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华裔经济学者张五常的“李冠张戴”(下)

　　刘正山

　　2.张五常称：“芝大的两位仁兄(J.Gould与J.Segall)......他们错了的是举出的反证实例：龙虾在波士顿原产地最可口，蔬菜在农村原产地比城市的好吃。这两个反证例子不能成立，因为龙虾与蔬菜都是以新鲜为上。波士顿的龙虾运到香港来，其肉缩水会少了三分之一。”张五常声称这个观点是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当年为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若干年后 才想出‘有质’量与‘委托’量这个重要分别，才知道苹果的质量是‘有质’与‘委托’的合并。糖分委托于质量，问题就清楚了。”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在这节的第一段，张五常说：“我在这里把艾师的假说略加修改，作点补充，然后一般化地表演一下。”

　　但是，Borcherding和Silberg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年2月号上发表的题为“Shipping the Good Apples Out:The Alchian and Allen The orem Reconsidered”中已经指出，“芝大的两位仁兄”J.Gould与J.Segall对“艾智仁———艾伦定理”的指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艾智仁———艾伦定理”假定产品在运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诸如损坏、腐烂或其他质量上的变化。

　　张五常的其他文章也存在类似的“史实失误”。如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译本的序言中，张五常写道：“我朝夕思索三个多月,反复推断但是片段的分析总是连接不上。幸而在1981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一个较为完整贯通的理论总算显现出来。”作者所谓“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即是后文所说的两类交易费用：(1)一个制度在运作时要付出的费用；(2)采用某个制度或者制度在蜕变时所要付出的费用。换句话说，就是制度运作费用和转变现存制度的费用。这个“交易费用二分法”，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个重大贡献，问题只在于张五常为什么苦思冥想三个多月而不可得，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得出这个“二分法”？要知道，这个“二分法”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科斯1960年发表的经典文章《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of Social Cost)里面。科斯的原文(《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