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企业家的五大软肋

　　张锐

　　在维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诸多社会力量中，企业家已经越来越发挥着其他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为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定阶层。也正是如此，才能让我们能从更现实的角度对中国企业家的另一面做一画像。

　　成长错位矮了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流淌着传奇和动人的色彩，那些曾凭靠胆识最先闯入市场经济汪洋大海并淘得第一桶黄金的“体力型企业家”，如今虽然大多淹没在群星灿烂的企业家天空中，寂寥无声，但中国的创业史册中却镶嵌着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奠定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张瑞敏、柳传志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型企业家”竞相弄潮，开始了重新打造民族工业的历史，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企业家赢得了在社会中的应有位置。

　　1998年掀起的风险投资和网络公司的热潮催生了中国第三代“创业型企业家”，这些生龙活虎、才高八斗的的后生们怀揣着自己的专利核心技术或核心服务能力，在网络世界冲浪戏水，不管是IT的冬天还是春天，他们都在试图写出与前人不同的历史。

　　每一个企业家的背后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自己所处时代甚至是先前历史的印痕。以土地作为立身之本的“农业文明”使得中国的企业家还保存着对土地的丝丝眷念以及对与土地本质特征相近的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痴情追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家不问产品生命周期，一上来就跑马圈地、盖石房、买机器，结果固定资产投入很多，流动资金难以为继，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同时，在中国，领导时代先河的还是世袭的房地产大亨或是与农业高度关联的产业。尽管“工业文明”早已渗透于国民经济肌体，但我们仍然还没有摆脱制造业为主的羁绊，在这个传统的部门，我们的企业家艰难地甚至痛苦地被复制出来。

　　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们将“信息文明”端到了西方人的餐桌上，而“信息文明”又反过来让企业家不断体会着成功的快感。在现代西方，唱领风骚的则是信息高技术产业的后起之秀，新一代企业家群体在崭新的风险投资模式下被快速批量培养和生产出来。虽然中国目前也试图实现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体，中国产业企业家也开始向信息服务业企业家转型，但毕竟还远未成型和成熟。

　　这也许正是从特定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中国企业家队伍的“美中不足”，导致了一个是标准的“工业时代”的企业家群体，一个是标准的“信息时代”的企业家队伍。

　　权力情结累了中国企业家

　　全球经济的车轮已经前行到了一个能够预见未来的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取决于其企业竞争的实力与水平，而决定企业可否胜出的关键则是企业家整合资源的眼光和能力。

　　34万余户中国企业的数量足以可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但为什么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寥若星辰？当我们面对着国际巨人们，我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平均3000万元还不到的企业经营性资产规模怎么能让人挺起腰杆？在一个资本吃遍天下的时代，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太瘦小了。

　　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在不断地为中国企业寻找新的药方，但中国企业家必须行动起来谋求整合。然而恰恰是在这一致命环节，我们却被卡住了脖子。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签字拍板、运筹帷幄、发号施令，是任何一个试图成就大业者都想干的美差，委身求全、屈身下嫁，自己面子上就过不去了，位子也摆不正了。这种由“权力情结”衍生而出的“鸡头文化”始终是中国企业整合路上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我们的企业家缺乏的是一种整合的内在冲动，并且过多地依赖于政府，而一旦政府行为失败，于是举起讨伐政府的大旗来捍卫自己的“鸡头文化”。

　　“纵观企业的历史，没有哪一个企业是靠自身扩张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又没有哪一个企业不是靠兼并而最后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斯蒂格勒如此总结和褒奖国外企业资源整合的路径。企业家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不计算个人升迁荣辱，更多地提升企业形象而非自己的派头。看来，我们与别人的本质差距还是在市场观念的层面之上。

　　急功近利害了中国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起步迟，规模小，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很难听到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纷纷“入侵”，许多中国企业家更是产生一种心理落差。同时“巨大的雄心”又骤然勃发，动不动就要“称王天下”。许多企业为进入世界500强甚至制定了时间表，喊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口号，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投入和扩张。

　　中国的企业患上了“大企业病”，这是长虹集团总裁倪润峰再度出山时说的第一句话，“联想也出现了大企业病”，年轻的联想集团掌门人杨元庆如是说。在笔者看来，如其说是企业有病，还不如说是中国企业家有病，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瑞龙的话说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秀重于练内功”，热衷于炒作、策划甚至玩“空手道”。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下，企业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变成悲剧。

