众有一种好奇心。小莉她也比较大方。比较大气，我是觉得吴小莉在说话中间的流畅啊！说明她还有一些能力。我们就查了她很多资料，觉得值得做。

　　事实上，当时看中吴小莉的绝非华艺一家，可以说，是金丽红广泛的关系和简单直接的工作态度最终吸引了吴小莉。

　　吴小莉：事实上华艺出版社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刘震云刘作家介绍的。因为刘作家很多书在这里出。他们也很积极的跟我联系，事实上之前已经有许多家出版社跟我联系过了。但我也要跟他们说声："抱歉"。就是没有办法跟出版社一一的做合作，所以因为刘作家的大力支持跟撮合。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华艺出版社出这本书。

　　金丽红：当时见面的时候，很多人在，然后我就跟她说：小莉，我们是华艺出版社的，跟你们老总比较熟，反正也是套套近乎吧！吴小莉说：哟！刚才好多出版都在给我约稿子呢。我说：这样吧，你就记得有这么一个事。至于你能不能写，至于选定那个出版社由你来定。我们话这么说，实际上后面的工作就都跟上了。

　　黎波：老金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在点拨我们应该怎么做。甚至后期陪着吴小莉出去搞一些签名，她都亲自陪。所以这本书我们发到最后，我们做了二十万。二十多万册。给人感觉非常成功。

　　《足音》的成功再一次让人们对金丽红刮目相看，但是华艺在出名人书方面真正独领风骚却是在后来，随着大量同类图书的不断推出以及内容质量的不断下降，名人出书受到了市场的冷落，然而就在这时，金丽红却反其道行之，毅然成为了名人出书的领跑者。

　　金丽红：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的应该是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为什么呢？白岩松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名人出书已经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时候，我倒出来溜哒了。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形象的。他刚开始出书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深是2000年的春节，我正好到街上去看，正好刻意去看一下。他的书根本不走。当时吓出一身冷汗。我们开印十几万，十七八万。十七八万砸手里那可是个大数，所以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紧张。

　　这个时候，金丽红在市场运作方面的能力显现无疑，通过媒体的宣传，《痛并快乐着》的发行走上了正轨。

　　金丽红：专门为白岩松的书开了一个会，像请了刘恒、余华这些著名作家。这应该讲是跨行业的，按道理讲他应该请一些主持人来，当然我们也请了小崔了。参加这个会，他们在会上说的非常生动。那个会以后有些反响了。

　　最终，《痛并快乐着》发行了61万册，这在当时可谓创下了一个不小的奇迹，紧接着，金丽红又趁热打铁，推出了崔永元的书--《不过如此》。

　　金丽红：崔永元是我们开的印数最大的一个，就是起印三十万本。这很大。当时说实话心里就觉得不太有底了。因为没这么大印数。我觉得开印二十万就比较踏实了。然后就跟小崔商量，我就跟小崔讲：自打说跟你签了三十万的合同以后，我就没睡好觉过，天天睡不着。怕。所以说工作做很细也跟这个有关系。那个是压力很大，但是后来证明三天之后脱销，四十天之内印到八十万。小崔后来跟我开玩笑说：我早让你印到七十万。我说：你什么时候让我开到七十万？当然这是开玩笑了。这个可能是我们估计不足。

　　《不过如此》最终发行了104万册，而各种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宣传也着实让人们领教了金丽红的能量，事实上，类似的策划并不鲜见，金丽红最为得意的当数1998年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这部四卷本、2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最终卖出了让人瞠目的3万套。

　　金丽红：刘震云这套书还是刚才讲的从内容角度讲，我们有个判断，尽管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这样讲，很多著名作家讲：不相信全国有十个人读完了这本书。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读者比较关注的点。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比如说《李自成》啊！比如说二月河的那些书。还没有一本现代题材的书写到二百万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很多读者会关注什么书能写到二百万字？另外因为刘震云因为他的《一地鸡毛》、因为他的《官场》、因为他的《塔铺》这些小说，他成为很有名的新写实主义代表。过去的《一地鸡毛》非常有名，排成电视剧。徐帆、陈道明演的也非常的捧。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新写实主义是很多普通读者能够接受的。他突然改变写法，用一个比较荒诞的、充满想像力的写法去写这部长篇，我觉得这又是个点。就是很多的读者会关注他怎么改成这样？我相信三四万的读者应该没问题吧！他过去的读者是上十万的。

　　与此同时，其他几家出版社也在争取这部作品，就在金丽红宣布华艺已经拿到稿子以后，仍然有两家出版社表示志在必得，激烈程度可见一斑。时隔多年，当事者终于道出了当年的内幕。