　　相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多元化对于国外企业家来说可谓是一张烂熟于心的“作战地图”，所不同的是这些经验老道的同行收获更多的是成功，其中诀窍以事实为证：本田公司能够成功地进入与己无关的行业，如汽车、割草机、水下引擎和发电机等，是因为它拥有在发动机方面形成的核心能力；摩托罗拉公司建立在其无线通讯技术专长之上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使其在核心业务交换机等通讯产品市场上享有持久的优势地位，在BP机、双向移动无线装置和蜂窝式电话等产品领域也鹤立鸡群；SONY公司的“微型化”能力使其在家用电器、微处理器、包装制造、供电管理等多个领域遥遥领先……做大但不做滥，固本立基，兼容他业，国外企业家的成功之道可以写进我们的MBA教科书。

　　后继无人断了中国企业家

　　在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对人的管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当是一个出色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高素质的领导团队体现出企业的综合实力。在中国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企业家个人的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张瑞敏临危受命“砸冰箱”，竟然“砸出”了一个世界级品牌；刘氏兄弟凭借1000元本钱搞养殖，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饲料大王”；柳传志寻机下海，创办计算机技术发展公司，打造出了联想今天的辉煌……这些时下赫赫有名的中国企业在创业者手中像变魔法似的发展起来，创业者自然成为大众崇拜的英雄，企业家的个人名望大过企业的名气。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企业家难免产生一种职位的优越感，个人经验于是成为范式。

　　不是说企业家的丰功伟绩不能歌颂，而是说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要依靠团队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对此，杰克·韦尔奇道出了自己的从业真经，“我把自己比作海绵，不断吸收和改进着领导成员的每一个好点子”，“CEO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让你的属下把自己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断寻求集体智慧的最大化。”

　　优秀的接班人反映着企业的未来。过去中国人都是在病床上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子女叫到身边立遗嘱，而外国人一有资产的时候，20岁就要立遗嘱，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在人老了、退休了或者落马之前才匆匆选定接班人。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之一的海尔、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的张瑞敏，在权力的交接上也未能免俗。对此，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一个企业是否做得成功，要取决于个别人离去后，企业是否还能正常发展。”

　　员工的亲和力成为企业胜出的标志。人们发现，在超级“零售帝国”沃尔玛，总裁和合伙人(员工)始终保持着亲如一家的关系，高层职员经常参加由公司发起的各种聚会，每年举行的公司年会无一例外地邀请所有职工参加。任何人，包括总裁本人，在总部办公楼前车场上没有一个固定车位。而杰克·韦尔奇关于对员工的沟通、激励和庆功的现身说法，还有他那独特的“便条式管理”无不是国外企业家管理之道的粹炼。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呢？用香港大学丁学良教授的话说就是“老板意识浓厚，民主意识薄弱”，此语也算点到了中国企业家的命穴之上。

　　规则缺失毁了中国企业家

　　2001年第12期《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封面文章《21位中国企业领袖全球竞争力重估》，柳传志的发言可谓振聋发聩：“我们要更深刻地反省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国加入WTO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形成一个标准的商业环境。与IBM这些国际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差距可以罗列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诸方面，但是事实上也不仅仅表现在企业层次上，支持我们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的环境基础都比较薄弱。”中国企业家所处的环境的确令人轻松不起来。

　　中国的“工业时代”还是一个“前工业时代”，大多数政府垄断和管制的产业如石油、电力、汽车、电信等，还远未走出“垄断下的矮子”的影子。2000年初，美国媒体评出了对美国20世纪这100年影响最大的企业家，其中有汽车行业的亨利·福特，作为制造业的典型代表的汽车行业，是创造工业时代英雄的最好产业。而我国汽车产业还十分幼稚，还未能出现对传统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汽车巨子”。

　　“59岁现象”让罩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光环黯淡了不少。原因何在？还是我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中国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工资最低，中国有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破产”，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一语中的；“中国企业家太穷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国企业”，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格鲁德曼也如法炮制。的确，在一个产权不清晰的经济模型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实在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最近，国际管理顾问公司太平洋国际(TtowerPerrin)进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调查，结果显示，各国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薪美国达到106万美元，英国70万美元，法国60万美元，德国41万美元，瑞典35万美元。中国企业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万元人民币左右。

　　话说回来，我们也有自己的激励，如加官进爵的政治激励，评先表优的精神激励，这种与市场经济的风向标完全相反的操作方法对于企业家的成长不能算是福音。官位是政府给的，荣誉是政府赐的，如此商业环境很难培植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市场中产生，在市场中壮大，在市场中更新，国外企业家已经走出了一条通天之路。

　　(作者：张锐，37岁，中共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部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在国内外重要媒体发表学术论文及调查报告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