　　黎波：当时刘震云希望这书起印四万套，后来我估计可能跟这些出版社谈，都没有谈下来，后来老金去谈，老金非常脆的说：就这么定了。刘震云没给别人。在我们拿到这个稿子，在编的过程当中，那些出版社还在说，这些稿子是准备在我们这儿的。这里面进行的比较隐蔽，就说明前期就参与了一些竞争，出版社的上流竞争也很激烈。老金跟刘震云达成的一致就是：咱们先对外不说，先把这事儿给办了。

　　金丽红：在没签字之前被人拿到的可能性，我觉得没有。我特别有自信。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在这个之前，人文社和作家社，他们的品牌要比我们响的多。他们的编辑实力、出版社的整体实力要比华艺出版社要强的多。这一点我是非常知道的。我们社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都不比他们有优势。只有一点比他们有优势，就是市场运作能力。因为他这个书是97年给我们的。我们从89年开始运作市场，我知道在这个之前，无论是作家社还是人文社，在市场运作方面都没有华艺社这么早，我们运作比较早。特别是市场的感觉和宣传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很有自信心。这点我觉得他比不了。而刘震云这本书恰恰是必须靠市场运作。

　　华艺出版社与刘震云商定的4万套的起印数被其他社看做是天方夜谈，更有人直言华艺这回死定了。然而，就在签署出版合同的时候，金丽红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故乡面和花朵》一书由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包销，这就意味着，卖不出去的风险已经从出版社转到了新华书店。

　　黎波：我们就想不行我们就找一家新华书店，采取包销的形式。但是要把这个宣传工作做到位.当时老金接到这个稿子以后，详细的跟刘震云策划了一个方案。从开始怎么撒风、怎么介绍？全国三百多家媒体反反复复做了三个多月.金丽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当时在文采阁签合同，当时刘震云是一方，我们是一方，然后北京发行所是一方，我们和刘震云签出版合同，然后接下来和北京发行所签发行合同。当时我就听旁边有人讲：华艺真够猾的。一签了合同没他们什么事了，就是等于有包发的了，也不愁钱了。有说猾有说聪明的，反正总之你们比较会做生意。那一个会我们实际上是一石几鸟，一个是签了合同大家都踏实了，当然也说明我们开始做工作了。同时这是宣传的第二回合，这次的会很多媒体都报。都宣传出去了，实际上等于我们的第二轮宣传。另外同时也是为下一个回合做一个预备工作，等于是告诉所有读者这个事情开始做了。一石三鸟。

　　在对待作者的时候，金丽红从来都是以诚相待，她曾经坦言：在自己心中，读者第一、作者第二、书店第三，第四位才是自己，当我们仔细回味时发现，这决非一种客套。

　　黎波：老金也经常说这种话：别人要是都到挣到钱了，从你这儿挣到钱了，自然你就能挣到钱了。这话我们觉得对我们大家特别有帮助。因为你不想让别人挣钱，那你自己怎么能挣到钱？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跟兄弟社的领导开玩笑说：比方说这个稿子要拿到你那儿去，你准备给我们拿大头拿小头。有很多领导是这样说的，在保证出版社利益的前提下，保证给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听了这种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出版社没戏，你优先保证人家的利益了，你自然就能拿到稿子。你保证不了人家的利益，人家谁能把稿子拿到你那儿去。

　　冯小刚：老金他们华艺出版社，从最早我是听王朔说。他们都是说他们是最值得信赖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比较好的发行推动能力。同样一个书可能放在别的地方发行弄的就不行。

　　今天的金丽红已经是出版圈里的一个公认的大腕，但她自己却非常谦逊，正是在这谦逊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金丽红，一个对自己了解得非常清醒的金丽红。

　　金丽红：实际上我是在埋头做这个事，可能跟兴趣有关系，到最后它可能是有影响了。我觉得现在成了什么了，成了什么大气候，我没觉得。我始终觉得人家那个每年做十几个亿的是做大。我觉得还是没有做成很大规模。没有觉得特是回事儿。包括有时候像小崔他们说起来：哟！你现在外面都知道你。我觉得就那么儿回事吧。是成那样了吗？没有。可能我比较自信的是将来退休以后办一个叫"金大仙"，帮你们判断这个书，就是说你的书印量有多大？市场有多大？我这个说的比较准。

　　这就是金丽红，平平淡淡、不事张扬，却又目光敏锐、雷厉风行。身为出版社副社长的她，其实最大的乐趣还是做书，眼下，她已经拿到了冯小刚和李咏的新作，而王朔、余秋雨的书也在运作之中，也许，在2003年，金丽红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